蟋蟀在羊城

斗蟋蟀自古便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堪称中华一绝，始于唐朝，盛于明清，延于民初。斗蟋蟀之风在中国劲吹过千年，在海外更是华人世界特有的文化娱乐，东南亚一些城市的斗蟋蟀大赛，曾造成万人空巷的狂热。而广州，也有许多关于蟋蟀的故事流传。

草莽石隙的虫斗士

早年文明路旧中大校园（前省博物馆和今省图书馆）的颓墙旮旯，越秀公园和烈士陵园的野岗草丛，以及越秀北原省社科院后的东濠涌畔河岸旷野，凡有蟋蟀可以藏身之处，涉足其间，都不难发现这些小精灵的踪迹。“小暑小捉，大暑大捉，立秋乱捉”，值钱的大蟀多在立夏后长成，此时，蟀乡善捕者手脚勤快，一季所挣超千元并非难事。一晚能捕过百者，堪称高手了。秋后蟋蟀牙软不堪战斗，中秋节后就再无人捕蟀了。

粤北人谢国新是个大蟀迷，生活在蟋蟀故乡粤北连滩，对捕蟀养蟀情有独钟，每年精心培养斗蟀动辄一两百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起，谢家父子与人合伙，一起经营收蟀和养蟀生意。持之以恒，年年自费带着家乡“连滩蟀”，穿州过府，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各类蟀赛，家中悬挂奖旗多达近百，上书“华南虎”“无敌将军”“皇中皇”“铁爪银牙”……1990年天津举行的“省、港、澳、东南亚蟋蟀大赛”上，他手下的“蟋蟀将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几轮大战后，折桂而归。1995年一年之内，接连参加了国内和东南亚等地蟋蟀会主办的大赛鏖战近百场，囊括冠亚军，成就了“连滩蟀”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绩，使各地蟀迷均对广东这一名品刮目相看。

清代斗蟋蟀

两蟀相遇微观格斗

蟋蟀相斗堪称昆虫奇观，只因两蟀狠斗时的招式以及惨烈，绝不亚于人类角斗场上的肉搏。将两只雄蟀引入斗盆，两雄触须相交，鸣叫声中，激战立即开始。蟋蟀咧开牙钳，头顶，牙夹，脚蹬，战成一团，不停地扭动身体，抢占有利位置，发力扑杀，短则几回合，长则几十回合，败者落荒而逃，胜者振翅长鸣，趾高气扬，仿佛在向主人报喜邀功。各江“蟀王”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就像流派林立的武林中各怀绝技的高手一样，在斗蟀场上，纷纷施展各自的独门暗器。行家观战，“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最津津乐道的是那些一招制胜的撒手锏：“双飞仙人脚”——佯装不敌，背身突施双腿劲射；“狮子滚绣球”——咬住对方要害连续翻滚；“童子拜观音”——暗瞅空子钻到对方的肚子下咬破肚皮；“力掀泰山”——身躯下沉，斜伸利牙，推土机般掀翻对手；“霸王举鼎”——凭一身蛮力将对手力扛过头，再重摔落地；等等。

人类拳坛搏击有拳法，蟋蟀格斗也讲究“招数”。仅仅一次“埋牙”就可于瞬间将对方摔至一旁，使之根本无法近身，像自口中喷出一股强风吹跑对方，称之为“喷夹”；与之相反，一“埋牙”就把对方死死钳住不放，发力一直往后拖，令对方徒劳挣扎摆脱，毫无还手之机，最后被迫忍痛弃战，称之为“留夹”；还有“荡夹”“背夹”“推夹”“滚蹬”“背摔”“斜顶”等多种精彩套路。有的蟋蟀在打斗中被咬掉了一条腿或两条腿后，仍以残躯奋力向前，冲向对手，这就是粤语“打瘸脚都唔怕”的起源；有时一只虽然被甩出了盆外，仍不服输，复跃进盆中继续搏杀；也有性格高傲的“蟀王”，落败后，奋力一头撞壁，壮烈“愤死”。既无导演，也无训练，全凭与生俱来。蟋蟀——这谦卑的草莽石隙虫辈真不愧为勇猛的斗士！胜负立见，伤残、掉腿、损牙、伤须、断尾，甚至腹流黄液。强蟀对决，三局之后即使胜出，亦无力再战了，“三局出将军”也就成了赛规之一。战败之蟀犹如惊弓之鸟，许多名贵品种只要一两次斗败，就失去了蓄养的价值，被扔掉放归野外，繁衍后代，可算善终。一些还会当即被捏死、摔死或踩死，残体成为鸡喙下的佳肴。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李小龙年轻时在香港投拜佛山武林咏春拳高手叶问学艺，叶经常带徒弟们去斗蟀场观看斗蟋蟀，他常言：“真系比武术比赛还犀利，打断肶（粤语：腿）还在打。”以此激励一众徒弟。对于虫迷，看一场精彩的斗蟋蟀，直看得你热血沸腾，无异于看一场精彩的武术搏击一样过瘾。古称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即斗，勇也；重伤不降，忠也；败则哀鸣，知耻也；寒则进屋，识时务也。”真乃世间灵虫。

