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山机场大厅里，我推着郑先生借我的老年人助步器，缓缓挪步，一瘸一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助步器，成了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被蜈蚣咬伤后的脚，绷带缠绕，空荡荡的大厅里，我的“残疾”一眼就会被看到。看不见红肿瘙痒，看得见身边有夏威夷亲人照料。
郑先生Walter瘦瘦高高，走路时的小碎步透露出他的热心肠，他为我拎着行李。郑夫人Pamela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弯着腰手扶撑杆，还问我要不要帮忙。
右脚穿着运动鞋，左脚打了绷带却只能穿得上人字拖。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夏威夷。
把助步器还给Walter，我给了Pamela一个拥抱。她安慰我说：“你这可真是，史无前例啊！等你回来！”郑先生也开玩笑说：“除了跳伞第一人，你又破纪录了。快快好起来。”
挥手，道别……
就在两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过新年。
元旦，Walter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晚饭。晚餐是郑夫人Pamela精心准备的海鲜大餐，鲜虾、三文鱼、墨鱼Poke、猪排……面对美食，我面露难色，“恐怕这些发物会让脚伤……”我于是将被蜈蚣咬伤后的曲折，讲给他们听。
“我问医生几天能好，医生说，预测未来他做不到。而且也没交代不能吃海鲜啊、喝红酒啊这类禁忌”，我抱怨说。
Walter喜欢喝红酒，每次我都陪他。听了我的话，Walter忙给我倒了杯不加冰的水。
听了我的看病记，她告诉我说：“美国医生是不会告诉你说几天能好的，万一好不了怎么办？怕你找他打官司，所以责任撇得一干二净。”Pamela曾经也是位中国记者，和Walter结婚后住在了檀香山，她对中美的差异性更有深刻体会。
左一是陈先生Vernon，右一是郑先生Walter
Walter更幽默，一针见血指出：“幸亏蜈蚣咬伤的不是你爸爸呢！”此话怎讲？“你爸爸没买保险，所有费用岂不是要你来负担？”如此看来，蜈蚣还会看人下毒，网开一面。
很多人在一起时，郑先生的话不多，但单独和你吃饭聊天时，也可以滔滔不绝。整晚的话题都在围绕我的脚展开，我边听边问，算作一次深入的采访了。担心伤口发作，当晚我只吃了两口虾。Pamela像往常一样，把没吃完的饭菜打包让我带上，临别还嘱咐我说，“你一个人不方便，有什么需要的就打电话啊！”
从前每次来，我们都会在阳台上喝着红酒欣赏海滩夕阳，但这次没有。
第二天一早，Walter来电话说，他们向Cathy奶奶借了她曾经用过的拐杖，要给我送来，“你行动不便，还是有个拐杖省力些”。
他们想得可真周到细心。而我当时正在学校医务室，他们说那就把拐杖留在宿舍楼前台。我连当面感谢的机会都没有。待我在校医处包扎完脚，一瘸一拐地走回宿舍，收到了他们的心意：一个老年人用的手推车似的Walker（助步器）。哈哈，Walker这么一走，全楼里的同学都对我侧目加问候了。
被接待家庭送拐温馨悉心关照感动的同时，我还在被不断加重的脚伤折磨着。我和家人商量，决定抓紧时间买机票回国治疗。订好机票，我就给Walter打电话。他听完，说尊重我的决定，问我什么时候去机场，他开车送我。
我匆匆收拾行李，把冰箱里的东西分给同宿舍的姐妹们，惠做好午饭，喊我一起吃饭；琼把体温计借给我，说万一路上炎症发烧，心里也好有个谱；拜托欣姐拿着我入境时需要的DS 2019表格去学校签字，把需要还图书馆的沉甸甸的十几本书交给她……
晚上6点半，欣姐扶着我来到楼下，Walter已经到了，小碎步地提来一包衣服，让我挑选。Pamela说，“翻箱倒柜全找了，但厚棉衣估计是捐了，只剩下这些，不知够不够。”我连忙谢过，欢喜地一件件拿出来，“这件毛衫、这条厚围巾就足够啦！真不行我拿出小棉被披上。”我指指行李箱，让他们放心。
来到机场，Walter不忘把后备厢里的助步器拿出给我推，“这样子，一准很快得到帮助”，Walter拎着我的行李，Pamela穿着高跟鞋，叮叮当当小跑向国航的值机柜台。第一次，我像个残疾人似的，推着助步器慢吞吞地走在空旷的机场大厅。
我是幸运的，在异国他乡，有这样一些朋友如亲人般陪伴在我身边。他们那么细心，那么无私。机舱里，同学的父亲从后排走过来关心我，“来吧，你的脚要平放，还可以睡个好觉。”他们腾出三个连着的位子让我躺下。
闭上眼，过电影般回顾这场意外。我告诉自己，有时命运会开个玩笑，C'est la vie。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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