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的百年航程

沈阳市图书馆是一所综合性大型公共图书馆，始建于1908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最初命名为奉天省城图书馆，几经迁移，1946年择址于沈河区朝阳街131号（原满铁奉天公所址，今为市少儿图书馆）。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原沈阳市图书馆，1949年3月11日，市人民图书馆正式开馆，1955年改称沈阳市图书馆。图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沈阳市图书馆。

沈阳市图书馆位于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沿线、科普公园一侧，沈阳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站旁。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金廊，为一座图书馆留出它的位置，这一点至今还为很多图书馆人所津津乐道。

沈阳市图书馆是百年历史中的第一家图书馆，也是晚清时全国第五家公共图书馆，除了出身尊贵，它还承载着知识平等和改变人们命运的责任，让更多热爱读书的人们可以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就此而言，足以支撑起它坐落在城市任何一处繁华地段的资格。

从现址沈河区青年大街205号到原址沈河区北京街5号，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沈河区朝阳街131号，再到最初的大南门里的提学司附近，沈阳市图书馆地址随着城市的脚步而改变，但它知识改变命运的初衷不改，它的发展变迁也近乎是沈阳近现代城市发展史的缩影。

20世纪20年代末的辽宁省立图书馆的主楼还是低矮的瓦房，被四周茂盛的树木所遮挡，但丝毫遮挡不住读者们热爱读书的热情。

20世纪20年代末辽宁省立图书馆馆长——卞鸿儒

1905-1906年间的奉天，正值日俄战争之后，“战乱虽平，疮痍未复，典籍散佚，少有存者”。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仿行宪政”等“废日立新”命令，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图书馆。一年后，首届奉天提学使张鹤龄向奉天将军赵尔巽提出建“公共图书馆”的建议，得到首肯，1908年10月，奉天省城图书馆落成开馆，即为沈阳市图书馆的前身。

张鹤龄（1867-1908），江苏阳湖（今常州）人。13岁时，张鹤龄便通训诂辞章之学，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三年后中进士。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他极力主张变法，曾写下万言，向同辈倡议。光绪三十年（1904），赵尔巽出任湖南巡抚，他深知，若治理好湖南，没有张鹤龄的辅佐，万万不可。于是，特地上奏朝廷将张鹤龄从京师调至湖南。后来赵尔巽以治理湖南而闻名于朝野，离不开张鹤龄为其细心谋划。

赵尔巽出任奉天将军后，又以“陪都重地兴学之任，非公莫属”的一纸政令，将张鹤龄调至奉天，出任首届奉天提学使。不过，真正建立新学政，谈何容易。可是，困难再大，张公也要身任其难。他认为：“教育不兴，国力难强，受制于强邻，而何安于心！”

张鹤龄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于当年六月创建奉天法政学堂，次年开办女子高级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不久，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等成立，这是第一批启建的新式学堂，首开东三省新式学堂的先河，具有启蒙、示范作用。他又出面建立奉天省教育会和各地劝学所，并大力倡导私人办学。为使政令得到落实，还派监督员到各府厅、州县，督察各大小学堂。

在张鹤龄到任奉天半年后，便向奉天将军赵尔巽上奏“建立奉天图书馆”奏折，很快赵将军就作出了明确的批示。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五月初三日的《盛京时报》，对此有如下报道：“张学使莅任以来，以奉省各校林立，教员如鲫，授课之际欲觅一册参考书亦不可得，遂建议创办图书馆。已于去冬禀准赵军帅存案……”

沈阳市立图书馆旧址，在这里找不到市图书馆往日的痕迹，但书香却在沈城的各个角落中久久飘荡。

一年之后，张鹤龄任命“候选主事”陈树藩（字炳焕）为奉天省城图书馆首任馆长，主管图书馆一切事务，并派遣其到上海等地购书。开馆前，陈炳焕前往湖南、湖北一带采购图书，历时四个月。此外，上海48家书业所先后赠送奉天省城图书馆图书1664种，1839册。其中，文明书局赠送160种，168册；商务印书馆赠送237种，330册；广智书局赠送147种，150册。陈炳焕此行收获颇丰，从而奠定了奉天省城图书馆的基础藏书结构。

