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龄的“守陵部队”

昭陵内的古松是从千山移植而来的

中外游客到昭陵（北陵）游览，无不交口称赞遍植数里的古松群。古松们棵棵苍翠欲滴、摇曳挺拔、舒展虬枝、参天蔽日，不禁让人想到以“飘逸、不拘谨、生机勃勃”为主旨的禅宗精神，堪称昭陵的一大独特景观。

千山油松落户沈城获罪得免督建昭陵

昭陵的古松们，原籍在千山。清代顺治初年，古松们相继被迁移到昭陵，从此落户沈城，至今已有360余岁高龄。

顺治七年（1650）春季，清廷命人从千山挖取“油松”树苗，运到盛京（沈阳），栽植在昭陵内。第二年开春，守陵八旗官兵发现，“油松”树苗只有一部分成活，其他树苗均已枯死，需到千山重新挖取“油松”树苗补植。于是，有关官员急忙向主管昭陵建造工程的工部尚书星纳请示。然而，星纳竟然下令，停止补植“油松”树苗。不仅如此，星纳还撤走500名建造昭陵的工匠，调往别处施工。

昭陵全景图。《清一统志》记述昭陵：“自城东北叠巘层峦，至此而宽平宏敞，有包罗万象，统御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轮囷葱郁，永固丕基。”

顺治皇帝闻知此事，勃然大怒，立即命刑部对星纳严加审查。刑部判处：革去星纳官衔及世职，没收一半家产抵偿昭陵工程损失。然而，星纳不服刑部判决，跑到皇宫门前猛敲“登闻鼓”告“御状”。于是，顺治皇帝命刑部对星纳一案重新审理。

星纳敢于告“御状”，全凭他是有功之臣。星纳功劳很多，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于崇德六年（1641）“松杏之战”中，俘获了明朝经略洪承畴。清朝典制规定，因战功显赫而取得的世职，只有在军前犯法才能撤免；而在部院行政工作中违法犯规，不可撤免世职。重新审理之后，星纳胜诉，官复原职。随后，星纳将调出的500名工匠重新调回昭陵建造工地；派人前往千山挖取“油松”树苗补植，终使昭陵建造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救驾有功始皇册封历代皇陵栽植油松

昭陵“油松”为常绿乔木，耐寒耐旱，生命力极强，并且树龄越高姿态越奇，越酷暑严寒越精力旺盛，越大雪压枝越坚韧挺拔。每当清风吹拂，古松群便发出“呼啦啦”声响，酷似大海波涛翻涌之声。于是，人们取了个十分贴切的名称——“松涛”。苍翠的古松群，与红墙、黄琉璃瓦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庄重肃穆的皇陵风景画卷。

据说，皇陵栽植松树起源于秦始皇。相传有一年，秦始皇到山东泰山朝拜，刚到山腰时，突降大雨。四周不见寺庙、房屋，只有一棵枝叶繁茂、形同伞盖的大油松。情急之下，众大臣立即搀扶秦始皇到油松下避雨。由于“救驾”有功，秦始皇册封这棵油松为“五大夫”，官至“九品”。受到“皇封”之后，油松身价远远高于其他树木，从此成为皇陵的专用树木。《太平御览》记载：太子陵墓种松树；诸侯陵墓种柏树；卿大夫陵墓种杨树；士大夫陵墓种榆树。此乃尊卑差异。《周礼正义》还说：身份显赫的人陵墓坟丘高大、树木繁多；地位卑微的人陵墓坟丘矮小、树木稀疏。

秦汉之后，松树便被视为最高等级的树种。从唐代起直至清代，除了元代之外，皇陵之内都要栽植油松。

隆恩殿旁八棵油松代表八大朝臣站班护陵

昭陵的古松群各有名目。昭陵方城内隆恩殿东、西两侧排列的八棵古松，叫做“站班松”，分别代表着皇太极生前的八位股肱大臣。

据说，皇太极的八位辅弼大臣分别为满族“八大姓氏”，“佟、关、马、索、那、富、祁、郎”。其中，“佟”为“佟佳氏”；“关”为“瓜尔佳氏”；“马”为“马佳氏”；“索”为“赫舍里氏”；“那”为“那拉氏”；“富”为“富察氏”，“祁”为“喜塔喇氏”；“郎”为“钮钴禄氏”。这“八大姓氏”各自统领一“旗”。当年的八旗建制，300人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5个“甲喇”为一“固山”，即一“旗”；每个“旗”共计7500人。每当举行朝会，按照八旗方位，各个旗长侍立在皇太极东、西两侧，听从调遣；每当出兵作战，旗长各率本旗人马布阵攻坚，奋勇杀敌。这“八大朝臣”是皇太极的左膀右臂、心腹重臣。

皇太极“驾崩”之后，清廷兴建昭陵时，特意在陵寝方城内隆恩殿东、西两侧，栽植了八棵松树，寓意“八大朝臣”，一来追念“八大朝臣”的丰功伟绩；二来秉承“事死如事生”之意，即“八大朝臣”一如既往地为皇太极“站班”护陵，继续君臣前缘。

为保护昭陵的八棵“站班松”，清廷曾明文规定，除八棵“站班松”之外，昭陵方城内隆恩殿两旁，不准栽植任何树木；一旦发现“站班松”出现干枯等异样症状，必须立即上奏朝廷，皇帝将钦派大臣前来，按照“钦天监”选定的良辰吉日补栽。

石像生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重要标志。昭陵共有6对石像生，它们依次是坐狮、坐獬豸、坐麒麟、立马、卧骆驼、立象，又被称为“十二御林”。

