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的考察

广西古代崖洞葬不但文献有记载，而且存在大量遗址，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探访和研究，积累了不少资料。

一、对白裤瑶地区的调查

1958年在进行南丹县大瑶寨瑶族社会概况调查时，民族工作者对白裤瑶地区的崖洞葬做过初步调查，从而知道大瑶寨瑶里、董甲、里纪等乡的瑶寨附近石山腰间有大小30多个崖葬洞，仅瑶里乡大寨附近就有6个，其中尤以大寨石山后的一个较大。它位于山腰，洞宽约二丈，深约六丈，洞内有十多副半新半旧的杉木质棺材。这些棺材比一般的棺材体积大，棺盖两头齐平，一头有长约五寸的柄。洞内骸骨狼藉满地。洞口有香炉、瓦罐各一个。［1］

1982年1月，南丹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组到八圩、里湖两个瑶族公社工作，里湖瑶族公社工作组负责人、南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俊到里湖后，了解到里湖瑶族公社许多大队都有崖洞葬，很快就将此情况向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张一民老师通报，希望他们前来调查。

1982年7～8月，张一民与何英德、玉时阶到南丹县里湖瑶族公社进行为期13天的专题考察，到怀里、纪后、仁广、化果、董甲、瑶里6个大队调查了35个岩洞，基本上将里湖白裤瑶地区的崖洞葬查清，写出《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公社岩洞葬调查及初步探讨》，逐一介绍了这35个岩洞所存墓葬状况，并就它们的族属、年代、特点和反映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2］他们认为这些墓葬都是当地白裤瑶族的；这些崖洞葬的年代最早不过宋代，下限可到清代中期，个别可能至清末民初。

1982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调查岩滩水库水淹区文物，也到南丹里湖进行了崖洞葬调查，并从怀里10号洞取出人头颅骨两具和棺材板一块带回南宁。他从棺架上的装饰，推测广东、广西一些战国墓中出土的人首柱形器不是什么车饰，而是棺架上的装饰。

1984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张世铨、彭书琳、周石保、吴伟峰组成崖洞葬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南丹县里湖崖洞葬重新调查，历时18天，在张一民、何英德、玉时阶调查的基础上，调查了怀里、化果、纪后、仁广、瑶里、董甲6个大队39个地点（图1-1）。他们对每一个洞穴都进行了测绘，采集了部分棺木和织物残片、木枕、牛角器、扁担形器、铜镯、瓷碗等随葬品，提取了人骨标本。［3］然后编成《广西南丹县里湖岩洞葬调查报告》，对过去的调查材料做了很多补充，并把葬具分为架棺和栓棺两种。认为这些岩洞大量集中放置棺材的可能是氏族墓地，只放几副棺材的是家族墓地，只放一副棺材的是个人墓地或夫妻墓地。氏族墓地、家族墓地和个人墓地之间可能有时间早晚，个人墓地一般较晚。采集到颅骨31个，经观察和测量，认为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具有华南人类型特征。时代早到宋代，下限到清末至民国。可能与现代白裤瑶祖先有关。［4］

图1-1　调查里湖崖洞葬

1987年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陈明芳到里湖瑶族地区进行人口调查，也考察了崖洞葬。她认为里湖崖洞葬与现代白裤瑶族的祖先有关，现代白裤瑶虽然已实行土葬，但是使用的棺材与耿盖山洞的低架棺近似（图1-2）。

图1-2　陈明芳在里湖考察

二、对左江流域的调查

左江流域的崖洞葬至少从民国时期开始已引起人们注意，见于地方志书记载，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1963年3月，南宁地区文物普查时，黄增庆前往崇左县那隆区岜黄公社山峙村调查山峙山崖洞葬，访问了曾进洞的村民骆超俗。据骆超俗说，他在1957年神经不正常时，半夜攀上岩洞，见到该洞长而宽，洞内有许多棺材，棺材内有纱布，当时将大部分棺材推下山，只留下洞口边的几副。黄增庆到现场看到崖壁甚陡峭，一般人不易攀上，在山下看到洞口边缘露出5副小棺材。