色艳善斗色深必凶

自古以来，品蟀相蟀，国内传世的蟋蟀图谱和秘籍多达近百。无论任一版本，都不外八至十大类辨蟀要领，包括头、颈、面、钳、腿、翼、肉、尾枪等相法，每一大类更含变数、奇道和暗门，数不胜数。古谱甚至有详细的分类记载，如青虫三十五，黄虫二十三，红虫二十，黑虫十。姑且不论是否囊括，单就这份认真程度，足见古代中国蟀迷对蟀文化一往情深。南宋末年贾似道是误国害民的奸相，但玩蟋蟀却是真正行家，他两万余字的《促织经》，至今仍是养虫者的经典祖书，更是中华最早的一本昆虫学专著。其中，用瓦盆养就是他的发明，此一创造流传至今。

广州蟀界过去比较信奉的是“一钳二色三叫”的口头禅，简明又扼要，高度概括相蟀要领。“钳”即牙，是攻搏之器，两蟀相搏四牙交错，牙坚者胜。有称钨钢牙的，蟋蟀死后剥下钳牙，竟可钉入坚硬的酸枝木板。还有紫花牙、银牙、大红牙、黄板牙、水红牙等。而“色艳善斗，色深必凶”，“黑不斗青，青不斗紫，紫不斗赤，赤不斗怪”，还有“长不斗方”（指体型）。当然，光凭肉眼来判断蟋蟀的优劣，其实难乎其难，有老前辈说：运用任一相蟀要诀，关键是要参照每只蟋蟀的“幼、壮、老”三个生长阶段。处于壮年期的蟋蟀，全身发育完毕，身板已进入战斗状态；否则，即使外观看似强壮，实质过嫰过老，也会力不从心，临战即败。无怪乎斗蟀场上过去那些豪掷千金的赌客，看输一眼，大跌眼镜亏本出血的时有所闻。“叫”也切莫轻视，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年少时学得高手经验，尝试以声选蟀，挑中午时分到德政路一家前店后仓的蟀铺选购，嫌当时上架摆卖的罐装蟀价贵，店主应允入后仓，从那堆未分等级未定价的几千个筒装蟀中“盲选”（一口价，不准打开看，死蟀包换），并开价二角五分一虫，比进货价只多收五分钱。在蟀仓内静听十数分钟，我循蟀声取下两蟀筒，交钱欲离，店主好奇问可否打开一看，落盘现身，果真百里挑一靓蟀，复再来，店主谢绝。普通蟋蟀晚间鸣唱，而午间偶尔鸣叫一两声者，是善斗怪蟀，凭此选择终得靓虫，真让自己高兴了好多天。蟋蟀鸣叫多为单数，三、五、七声，如果叫出双数，可能就是劣种。据悉广州文化名人刘斯奋先生年少时也是爱好此道中人。市中心“文化龙脉”旧中大的西堂、北斋、文园、红楼、教园，当年有众多学界教授、社会名流会聚一地，懂得鉴赏蟋蟀打斗者为数不少。