而后不久，赵尔巽调转，徐世昌接任，对于已经建好的图书馆，却被徐世昌改为周左参赞公署，虽然已建好的馆舍改做他用，但是张鹤龄并没放弃这一有利于大众教化的图书馆，经过据理力争，图书馆改建在了大南门里的提学司附近（沈河区朝阳一校西部）。如果不是张鹤龄的一再坚持，奉天省城图书馆就已经胎死腹中。正是由于张鹤龄的个人声望，奉天省城图书馆才得以再建。

奉天省城图书馆是对公众开放的，但起初的图书却是不外借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借出馆外是图书馆的基本服务项目之一，但在当时却是艰难的一步。1912年，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不断渗入，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开放观念渗入到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馆理念之中。1912年9月，奉天全省学务公所总理世荣呈报给奉天都督一份“图书馆新订阅览规则”的奏章，奏章明晰一个事实，为方便读者阅读，奉天省城图书馆允许图书被读者借出馆外。

“九一八”事变之后，该图书馆被日伪所占据，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之中。1947年馆藏尚有中、英、俄、德、日文图书计16万余册，均为“九一八”事变之前所出版。

20世纪80年代的沈阳市图书馆巍然屹立于市府广场旁边

1948年初，图书馆馆舍又被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强行征用。国民党接收后的三年，馆藏被肆意破坏，图书馆遭受严重损失。馆藏150余种东北地方文献丢失过半，较为珍贵的民国时期的446种期刊和伪满时期的地方报纸也已荡然无存。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沈阳市图书馆，当时清理出的图书仅有10万余册了。

馆史记载，1950年沈阳市图书馆全年开296天，阅读册次14503册，其中以文学居多。1953年沈阳市文化局成立，沈阳特别市立图书馆成为其直属单位，改称“沈阳市图书馆”。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能看到的书不多，但很多人看书的劲头很足，纷纷来图书馆借书，像《青春之歌》《红岩》这类的书，是当时的热门，一般的书图书馆每种买五本，但这些热门书每种要买50本，但仍然不够外借的。当时买过数量最多的一本书《保卫延安》，达到了200本之多。

不过，沈阳市图书馆最火的时代，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而是恢复高考的初始时期，那是印象中人们最富有学习热情的时候。

“本来图书馆一般是8点半开馆，但是早上6点就有青年学生去图书馆门前等候，门前等候的年轻人排着队都能把交通堵塞了。等到开馆的时候，我们收发室的师傅不敢去开门，怕被百米赛跑一样冲进去的人群挤倒。”沈阳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郭成斌回忆说，“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社会上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教材，我们馆进了几套，简直是热得烫手。我至今还记得，学生们一路跑上楼时踩在木头楼梯上的声音，噔噔噔噔……”

人们热爱图书馆，但图书馆人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感到了力有不逮。“主要就是地方不够啊，很多书没地方放，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沈阳故宫博物院暂存，还有一部分放到人家歌舞团的锅炉房里，还有放在闲置的剧团排练场里的，真是什么办法都用到了。”郭成斌回忆说。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择址重建新馆成了沈阳读者们的一个心愿。迁走的想法，最初是在1986年的一个读者座谈会上被人提出的，当时的沈阳市政府很重视，第二年就着手研究新建，最后敲定了市府广场北侧的位置。这座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5号的馆舍建成于1991年，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这座馆舍与之前的馆舍相比，建筑面积增加了近4倍，阅览坐席增加了6倍，可同时容纳读者1500人。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生活变迁，进入新世纪，曾经的新址图书馆也已经运行了十几年，老问题又出现了：藏书增加，面积不足。“十五”期间，沈阳市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由2000年的159万册增长到2005年的183万册，涨幅为15%，与“九五”相比，涨幅增加了九个百分点。

经过多方论证设计，2004年一处新馆址动工：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05号科普公园内。这座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的新馆，是旧馆的3倍大。图书馆外部采用了生态式建筑设计理念：斜坡绿化屋顶、椭圆形采光天窗与延伸至西侧的绿化广场上的椭圆形灯光，一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老馆，沈阳市图书馆现有总藏量371万册（件），有古籍善本书133部、3038册，其中有1部入选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29部入选省级珍贵古籍名录，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百年航程中，沈阳市图书馆不分读者老弱妇孺、贫富贵贱，进馆一视同仁，真正体现了服务读者的大众化、社会化，陪伴了一代代沈阳人走过了成长的岁月。

沈阳市图书馆2005年搬迁到新馆，主体楼高6层，设有8层附属办公楼，是红极一时的沈阳地标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