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与制度的力量相当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民俗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大多是贫苦落后地区，其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使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实现自身的价值化过程;另一方面，基于民俗旅游资源自身的特点，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制度的规范约束，无论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还是对民俗和民族文化的利用均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民俗文化、民俗旅游资源及民族历史本身特点的影响，非制度范畴的意识、习俗、传统理念等因素也对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更进一步地说，基于民俗文化和民俗旅游资源自身的特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还是决定性的。
非制度因素对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村民观念更新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
在非制度因素中，观念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对时代变化的适应及对新的社会变革的拥护和支持。严格来说，我国不少地区的文化资源不仅独特，而且极富开发价值，然而能抓住时机及时将文化资源变成能创造财富的社会资源的地区并不多，关键原因即文化资源所在地区民众的观念意识未得到有效开启。因此，资源所在地区村民的观念更新程度在相当程度上能影响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产业的发展其实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浓浓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然而，绝大多数民俗文化资源拥有地区的民众一般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少意识规则格格不入。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不仅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就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东部地区的不少农村，村民们的商品意识均比较淡薄，大家羞于经商，对将自身有特色的民俗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商业化运作持否认和排斥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13]。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的引导、其他地区致富示范效应的影响、外地旅游者所带来的文化理念的冲击及自身的比较观察，相关民众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民俗和民族文化资源是一笔宝贵财富，而且将其进行旅游开发和旅游服务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并带动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在此过程中，给旅游者抬轿子、提供食宿服务、制作和出售旅游工艺品和文艺表演也就顺理成章和完全可以接受了。当然，随着村民思想意识的变化及与旅游相关的一系列服务活动的完善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民俗和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的开发利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在此过程中乡村民俗旅游业本身无形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纵观我国乡村民俗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得好的地区，它们的乡村民俗旅游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不仅如此，经过多年市场经济洗礼和对自身发展乡村旅游业经验教训的总结，如今不少地区的民众还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形成了更为强烈的自我开发和保护意识。以广西龙胜县龙脊景区的黄洛寨为例，这里的村民组建了自己的农村经济协会——农家乐旅游协会。在该协会的章程里不仅有对协会运作程序的规范要求，还对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由于有协会的统筹兼顾，有组织自发规章约束，黄洛寨的民俗旅游资源不但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而且乡村的民俗旅游业也得到了广泛有序发展。
当然，村民的思想意识调整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太过讲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也会导致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受损。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不解放思想，肯定没有民俗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化挖掘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但违背或脱离民俗文化保护规律的变化也可能会打击或严重破坏民俗、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及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在乡村民俗与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在提倡观念和思维方式变化的同时，更需重视对民俗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扬、光大问题。
二、民族文化建设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
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多么超前及自然景观多么引人入胜，相反，民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才是其持续发展的坚实动力和基础。由于历史和思想认识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忌谈民俗和民族文化，总认为那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如此一来，所谓的民俗和民族文化就变得千篇一律、毫无吸引力可言了。
其实，旅游者对乡村民俗和民族旅游景区的向往针对的并非美丽的自然山水，他们更看重的是对民俗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展示也是乡村民俗和民族文化旅游保持自身竞争力的动力源泉。民俗和民族文化的展示方式有许多种，相对而言，借助文化手段效果更佳。以广西龙胜县为例，该县组建了多支农村业余文艺表演队，这些表演队不但定期在龙脊景区内的各村寨进行文艺表演，而且其丰富的民俗和民族文化内涵给广大旅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最终扩大了景区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龙脊景区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原因很多，但文化建设的展示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广西南宁市的马山县，原本能形成特色和吸引旅游者的乡村旅游景观并不多，然而通过一年一度的“美食节”，马山人民展示了自己壮族大鼓方面的深厚造诣。今天的马山大鼓不但成了马山和南宁的特色吸引物，而且是整个广西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民俗和民族文化吸引物。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马山的大鼓技术更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民俗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展示物。还有，广西防城港的京族，近几年其乡村旅游也是影响日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京族的“哈歌节”的强大影响。当然，由于就算民俗和民族文化本身也不能否认其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不利的成分[14]，因此我们在展示这样的一些民俗和民族文化精神内涵时一定要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引发争议和其他方面的不必要的猜测。
三、扶贫目标推进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少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比较落后。一方面是受这些地区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资源等方面原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地区绝大多数民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尚待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扶贫开发力度。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干部和群众中的“等、靠、要”思想仍然比较严重，且传统的财政支持与扶贫方式并不一定适合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此少数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效果不容乐观[15]。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与城市化发展后人们对休闲度假生活需求的变化及对民俗和民族传统文化了解的需求，乡村旅游和民俗民族文化旅游的市场需求开始膨胀。不少老少边穷地区及落后地区由于历史、交通、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不仅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而且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开始慢慢得到改善。于是，基于自发、市场引导和政府鼓励等方面原因的影响，乡村的民俗和民族文化旅游业迅速兴起并在落后地区扶贫开发进程中起了积极影响。