蟋蟀喂养不难，十分粗生，食量也少，米饭、番薯、菜叶均可。然而培养能征惯战“蟀将军”则挺为讲究，须付出耐心和毅力。广州气候炎热，蟋蟀从野外捕回后，须先分喝数次荷叶水或绿豆汤消火去热，头一周以稀饭米粒、嫩豆角喂食，以便快速排出腹中植物根茎残余，此谓清肠胃。一周后开始喂哺含油性的花生仁、核桃仁、桂圆肉，甚至虾尾肉，以强健体魄。一个多月的调养后，当蟋蟀通体油色光艳，每逢揭罐，遇光不乱，并雄踞罐子中央时，有一份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将矜持风度，表明斗虫已进入了拼杀的临战状态。此时进行初战演习，分两三次投入体形较小的雄蟀，若都被咬死，并于开打前一两天，让“三枪”（雌蟀）与其同居，就可最大限度地激发雄蟀的斗志。据说，此时雄蟀已留下后代，并具备了战斗力，开打再无牵挂了。道行深的玩家甚至能把蟋蟀养得与主人通灵性，平时对它体贴入微，它也与主人灵犀相通，可为主人的荣誉战至最后一息。生前为主人赢了大钱的，死后获金棺（印章盒）厚葬加赋诗凭吊曾传闻一时。

羊城蟋蟀横行港澳

清代至民初的广州城乡，立夏刚过，蟋蟀上市。立秋后，到处都有“秋兴”“秋声”的斗蟀盛会，蟀铺、蟀档、蟀寮……随处可见。清代南海名武师黄飞鸿当年以武谋生时，长年在佛山和广州的打蟀场押场，充当“护草”（镖头）。清朝名人屈大均在广州写就的名著《广东新语》中，有“蟋蟀，于草丛出者少力。于石隙竹根生者坚老善斗”“其立于蛇头上者，身红而大尤恶”（清·《广东新语》卷二十四）的生动描述，真可谓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皆好此虫。

蟀季一到，街头巷尾冒出众多蟀子档，一虫一罐，多者三四十，少者七八罐，当街摆卖，前店后仓，四乡蟀贩以竹筒盛之送货上门。也有市区鸟市春天卖鸟，秋天卖“蟀子”的。东沙角湛塘路是蟋蟀大市集，蟀铺林立，成行成市，最多的是本省的“正江蟀”和“连滩蟀”，也有省外的“广西大蟀”、山东“宁阳贡蟀”和上海“七宝青蟀”……各地名品汇集一处，应有尽有，招牌和彩幡高竖，批发或零卖吸引着八方买家，形成一年一度的“蟀货”物流。市区湛塘路蟀市当年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地处城东水陆要津，东濠涌和省河在此交汇，一街之隔的东堤铁桥，贩夫走卒，车水马龙，沿江码头疍艇和趸船云集；大沙头娼寮妓寨长年引来众多官僚、帮闲、大天二、捞家、阔少、二世祖……到此销金散银，此类社会游手好闲的中下阶层人等，形成了庞大的“蟀民”群体。

蟀迷和赌家都要趁早为蟀季的头盘“茶蟀”和二盘“麻蟀”打斗（如稻米的早造和晚造），选好“靓虫”加以驯养。有书记载：“清光绪间，此风广州特盛，非仅以为游戏，直是以为赌博。每岁端阳节后，有此癖者，如云而起，群趋市上蟀肆选购佳种而蓄之。”

广东有名的蟋蟀产地，有以粤西郁南县南江镇山区为中心的“连滩蟀”和以从化琶江为中心的粤北“正江蟀”。蟀体结实而好斗，每年都参加省港澳等地的蟋蟀大赛。“连滩蟀”用以斗头盘，在蟀迷中久负盛名，口碑好售价高，一只强悍斗蟀，以前价值达几百至上千元。

尽管著名的北派“宁阳贡蟀”和“七宝青蟀”曾被钦定为朝廷贡蟀，也许是因为气候和水土原因，更易蓄养，广州人依然垂青本地蟀。街边蟀档出售的多半是三四等杂牌货，价格为每虫一角至一元，购买者多为青少年爱好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老字号蟀铺，也有高达几十、几百大洋的，蟀罐上标明捕捉日期，光顾者自然是那些中老年“老蟀迷”了，入室落座，品茶选蟀。体重七分以上，相当于人类一米八以上的个子（一钱等于十分，北方也有以“厘”或“斟”计重的），成色上乘的靓蟀都被销往港澳，超过十分重的属极品，等同姚明那样的大个子了，堪称蟀界的“重量级拳王”，可遇而不可求。当年豪华客船“水仙轮”行走珠三角河面，也曾作为“蟀船”，运送虫货。至于那些穿梭内河各埠的“花尾渡”班船，则是蟀农和蟀贩经常利用的运输工具。邻近广州的从化、惠州、博罗和东莞都有出了名的“蟋蟀乡”或“蟋蟀村”，农闲时节，村民四出捕蟀，销往省城，赚点副业钱帮补家用。但由于类归“杂蟀”，非名品正种，通常卖不出好价，偶尔逮到体大兼成色正的靓虫，一旦被行家相中，高价出手，就会传出“出门一只蟀，回家一车米”的传奇故事，真羡煞那全村父老。更有“蟀乡人唔忧饿死”的说法。

