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文化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长白山南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人类活动的区域和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上，都进入了历史性的进步和更广阔的领域。限于本书和本编的总体篇章结构，本节仅择其涉及龙冈山脉以南、千山山脉南北的重要发现地点，并按时代先后和地域方位，从北至南分别介绍沈阳新乐，丹东后洼和大连地区小珠山上、下层等三个代表性类型。其他相近文化类型，暂予从略。

一、沈阳新乐遗址

位于沈阳市北郊新开河北，20世纪70年代发现。^[1]遗址为辽河中游的重要新石器文化遗存，时代上主要可分为上、中、下三层，文化类型差别显著。

下层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7200年。清理的数十座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居住址中，出土的陶器“为夹砂红褐陶，陶质粗松、火候较低，器形只有深腹罐以及几件别具风格的斜口异形器。器表均有纹饰，以压印‘之’字纹带和弦纹带为特色”。其中“大量的陶器和石磨棒、石磨盘，以及石斧和少量网坠和石镞，反映渔猎在当时还是经常的生产活动，但原始农业已存在。”^[2]而精美的煤精制品和一件炭化了的源出“鹏鸟”（玄鸟）形象的木雕工艺品，在下层文化遗址的发现，更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社会学意义。

新乐遗址的中层，经测定距今约5000年。具有由“下层”向“上层”文化的过渡性质，所以在研究新乐遗址的文化类型中，也有将其分为上、下两层（中层归于下层）。其与“下层”的显著差别，是陶器类型中出现了相当于新民县（今新民市）“偏堡子类型”的灰褐陶侈口壶等，并开始出现三足器。

新乐“上层”文化，较“下层”文化在文化类型和时代上的差别较大。经测定距今约4000—3000年。其“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较下层更粗糙，泥片接筑而成。一般无纹饰，器形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主，及大型器底盘，并有细颈壶和装饰有附^[3]加堆纹的深腹罐。石制器则以直背孤刃穿孔石刀和磨制石斧、石磨棒、棍棒头为主”。原报告称，新乐上层“在两个地点发现的青铜斧和青铜刀残段表明，这一文化后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可至殷周，下限可至春秋、燕秦以前”^[4]。

新乐“上层”文化，与“下层”之夹砂褐陶“之”字纹筒形罐系统，在时代和文化类型上出现的差别。如果从“长白山南系”相临考古遗存来看，应具有浑河流域“貊”系“北发”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上层”和“高台山文化”多种因素的共同特征。其中大量三足器的存在，并成为器形的主体，应是受相当于“先商”或“先燕”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燕亳文化）的文化传统影响所致。

二、丹东后洼遗址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今东港市）马家店乡三家子村后洼屯一台地上，1981年由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等普查发现^[5]，1984年秋我去丹东开会间曾在许玉林陪同下亲^[6]往调查。该遗址作为黄海沿岸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可分为上、下两层。其下层遗存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褐陶和红陶，其次是黑褐陶。陶胎均含有滑石粉，胎质较厚，火候较高，手制，器表打磨光滑。纹饰有压印纹和刻画纹，以压印纹为主。在压印纹中，又以压印席纹最多，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网格纹、人字纹、横条纹。器形有罐、壶、杯、勺、环形器（网坠）等。其中以压印纹筒形罐为最多，它是后洼下层的主要器型，在环黄、渤海北岸的新石器文化中具有典型性。下层遗址的特殊发现是陶制“舟形器”和滑石磨制的人头像和小动物造型石雕。

后洼上层房址均方形半地穴式，有柱洞和灶址。陶器多为夹粗砂或含少量滑石粉，火候低，器壁变薄。陶质主要是夹砂红陶和夹砂黑褐陶、红褐陶，器形仍以侈口、直颈平底筒腹罐和壶为主。后洼上层陶器纹饰，与下层基本相同，但原发掘报告人称，上层压印纹应是下层陶器纹饰混进去的，上层纹饰主要是刻画纹。即后洼上层文化陶器应以刻画纹为主。其刻画纹和褐陶壶的发现，影响着其后的青铜文化。

考古类型学的比较发现，后洼遗址“下层”与“大连地区小珠山下层文化主流是一致的”（详见下节）。“壶”的造型最具有特色。其分布范围，向“北延至鸭绿江流域蒲石河地区（同属黄海沿岸）”，向西则海城小孤山仙人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本溪等地洞穴）等，也有类似陶器出土。

三、大连小珠山上、下层遗址

大连小珠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中部小珠山，1978年由辽宁省博物馆等发掘^[7]，是广泛分布于辽东半岛从大连至丹东沿海区域的重要新石器文化。从发掘看遗址可确认为存在着上、中、下三层。