作为目前在国内外较有知名度的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地区，广西龙胜县在发展乡村旅游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确是相当落后的。据统计，1979年，全县仍有19684户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6]，贫困居民占全县农户总数的67%;1985年，其经济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属广西49个贫困县和国务院划定的广西23个重点贫困县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该县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龙胜县不少地区的农村就开始自发地开展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然而由于当时思想意识等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不少管理者认为，乡村旅游是“不务正业”“病急乱投医”“游山玩水”，认为其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加之当时人们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乡村旅游的需求也并未充分显现，因此乡村旅游对解决贫困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于是，在政策层面上，政府的支持也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随着龙胜乡村民俗和民族旅游品牌的扩散和乡村旅游在农村扶贫开发中作用的不断显现及旅游者的不断增加，政府开始重视乡村旅游的扶贫开发作用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1996年，在国务院组织召开的全国旅游扶贫开发会议上，龙胜县被评为全国旅游扶贫先进县;1998年，全县即有2万～3万居民通过旅游服务脱贫;1999年，龙脊景区获得国家1300万元的扶贫开发资金，乡村旅游业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成为全国有名的旅游扶贫开发模范示范区。还有贵州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人多地少，全村人口4800多，人均耕地0．7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大规模的乡村旅游开发，全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05年全村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达到2351万元，比旅游开发前增长了47．6%，户均收入超过1万元，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同时，村级经济收入达到40多万元。在经济状况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村级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突出的如:乡村旅游的从业人数在第三产业中占70%以上;在全村经营总收入中，乡村旅游业的收入占78．9%，旅游从业人数占到全村就业总人数的50%左右。
由于乡村民俗和民族旅游开发本身对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加之近年来无论是村民的自发推动还是政府的政策引导，都对乡村民俗和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对贫困地区扶贫脱困目标实现的需求，致力于乡村民俗和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了国内外不少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业本身也获得了持续的增长动力。
四、市场导向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
在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基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我们对市场导向的力量也必须高度重视。
事实上，由于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业的发展一样，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均是市场，因而探讨如何通过资源开发和产品开发。如何借助于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来拉近与市场的距离及满足旅游者对旅游产品消费的需求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国家习惯将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完全将其大包大揽。如今既然已将旅游产业定位为现代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就会既不利于旅游景区政府和居民积极性的提高，又不利于旅游产业本身的发展。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导向目前的当务之急应是如何将乡村旅游市场从大众市场、专业市场和高档市场三个方面进行细分，如何将不同地区不同的乡村民俗和民族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定位并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实践证明，只有明确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产品层次问题、市场档次问题、顾客需求区别问题，才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乡村旅游精品和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社区民众广泛参与与乡村民俗旅游业发展
社区主要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旅游社区是指以旅游活动为纽带来联系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一种特殊社区[17]。这种社区既可以是一种城市社区，也可以是一种农村社区。实践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许多传统的农村社区开始向我们通常所谓的旅游社区过渡。
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是由社区主导的、为社区谋求利益的、以促进旅游者对当地生态和民俗民族文化的了解为方向的旅游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除了强调社区自身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是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强调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强调对社区整体福利的关注和维护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外，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突出社区旅游资源的本土性和原生态性;二是以民俗和民族文化体验为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强调旅游活动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及环境发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四是以良好的乡村治理机制作为旅游发展的保障，强调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自下而上决策模式的运用;五是十分关注农村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及发展。
实践中发展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民俗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原因在于，发展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民俗旅游业既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并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又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生活环境、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及促进农村管理的民主化。其次，有利于对传统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谓的“精英主导模式”一直是主导旅游业发展的最主要的模式[18]。这种模式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然而由于其一方面难以满足旅游市场对形成社区体验性产品的需求和充分发挥旅游资源内在旅游价值创造功能，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社区资源难以有效地开发利用和不利于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旅游收入;因此从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在辩证地看待“精英主导模式”的同时，发展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应是一种促进乡村民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的模式。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强调为社区居民带来旅游发展中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对乡村地区弱势群体的支持与帮助，强调对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光大，重视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运用，提倡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发展决策中的“自下而上方式”，因此严格来说，其不但完全符合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而且能借助社区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促进乡村旅游资源和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十分强调人的发展和对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它既强调各类参与机构和个人的“平等关系”及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又十分强调对乡土知识、民俗和民族文化、民主管理、经济发展态势、社区居民意愿的理解与尊重。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不能仅仅将这种参与局限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和过程，相反却应将这种参与和尊重贯穿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诸如旅游规划与决策、利益分配和安排、旅游知识教育和服务技能培训及自然和文化保护的各个方面，具体运作方式可以选择“公司+农户”模式[19]、“公司+社区”模式[20]、股份制模式[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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