以前每年经广州出口港澳和东南亚等地的“连滩蟀”达五十万只以上，价值达四五百万元。

秋声蟀猎人潮涌

玩蟋蟀讲究三种境界。一是“寓乐于虫”，观赏昆虫打斗，娱乐而已；二称“寓娱于赌”，视斗蟀为赌博赢钱；三叫“寓意于物”，此乃最高境界，以蟀为题，赋诗作画，为文人雅士所好。旧时代，广州人逾八成都意在赌博，富家子弟不惜下注重金，斗蟋蟀玩到极致时，有“千金之资付之一喙”之说。

光天化日下的街头巷尾“打蟀子”，基本上是孩童之作。小蟀主们捧着虫罐，穿街走巷都争着让自己的“蟀将军”落盘，既不避路人，也不纠缠输赢，只讨个胜负高低，围观者看得如醉如痴。观看时“匝人堆”的有如隆起的“大禾堆”，不仅有学堂儿童、白须老者，甚至还有怀抱婴孩的妇女，精彩之时，哗声四起。

但如有赌注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广州斗蟀分头盘小斗和尾盘大斗，小斗于端午后至秋初，主角是体形较小的茶蟀，多在城内进行。广州酒楼和茶馆当年开设有称作“猎馆”的斗蟀场所，拥有“靓虫”的蟀主，携虫前往，联系斗蟀事宜，事成后便于大门张贴海报，予以告示。

每年的“秋声蟀猎”盛会属麻蟀尾盘大斗，因虞火患，常移师至省河下游离城十数里的近河村（据称乃当今车陂）前，多属当地有势力者所包庇。择一空旷地带，搭起宽大的棚场，同时临建长列木屋，亦称“蟀寮”，内置台案，专为斗蟀而用；更辟出街道，沿岸搭建板堤，半跨河面半靠陆地。一旦完工，酒楼茶肆、赌馆烟室、客栈商店……立即进驻，俨然闹市不设樊篱，打蟀擂台举办在即，实是公开的开局设赌。大赛历时一个多月，远道而来之蟀客，随时抵达，或舟或陆，择地而居。河面一时火轮画舫，小舟渔艇群集，陆上赌客观者络绎不绝，戏班剧社纷至沓来，真乃升平时世南国特色的“水陆盛会”，时称：“斗蟀搭台，百业纷来。”省港澳和珠三角打蟀，传统中心在广州，民初后逐渐移至赌家云集的赌城澳门，凡省内最高级别的大赛都在此举办，下注高达万元，汇集了三山五岳的各江“蟀王”，历时一个多月，赛期直至蟀猎自然停竭为止，澳门大报天天设“蟀经”和“猎讯”的报道专栏。省内通往澳门的水陆交通此时顿告火爆，沿途多有携蟀赴赌，行色匆匆的赌客。当今澳门博物馆有存档录好的蟋蟀打斗的“市声”和实况盛景，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昔日“猎蟀”大赛。

“猎馆”有赌规（赛规、公证、看场），开斗前双方要先交押金到柜面，谓之“交彩”，场主向赢方抽水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参斗的蟀子还要过戥（dèng）子，重量基本相仿，相差最大不超过半分的，双方才会同意互斗（如六分重的只能与五分半或六分半的开打），否则无异于大人揍小孩。公证一人和赌博双方各三人被允进入斗室观看，以示公平，其余只能留在门外，随即闭门开打，双方均派人各自拽紧一条控制门板开合的绳索，斗毕，胜负已定，两无异议，始得启门而出，胜方赴柜面报数取银。