其下层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均含滑石粉。胎壁较厚，手制陶，火候较高。纹饰主要是压印‘之’字纹，其次是压印席纹。器形以压印纹直口筒形罐为主，个别有竖穿和横穿瘤状耳（桥耳）”^[8]。磨制的石器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网坠和纺轮等。文化类型十分接近“后洼下层遗址”。

其中层文化，陶质与下层变化不大。唯出现胎薄的手制红衣陶和彩陶。器形仍以“饰刻画纹饰形罐为主”，但出现了“盆形鼎、三足觚形器、实足簋、盉、盂、壶、钵等”。后者为新出现的器形，与同期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东夷文化，含有较多的雷同内涵，反映两者的互动影响关系。

其上层基本与“后洼上层”相同。“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有少量磨光黑陶和蛋壳陶。又有手制陶和少量轮制陶共存。纹饰仍以刻画纹为主，并有斜线三角纹、竖条纹、网纹、附加堆纹、乳点纹等。有鸡冠耳和板耳”。器形以折沿或附加堆纹鼓腹罐为主。还有浅盘镂孔豆、三环足盘、扁凿足鼎及壶、钵、碗、杯、器盖等。石器以磨制扁平石斧、石刃凿、凹底镞斧，并有发达的骨器如骨镞、骨锥、骨簪、骨针等。其文化类型显然具有辽东土著文化（如夹砂褐陶鼓腹罐壶和板耳）与山东半岛“东夷”系统之“岳石”文化（如三足器镂孔和黑陶）共存的因素，并给后来的辽东青铜文化以影响。

四、旅顺郭家村遗址

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乡郭家村北岭，20世纪70年代发掘。^[9]其文化类型主要可分为上、下两层（亦有的研究者细分为三层）。其中郭家村下层，基本与“小珠山中层”稍早阶段相一致。发现的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陶器大部分为手制，轮制极少。以夹细砂红褐陶和红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褐陶。纹饰以刻画纹为主，还有压印纹、弦纹、附加堆纹和红地黑彩、红地红彩几何纹。器形以直口筒形罐最多，碗、钵、深腹盂、喇叭口形矮圈足豆，盆形鼎次之。实足簋、盉较少。

郭家村遗址上层陶器的陶质与下层大部分相同，唯器类另出现泥质黑陶和“蛋壳陶”，除手制外轮制增多。器形中盘形扁凿足鼎、圈足盘、盆和折腹盂、三环足器（盘）和甗的出现，均代表着“上层文化”的新类型。

郭家村遗址，总体上与“后洼遗址”的中层和上层相当，唯其上、下层文化中，均有辽东半岛土著文化与山东半岛“龙山”晚期和“岳石文化”的共同因素。其中尤以“上层”的泥质黑陶、蛋壳陶和轮制陶艺，以及扁凿足鼎、圈足器和甗的出现，其山东半岛“岳石文化”等影响和传递的文化特点显明。

上述仅举长白山南系新石器时代有代表的四处文化遗址，虽然并不能涵盖已发现的数以百计的“长白山南系”新石器文化的所有类型和地点。但已可以代表着这一区系中，以辽东“二河”为中心，包括黄、渤海沿岸的新石器早、中、晚期类型的具有典型区域特色的主要文化特征。

其中辽河和浑河中游的沈阳“新乐遗址”，下层反映的正是中国北方以农业为主的“褐陶篦纹筒形罐”的典型文化特征，而其“鹏鸟”权杖和煤精制品的精细，则代表了7000年前辽东“二河”流域原始崇拜的发达和早期人类与审美观念联系的专业手工业的起步滥觞；黄海沿岸的丹东后洼遗址下层，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6000年前，与长白山南系山地文化共存的沿海渔猎生产的发达。它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提示，以“山系”和“水系”并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以其面向黄、渤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已经在南部呈现出山地文化、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错或对流，从而为“长白山文化区系”中后来濊貊等民族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早已铺垫了“多元”内涵，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两汉时代的辽东高句丽早期文化。

至于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旅大地区“郭家村”和“小珠山文化”，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是环黄、渤海南、北两岸，有着互动影响的又各有特点但同属“东夷”系统的一体文化。饶有兴趣的是，同地质结构的“长白山系”，可以跨海延伸至胶东半岛一样；人文意义上的环黄、渤海两岸的两半岛文化，在进入新石器末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也公认为同属“东夷”文化系统。这种并非偶然的契合，在探索长白山南系黄、渤海沿岸的古代文化中，可能会不断提出具有前瞻意义和开拓性意义的新课题。但有一点无疑的是，它在不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或扩大为环黄、渤海北岸和日本海西岸纵深区域的中国北方，以“东夷”系统和“肃慎”系统文化为主的整体格局中，从其文化形成的“总体”结构中，已经呈现出共同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多元一体”的内涵。这正是本编中以“长白山区系考古文化”命名，代表着中国北方（东北系）和东北亚核心地区区域性考古文化的类型结构和历史文化演变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