1980年，石钟健在广西《学术论坛》1980年第3期发表《论广西悬棺葬的几个问题》，首次披露了同正仙岩山的崖洞葬。

1980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左江岩画调查组曾调查了龙州上金沉香角、崇左驮芦白龟红山、扶绥渠黎驮拉山3处崖洞葬。［5］

1981年初，张一民对左右江地区崖洞葬作了调查。张一民是大新县人，当时在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已58岁高龄，亲历各个崖洞。走访附近村屯，在当地干部和村群众的帮助下，攀藤附葛，沿着崎岖的坡路荒径，爬上大新五山樟屯后面的岜敛山，进入仙岩考察。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中逐一介绍了大新、崇左、平果、隆安等县的崖洞葬。［6］

1984年秋，潘世雄、陈明芳到大新县调查。潘世雄当时在广西民族研究所供职，陈明芳来自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当年10月他们在大新县五山乡章山屯考察仙岩时，在当地老乡的引导下，从崖洞左侧依靠荆棘葛藤，攀缘而上200米高的仙岩。清点洞内棺材，发现原先160多块棺板，这时只有80多块了，但仍可算出40～50副棺材。这些棺材都很短小，一般仅长一米左右，奇特处是每副棺盖的头部都是一个精心雕刻的鸟头。他们把调查结果写进《广西平果县、大新县岩葬调查及探讨》。［7］

1985年4月，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团先遣队在考察崖壁画时也考察了相关的崖洞葬，如进入龙州棉江花山崖洞，取下棺木送到地质矿产部桂林岩溶研究所作14C年代测定。（图1-3）

1987年，陈明芳又到左江流域进行过一次考察。

大新县文物管理所何农林自1983年以来，对该县传说有“自己飞来的鬼”的崖洞逐一进行了调查，并在1986年《广西文物》第4期发表了《广西大新县古代崖洞葬调查报告》，介绍了大新县境内7处崖洞葬，归纳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葬制、葬法。1986～1989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大新县发现崖洞葬16处。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又有新的发现。

图1-3　覃圣敏在棉江花山崖考察（李桐摄）

三、对右江流域的调查

20世纪50年代，由于农民进溶洞找“龙骨”（动物化石）和积肥，开始打破迷信，进入一些有棺材的洞穴。他们看到一些岩洞中有棺材，感到怪异，向外传闻。民族学家或文物工作者闻讯后进行实地考察，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1957年6月21日，《广西日报》刊出梁岵庐的《广西壮族的岩墓》，透露田阳狮子山韦氏“岩墓”。韦氏旧为壮族大姓，据说其祖先数代都行岩葬。在狮子山腰有岩，如狮子张口之状。韦氏当时用绳拽棺而上，置于岩中，不封口，子孙至今拜扫不绝。并说在距平果县城约40公里的古城有大规模的岩墓，洞敞而不封，面向西南，棺材互相半叠如梯形，约有七八十副之多。棺用土产的“杭木”制成，甚坚实。系将巨木凿成槽状，以贮尸体。其上加盖，用火灼孔，加以小木钉。

1958年，平果县坡造乡敬村亭豆山感央岩崖洞葬的棺材被人丢下山当柴烧，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派方一中前往调查，方一中在亭豆屯陆姓村民带领下进洞，见洞内还有30多副棺材，排成两行，每行都是棺头压住棺尾，从洞口向洞内纵向排列。

1962年冬，有人向广西日报社反映，隆安县布泉公社下准屯发现岩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派黄增庆前往调查，发现洞中呈人字形堆放着10多副棺材，棺材是独木制成的，一般长67厘米、宽34厘米、高18厘米左右，前端有突出的牛角形柄，随葬品有五枚“乾元通宝”钱和一件黑色圆形器物，带回一个青年女性头骨。

1973年，平果县文化局副局长黄兆真在当地村民甘世学的引导下到平果县太平乡太平村龙纳屯岑逊山崖洞作过考察。

1979年9月，王克荣、蒋廷瑜到田东县印茶白山调查崖洞葬。

1980年前后，潘世雄到左右江地区的平果、田东、田阳、隆安、大新等县考察过崖洞葬，他们把这种崖洞葬称为“岩葬”。［8］

1981年7月，方一中撰写《广西的岩墓》在《南宁晚报》发表，披露隆安、平果等县崖洞葬简况，指出在隆安县布泉下准屯那康岩墓，棺材外面放有几个瓷碗。

1982年，在百色地区文物普查时，文物普查队对平果、靖西、凌云等县12处崖洞葬进行调查。其中郑超雄对平果县坡造乡的扁山庙岩、感央岩，凤梧乡的红岩山及黎明等乡镇4处崖洞葬作了实地调查。［9］覃圣敏在靖西请边防军协助，利用现代攀缘工具爬上湖润敏阳山下的崖洞进行调查，并采集到2副棺材。