开斗时，两蟀进入场主提供的斗罐，须预先用“萝卜水”洗刷，去除异味，此谓“落蟀”。罐中有一“闸”隔开两蟀，双方主人（或指定的“草头”）用“蟀草”撩逗自家蟋蟀，使之雄起，正宗的叫碽草，广州人则用数茎沾过“火水”（煤油）的头发、鼠须或黄牛耳内毛，以细线扎于竹签上代替。公证人一声高喊“开片！”罐中闸片被拔起，蟋蟀便冲前咬斗。赌注多寡双方预先约定，围观的赌客也可纳银下注。清代称赌注为“签饼”，每百斤饼折银六两，每千斤饼称作一猪，折银六十两；民初始则分“牛、猪、鸭”三等，牛为一千元光洋，猪为五百元，鸭为一百元。彩头和赌注都为胜者所得，三猪以上赛局猎馆颁发“帅”字奖旗。豪赌一局有高达四五头牛的，相当于当今三四十万元，而落败者往往一输就是百金、千金、万金……因斗蟋蟀而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每局终了，主持人报出战果。各式赌局有大有小，小则二至五文银，中者十至五十银元，甚至金器、怀表、布匹或耕牛都可押上赌一把。“秋声”擂台全场冠军兴奋至极，以红绸裹蟀盆，双手捧回，扛帅旗得胜而归，沿途燃放主办方赠送的鞭炮，返临家门又设宴相庆，尽情欢娱。若为文人雅士，无论胜负，为表风度雅量，主人总是“欣然有喜色，欢宴观战诸公，以虫为题，限韵赋诗，陶醉于其中”。尤其在中秋之夜，人们品月饼，赏月亮，斗蟋蟀就显得更热闹了。“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赌博几已绝迹，但广州市井仍有蟀迷偷偷“打蟀”输赌的，赌注改称一包烟或一条烟，一包烟为二角，五包烟为一元，一条烟为四元……如此类推。顽童赌蟀每盘输赢一粒、两粒、三粒糖仔（每粒五分钱）……

出术使鬼，作弊赖账是赌蟀家常便饭，“蟀输人未输”，恃强不付赌金常是引起双方斗殴的导火索，从斗虫演变成斗人。参赛者往往请来“护草”做保镖，赌注越大，“护草”的名气和武艺越讲究。1898年，武术高人黄飞鸿，在佛山和广州受邀充当“护草”，严惩蟀霸，威震蟀坛，早有小说记载流传。常见的斗蟀作弊方式还有：收买“草头”，在蟀草中暗藏钢针，冷不防刺伤一方斗蟀；开打前以药水（兴奋剂）沐浴斗蟀，使之斗性勃发；捣碎“油葫芦”（一种特大蟋蟀，粤称“土狗”），以其体汁涂抹蟀头，使对方闻味惊恐退却。时至今日，赛蟀场上的“试测剂”，只要让溶液在蟋蟀盆内落下一滴，立即显示不同颜色，让与兴奋剂有染的“选手”当即现形。往昔蟀场上还有一条不成文规定：谢绝艳装女士进入，生怕胭脂水粉气味熏晕蟋蟀斗士。

斗蟀用语渐入方言

广州“斗蟀子”的民俗娱乐，折射出一段尘封的本地民俗历史，有共同爱好的蟀友相聚一处，传诵蟋蟀的故事，交流相蟀秘诀，谈论养蟀之道，畅叙格斗趣闻，丰富了广州人的业余生活。有趣的是，“斗蟀子”的专用语，早已进入粤语方言中，如：“开片”（打架，即斗蟀中“开闸”）、“埋牙”（开始打斗）、“只抽”（一对一搏斗）、“劲抽”（厉害）、“拣卒”（挑选人员）、“烂头蟀”（野蛮）、“异口渣”（色厉内荏）、“牛屎蟀”（无用之人）。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一幢幢高楼大厦的崛起，蟋蟀的生存地日见稀少，天籁般的鸣唱也早已在市区久违。不过，每逢蟀季，仍有广州老蟀迷搭车前往东莞北隅或深圳龙岗观看市井斗蟀子，甚至远达当今的“斗蟀热土”山东宁阳，寻觅昔日斗蟀带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