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长白山的崇祀

（二）历史上对长白山的崇祀

东北各族人民自古以来视长白山为圣山，故崇祀长白山，源远流长。目前有史实可证者，始于战国。2004年在长白山南麓、鸭绿江上游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二十一道沟村西的前林子，北距长白山天池约60千米，西南距长白县城约16千米，有一片北依西山的台地。在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13座积坛，亦可称为祭坛。据清理的8号和13号积坛而言，主要特征是，就地取土石堆积成截尖圆丘状，再于其表面用较大石块自下而上，围绕圆丘筑起三道圆环，在顶部东西两边各安放一块三角形巨石。坛顶的中部有石圹，圹中有烧毁的陶器和铜器。结合该县八道沟镇芦套村发现的蔺相如监制的青铜戈等，断定属于战国时赵国人与当地人所筑。

自汉魏以来，关于长白山山神，大体有四种不同概念和信仰阶段：虎神——山神爷；冥冥中的女神——白衣观音；护国神——兴国灵应王；神化的放山人——开山把头。与此同时，围绕长白山崇拜的心理定势，产生了满族始祖神话传说，人参文化、狩猎文化和森林文化等，构成了长白山文化的基本模式。

近两千年来，在见于正史的关于肃慎、勿吉、靺鞨、契丹、女真的记载中，都曾讲到他们对长白山山神的崇拜。《后汉书·东夷列传》记，“其俗重山川”，“濊祠虎以为神”。最早的山神只是全身银装的崇山峻岭——大自然。而最具威力的虎就从其中走来，于是因畏虎而祠虎，奉虎为山神。《呼兰府志》说，土人不敢斥言虎字，而称曰“山神爷”。

到了10世纪，契丹人又把汉魏间以虎为山神，“祠虎以为神”的信念推进了一步，认为是“白衣观音”在冥冥中统辖其地，把长白山的终年披雪，对虎豹熊狼敬畏的自然崇拜和佛家的清净、慈悲、普度众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而把长白山想象为“白衣观音”的形象，去其虎豹豺狼之气，使之变成超尘绝俗、悲天悯人的佛家净土。可见汉族崇佛之观念，早已远及东北蛮荒之地了。

中国早期的观音像皆作男子像（如莫高窟的壁画、南北朝的木雕），有的还有两撇胡须。六朝以后，中国寺院里的观世音突然变作女像。这种变化是观世音汉化的突出表现。手执净瓶杨柳的观音，更能体现她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向人间遍洒甘露的优美形象。唐宋以降，契丹人把白衣观音请到长白山来，实是顺天应人。其意义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宗教或民俗心理上讲，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是扶弱济贫、视民如子、法力无边的化身，她自然可以从南海普陀洛伽岛（山）到东北长白山定居，为东北人民造福；而东北人民，特别是长白山民，出于祈福、求财、安全、长寿等要求，也急需请来这位圣洁高崇的女神来做保护神，使灵山有主。这说明东北文化在千年前已由原始自然崇拜发展到（人为）宗教崇拜阶段了，这在东北文化史或宗教史、长白山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从艺术上讲，长白山的自然形态（或已显形的某一山一石），以其高耸、洁白、灵应、神奇的壮丽景观，足可与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白衣天使”观世音菩萨相媲美，把长年皆白的长白山比为白衣观音所居之地，实际上是真善美的化身，人民的保护神，早已超出宗教范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长白山作为清门崇高、碧净无尘、神仙所居之天境，它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美化、圣化。

第三，从政治上看，辽代统治者崇拜观音菩萨，将观音奉为家神，祀之于木叶山上，后请到长白山来，有明显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长白山为白衣观音所居之地”的提法实际上有巩固政权，护卫东北疆土，增加国人向心力的作用。

金代把长白山作为自己民族的祖山（发祥地）来祭祀。而且按汉族皇帝封禅的办法，先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后封为“开天弘圣帝”。