据介绍，清朝末年，西南方向的“站班松”即将枯倒。盛京将军崇实奉旨来到昭陵。先在西南“站班松”前烧香叩头，念念有词一番祈祷；随后派工匠们在松树下安置支撑木架，以防松树倾倒，并在松树下浇水施肥。经过一番折腾，这棵松树竟然奇迹般地“死而复生”，令盛京（沈阳）时人啧啧称奇，一时间传为“异事”。

1925年，为保护“站班松”，昭陵监督员苗文华，用废旧琉璃瓦在各个“站班松”周围砌筑了保护圈，以防游人践踏“站班松”根须。不久，苗文华看到，前人补栽的西北方向“站班松”业已干枯，便将其拔除，补栽了一棵松树。

三千六百古松肃立象征内军侍卫先帝

昭陵内方城高二丈三尺三寸，周长七十九丈，青砖堆砌，东、西、南三面有雉堞（躲口）及女墙。传称方城是盛京城的缩影，门户森严，雉堞林立，俨然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城堡。

《大清会典》记载，除了象征“八大朝臣”的八棵“站班松”之外，昭陵的古松还有“山树”“海树”“仪树”之分。

昭陵“宝顶”北面“隆业山”的古松，为“山树”；陵寝“风水红墙”以外的古松，为“海树”；“风水红墙”之内、“神道”两旁的古松，为“仪树”。“仪树”成行成趟、横竖排列有序，又叫“趟松”。清廷定制，昭陵“海树”为1975棵；“仪树”（趟松）为1625棵。“海树”“仪树”总数为3600棵。据介绍，皇太极生前有3600名“内军”，专门保护皇宫（沈阳故宫）安全。“内军”分为两部分：“内侍卫军”1625人；“外侍卫军”1975人。昭陵的“仪树”“海树”，就是根据皇太极生前“内军”人数栽植的，并且栽植位置十分明确：“风水红墙”内、“神道”两旁的1625棵“仪树”（趟松），为“内侍卫军”；“风水红墙”之外的1975棵“海树”古松，为“外侍卫军”。

此外，还有一说：昭陵古松总数为4803棵，象征盛京（沈阳）城墙垛口，以及驻防八旗军。盛京（沈阳）城墙重建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城墙高3.5丈、宽1.8丈、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城墙之上有651个垛口。当年，盛京驻防八旗军总数为4152人。盛京城墙垛口与驻防八旗军总数为4803，恰与昭陵古松总数相吻合。

清廷严管昭陵古松盗伐收买判处死刑

史料记载，清廷对昭陵古松管理始终十分严格。清代咸丰皇帝给盛京将军奕兴的圣谕，便规定得十分具体。

这份“圣谕”明确指示，对“盛京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的“陵树”要严加管理。“陵树”均有档案。管理陵寝的衙门无权直接处理枯死、倒伏的“陵树”，而必须报告盛京将军，再由盛京将军委派协领官，与陵寝总管一道到现场勘查。然后，在协领官、陵寝总管的监督之下，方可将枯死、倒伏的古松砍掉。一旦出现营私舞弊行为，要拿盛京将军、陵寝总管是问。咸丰皇帝强调，要加强“陵树”管理，增加哨卡、堆房，令守卫防御陵寝的八旗兵经常巡查。与此同时，咸丰皇帝还明确了“盛京三陵”“陵树”的管理权限：福陵（东陵）、昭陵（北陵）的“陵树”，由盛京将军直接管理、查验；永陵的“陵树”，由兴京（新宾）守尉自行管理。

清廷对昭陵的“海树”“仪树”管理十分重视。尤其是昭陵“风水红墙”之内、“神道”两旁的“仪树”（趟松），昭陵总管每年都要向朝廷报告一次管理情况，并且每次奏报都要采用“增、减、迁、退”四字，加以详细说明。例如：全年增加几棵松树，减少几棵松树，迁移几棵松树，退去几棵松树。一旦缺损，必须随时补齐保持原数。

对盗窃、收买“陵树”者，清廷一律处以极刑。例如：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一名叫祁柱的男子，伙同10名同乡，潜入昭陵内盗伐古松，然后卖给匠人湛柱、盛明阿。结果，祁柱等11人被昭陵八旗官兵逮住，押送到盛京刑部。盛京刑部以“盗大祀神御物律”量刑，将祁柱等11人立即处决；判处不问来历而购买“陵树”、案发后仍拒不招认的湛柱、盛明阿“斩监候”；判处案发地段守陵人失职罪，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役。

建立户籍精心看管昭陵古松益寿延年

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如今，昭陵的古松尚存3870棵。其中的“观音松”“夫妻松”“姊妹松”“鼬雀争巢松”“天狮松”“龟松”“神松”“凤凰松”等象形古松，令中外游人惊叹不已、流连忘返。

为使这些珍稀的古松虬枝繁茂，北陵公园管理部门成立了古松专业养护队伍，为每棵古松编号挂牌，建立详细档案、“户籍”，输入计算机管理。游人们时常看到，北陵公园的工作人员们为古松清除树下杂草、松土、挖透气沟、种植豆科固氮植物、施肥、喷洒药物；除了安全保卫人员每天巡视，严禁游人在古松群、陵寝中动火、吸烟之外，还设置了20余处“安全防火标志牌”，一旦发生不测，防火人员将依据“安全防火标志牌”编号的方位，迅速出击，防患于未然，确保古松安全。与此同时，他们还补植了大量的松树苗，以期这个全国陵墓遗址中罕见的古松群，延年益寿、后继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