1984年秋，广西民族研究所潘世雄和四川民族研究所陈明芳又在平果进行了调查。（图1-4）

1985年、1986年，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为主对桂西地区的田东、平果等地的崖洞葬进行了专题调查。

图1-4　民族学者1984年的考察

四、对红水河流域的调查

1980年，石钟健在广西《学术论坛》发表《论广西悬棺葬的几个问题》，首次较全面地披露了东兰苏仙岩等处崖洞葬情况，但因他没有到实地调查，有许多似是而非处。

1981年9～10月，进行岩滩水库水淹区文物调查时，发现3处崖洞葬，即都安板升弄勇的板达岩、东兰金谷陆隆的牛塘岩、东兰大同永模的苏仙岩。牛塘岩因受地形限制，未能看清洞内情况，板达岩和苏仙岩都能攀缘进洞，看到棺材较多，保存较好。

1986年，河池地区文物普查时，周继勇、邱明进东兰苏仙岩调查，将最大的一副棺材丢下山，运至金城江。

同年，河池地区宣传部部长韦优、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两位青年教师也进了苏仙岩，作了身临其境的考察。

1990年9月，蒋廷瑜、李珍与东兰县文化局局长梁富林、东兰县纪念馆韦云生攀缘进苏仙岩考察，发现洞口有些棺材残片和人骨残段。洞内地面已被扰乱。进洞10米左右向右转，登上1米的台阶，也有残棺、残骨。再往右拐，仍向上斜，转出原崖面，到上一层洞口。此处开朗，是原来堆放棺材最集中的地方，地面也被弄得很乱，残棺残骨遍地，难以插足。（图1-5）

对红水河流域其他崖洞葬的调查是在岩滩水电站储水以后， 由于河水抬升，以前看不到的岩洞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发现一些洞穴似有异物，考古工作者前往调查才证实是古代崖洞葬。

图1-5　1990年考察苏仙岩（梁富林摄）

五、对其他地区的调查

1961年，郭沫若访问古巴，拿了一套《随园诗话》在路上翻阅，随后写下《读〈随园诗话〉札记》，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其中有一节《石棺与虹桥》谈到全州兵书匣的事。他认为朱国桢的记载是虚构的“小说”，袁枚将这些写入诗话似不可取。全州县文化馆马光琳因工作之便，第二年到屏山渡作了调查，证实所谓“石棺”，其实是一个约莫直径四尺大的圆洞，中有黑红色的泥土，隔江还可以隐约地看见下方的一截木板。“肯定袁枚讲的是无稽之谈”。［10］为了证实此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派员到全州县屏山渡进行实地调查，确定该崖洞的具体位置是在湘江边的峭壁上，洞口距江面10余米、 口径约3米，当时还存棺材1副。棺为圆木剖开挖空而成，长约1米，内装乱骨，为捡骨二次葬。棺上盖有一些明代板瓦，瓦上凝聚有岩浆。［11］表明，袁枚的描述是真实的，说明他用望远镜（千里镜）认真观察过。郎瑛、朱国桢二人虽然未亲临其境，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也是有依据的，不是无中生有。不过，这个岩洞不是诸葛武侯藏兵书的地方，而是古人安葬尸骨的墓地。用一段圆木剖开刳成的棺材当时还在，确是木匣，内装人骨。朱国桢所说“头颅甚巨，二钜牙垂口外，如虎豹然”，则是传闻夸大。可能是姜御史雇请的人由于恐惧心理，看见弯曲的棺材柄，误以为虎豹獠牙，被吓昏以致暴死。

永福山南悬崖墓在《永宁州志》有记载，1981年10月调查，据当地群众说，岩上葬的是一位仙姑，棺材原在岩下，后来一阵狂风卷上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