《金史·长白山》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旨封“兴国灵应王”，即于其山北地建庙宇。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册、函、香、币、册、祝。遣使副各一员，诣会宁府。行礼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所司于庙中陈设如仪。庙门外设玉册、襄冕幄次，牙杖旗鼓从物等视一品仪。礼用三献，如祭敝镇”。其册封文字和祭文皆载《金史》：“国将兴者，天实作之。对越神休，必以祀事。”把金之有国委诸灵山之孕育，说这完全是天之所赐，必以祭祀，感谢神佑。“取之必报之”，这是古人的道德准则。正如周之兴于岐山，辽之兴于木叶山，金人则以长白山为兴王之地。比之于周之兴于岐山，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所谓王气所钟，人杰地灵，山川之祭也。早在《尚书·虞典》就有记载，封山致祭正如古代之封禅，来源有自。唐代天宝年间，就有封太白山为“神应公”之说（《通典》），况长白山实为金源，《金史·礼志》说：“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仰止其高，实惟我旧邦之镇……列圣藩衍炽昌，迄于太祖，神武征应，无敌于天下，爰作神主。”概述金兴以来迄于太祖（完颜阿骨打）之盛大武功，德业昌隆，继承了先王的圣绪，对名川大山均加以封爵。而对长白山，其“服章爵号，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以称焉”。于是遣官持节备物，册命兹山之神，为“兴国灵应王”，命有司岁时奉祀。并有祝词曰：“呜呼，庙食之享，亘万亿年，维金之祯，与山无极，岂不伟欤！”金之国祚，与山无极，这是最佳的祝愿了，也完全是把长白山人格化了，封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即国家的保护神，是最高爵位了。与之封大房山（金之墓地，在北京附近）比较，就十分明显。封长白山是“冠九旒，服九章（有龙山等九种花纹）”，九五之尊是天子的服饰。封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比长白山次一等，这是公侯之礼。“其爵号服章，稗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称。”祭祀亦有别，祭长白山是用“三献礼”（三次献酒），祭大房山是“一献礼”。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再次册封长白山，封为“东岳大帝”，是山岳之最高品秩了。因之，祭祀也比封“兴国灵应王”时更为隆重。皇帝要亲自上大殿礼拜，“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复册为开天弘圣帝”。^[1]自此，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并有祭文。

清朝继金代之余续，同样视长白山为其发祥之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源流考》诸书皆著录“三仙女传说”中的佛库伦所生之子布库里雍顺是其先祖。长白山东北30千米外的布库里山（红土山），山下有池，名曰布儿瑚里（圆池），是三仙女浴躬池，也是布库里雍顺诞生地，该地所处之长白山，即为龙兴之地，理所当然地应该崇祀长白山。康熙朝设柳条边封禁长白山，也有保护龙脉之意。

长白山为满族发祥之地，自然为满族人所崇祀。但长白山之祭，直到康熙初年后才有文字记载。

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皇帝谕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侍卫费罗色等人，曰：“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尔等即赴镇守吉林将军之处，选熟识路径者导往，详视明白，以便酌行祀礼。”^[2]受命者即速出发，进行踏查。当年八月武默纳等一行返c京复命。九月，皇帝谕曰：“长白山乃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其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

十一月，经礼部审议结果，加封长白山为长白山之神。并决定由于此山距人市甚远，建庙不便，首次祭礼先派大臣诣山，于适当之处设立帐幄，立牌致祭。同时每年春秋二季分别由宁古塔官员于乌拉城（吉林）举行望祭。（《东华录》）

值得注意的是，金代封长白山为王、为帝，清代既未承其封号，也未再封王、封帝，而是封为长白山神了。其所以如此，是承袭了明代的做法，明代是不随便封山为帝王的，也是由于人口日繁，对自然物的人格化，不那么直接了，以神代之，这样更能增加神秘感和崇敬心。但清代采用的祭礼是汉仪，这一点则与金代并无二致，而且进一步汉化。

康熙二十一年（1682），皇帝二次东巡，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吉林，遥望长白山，行三拜九叩大礼，之后才入城驻跸。随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中作如下记述：

“长白山在吉林南面约四百里，山巅长年为白雪所掩覆，据说高耸云上，所以名曰长白。此山山麓或其支脉，是东鞑靼祖先的诞生地。因此，皇帝一到江畔，立刻下马，面南向山，为祭山和祭祖而三叩首。然后，乘坐金轿，在亲卫武官的簇拥中进入吉林城。”^[3]

康熙此次东巡是在平定“三藩”后告慰祖陵，阅视吉林水师，布置抗击沙俄事宜，并亲自望祭长白山。这次东巡的规模是空前的，据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载，“旌旗羽葆络绎二十余里，雷动云从，诚盛观也”。参加的王公大臣和扈从人员，据说有“七万人”。^[4]望祭场所设在温德亨桥北端，沿松花江边，朝东南方向祭拜，康熙赋诗抒怀，名曰《望祀长白山》：

“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翠霭笼天窟，红云拥地根。千秋兆佳君，一代典仪尊。翘首瞻晴昊，苕峣逼帝阍。”

吉林的长白山望祭殿建于雍正十一年。据《吉林外记·祠祀》记载：长白山望祭殿“在城西门外几里，温得赫恩山（满语“木板”之意）。正殿五楹，祭器楼二楹，牌楼二座，养祭鹿圈一”。每年春分及秋分各备青牛20头、肥猪20口、羊20只、鹿9头，作为祭祀牲品，由吉林将军及盛京礼部特派专员骑马前来致祭，礼仪颇繁。

乾隆十九年八月初八，在吉林将军富森、副都统额尔登额的陪同下，乾隆皇帝亲到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并留有祭文。其文曰：“维神极天比峻，镇地无疆。像著巍峨，表神奇于瑞应。势雄寥廓，秉清淑于扶舆。钟王气之郁葱，休征毕集；奠坤维而巩固，厚德弥贞。……”弘历还留下两首望祭长白山的诗：《驻跸吉林境望叩长白山》和《望祭长白山》。

奠献之礼，终有清之世，未尝废弛。此时祭山之礼早已由原始崇拜，上升为政治性的国家大典。“长白山之神”已成为皇权和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

随着时代的变迁，山民原始自然崇拜观念逐渐淡漠，王朝的更替也使作为护国神的长白山山神地位发生动摇。近百年来，结合山区生产实际的需要，山民奉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为山神，已成趋势。由于长白山原始森林奇迹甚多，盛产各种珍禽异兽和稀有药材，资源丰富，惠民独厚，这引起山民强烈的崇拜心理，自古就认为盛产人参的地方，是王气所钟之地。俗语说：“关东山，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或鹿茸角）。”最早冒死入山挖参、捕猎、伐木的创业开山者，往往被尊为老把头神。“把头”所指不一，山东逃荒来的老把头，清初有王林，清末有孙良，被捧上神坛。

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载：“老把头最灵，沟中多木，不分昼夜，树自腰中每自折。放山者时闻有声，丁丁如伐木音，俗名‘老把头砍木’。按：老把头名称，放山，打牲，伐木各有把头，以其为首领故也。东山一带奉为神明，立祠与山川神并祀，或称为王姓名杲者，或称为柳姓名古者，皆不可考。然窥其祀之意，亦系千山篱落（按：放山等统称）者之不忘本耳。”^[5]

晚期的神大多为人化神，即把人神化了，供奉起来。随着关内流民闯关东和清末开禁移民，山神转移到第一个闯关东看山寻宝的老把头身上。有一般称老把头者，有专指牺牲在山里的老把头孙良者。总之都把这样有影响的人物看作是山中的护佑之神。传说人们在长白山中有难，遇到虎豹豺狼或久不得人参，或迷路不得归时，就有个白须老人前来指点迷津，使之得救。至清末始有纸马，上印五缕长须老人，怀抱一把开山斧，坐享烟火。最通行的说法，是指汉族的第一个开山把头，名孙良，是山东莱阳人，后来饿死在长白山中，留下家喻户晓的六句诗：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你说伤心不伤心；

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

灵山崇拜的文化现象，是按人们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祭祀重点。人们常因目前的利益，把和自己命运有关的真正劳动者加以神化，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而渐渐忘记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古神和古人。对虎虽然也敬畏，却不如昔日虔诚。无论是兴国灵应王、开明弘圣帝、王杲，还是努尔哈赤，他们都没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怜悯自己，更没有这种职业的“老把头”了解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重要。因为老把头的精灵在山里和受苦人同在。所以近世参农心目中的保护神，实际上是开山老把头。当然也同时有山居虎神和长期积淀下来的神佛崇拜观念。其作用正如山民所讲：拜过山神庙和老爷府，诚心诚意地求过山神老把头，再入山伐木和挖参，胆子就壮了。就是说，有了那么一股劲，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实现梦想。这虽然有迷信成分，但却在放山人心中转化成力量，足以说明这种崇拜山的民俗信仰，在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山神崇拜原属于泛神论思想，是原始人万物有灵思想的延续。从长白山崇拜、长白山山神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来看，是自然崇拜向宗教崇拜，由动物神向宗教神、神化人、人化神变化的自然历程。实质上都是在“人神合一”“天人感应”观念支配下，对自然力的一种依赖思想。反过来看，由自然而产生的超自然力又使人崇拜自然神祇、祖先神祇，视老虎为山神，视长白山为白衣观音所居之地。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讲，长白山崇拜过程也是东北少数民族不断吸收汉族文化，由蛮荒向文明进化，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当然，自古以来人们更看重人类自身的力量。正如荀子所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荀子·天论》）但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保持着对灵山崇拜的肃穆思想，有益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便于认识自然，开发自然。因此也不妨说，长白山山神信仰无论从物质资源上和文化资源上说，都是长白山文化的研究起点，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吸纳汉族文化的历史进程，说明民族文化互相结合，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