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一个山崩地裂的时期。广州人在此时期所遭受的残酷劫难也是前所未有的。清兵入粤，南明溃逃；义军蜂起，胜败无定；反抗愈烈，屠城愈狂。于是有“广东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也有广州城陷后几万居民的丧生。甚至当战尘已经落定，广东沿海人民又横遭“禁海”、“迁界”之祸，不少人合家饮毒于道旁。此时期广州人身受的痛苦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
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对清朝的总体评价应该是高于明朝的。金庸先生甚至说过，两者在数学上简直不能相比，前者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则是相当高的负数。岭南的历史也能证实这一点。从康熙中期开始，创伤得以逐步医治、抚平。到乾隆年间，广东社会生产力、经济生活的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明代。以正常时期的政治统治、经济状况、人民生计来比较，我们应该承认清朝比明朝要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清政府对经济生产的问题较少干预，有一些事情还是可以让人民按经济规律办事。
英国商人惊异于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景象，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清代的广州，在初期的残阳如血之后，出现的仍是桑基鱼塘，江上有轻舟唱晚，堤岸边是荔熟飘香，这种景象实在是当年那位在辽东雪原上浴血奋战、后来被诬陷下狱、最后被人一口一口地咬死的热血英雄袁崇焕（广东东莞人）所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乾隆时期，广东农村的景象是“粳稻倍收，嘉植连畦”，农人“民歌于途，粳徐告丰”，远望“邑市村落蒸蒸富庶，居然乐土”。城市更是一片繁荣景象。1768年到过广州的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回忆录中说：“当你到了这个城市后，发觉到她的景色是引人入胜而美丽如画。宏伟而新颖的建筑，经常使外来人感到惊奇。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光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紧邻广州的佛山，也是“商贾丛集，阑阌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在乾隆后期，也就是从18世纪晚期开始，广东社会的富庶，各业的繁荣，以及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已经很明显地呈现出来了。
清代广州城市建设在总体格局上只能沿袭明代，在北有越秀山、南有珠江的地理条件限制下，广州城的发展只能沿珠江两岸和在西关平原上进行。在东山、河南（珠江南岸）这两处地方的开发也渐渐多了起来。外国商人夷馆和十三行街的兴建是广州城建方面的新的商业景观。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这些夷馆大部分毁于火灾。由于十三行建筑的发展，填江、占地、兴建码头等扩充陆地的建筑工程使珠江河道一天天地变狭窄了。不少广州人现在还把过河（珠江）至对岸称为“过海”，而实际上这“海”早在清乾隆以后就开始变为狭窄的一湾江流了。
广州圣心教堂，又称石室，于1888年建成，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哥特式风格的石构天主教教堂。
西关逐步开发，屋宇连片出现，西关繁荣起来了。在宝华街、逢源街、多宝街一带，出现了方格状的街道系统，出现了广州人津津乐道的“西关大屋”。这些具有极其典型的岭南民居风格的“西关大屋”，据说现在只剩下不足100间了。现在广州保存最好、集岭南建筑与装饰艺术之大成的清代建筑群是陈家祠，它原是广东72县陈姓的合族宗祠和书院，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
在中国，广州是最早出现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城市。就在修建陈家祠的前后，广州还先后落成了两幢建筑物，一座是天主教的圣心堂，广州人称为“石室”，它兴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完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历时25年，它是仿照巴黎圣母院的造型，由法国工程师设计，高达58.5米，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结构建筑。另一座是岭南大学的马丁堂，建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岭南大学美国董事会最早兴建的教学建筑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幢钢筋混凝土建筑。这两幢建筑物的功能至今也没有改变，“石室”仍是广州的天主教堂，马丁堂现在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楼。前有宗教，后有教育，至今也仍然是宗教与教育，这恰是一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的历史，也恰是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最有意义的象征。难怪人们会说，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但是，对于清代的爱新觉罗皇室而言，广州的意义除了海关的税收之外，就是奉上的贡品。这些贡品种类繁多，包括有金属器、玻璃器、珐琅器、钟表、盆景、象牙雕、玳瑁、珊瑚、彩石、琥珀、珠宝、织物、家具等。宫廷青睐广州贡品的根本原因在于18世纪的广州已经是有大量洋货充斥的市场，这些洋货对广州传统的手工艺产生极大的影响，原有的丝织、木器、金属、玻璃等传统工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在洋货的影响下，广州出现了斩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和钟表等新兴手工艺。文物专家杨伯达先生说得很清楚：“如果说屈大均那个时代的广东工艺在清代的地位不过是屈从于‘苏州样’，而‘广州匠’仅在技艺上占有一席位置的话，经过康熙晚期、雍正和乾隆初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成长，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迅速形成了有别于京、苏、扬的‘广州样’，并影响到内廷和苏州、扬州、北京的工艺形式与图案装饰。”就这样，西风东渐的积极效果只能体现在讨好皇室欢心的奇器奇艺上，广州在近代史上对于中华民族更为重要的意义就这样被淹没了。
清铜镀金嵌珐琅瓶式自鸣钟，可鸣点报时，变换装饰图案。
清代外销画中的广州商店
然而，在民间，却发生了许多由珠江岸边的中国臣民和十八九世纪的欧洲人共同扮演的艺术的故事，它们就像黄昏时候天上灿烂的云霞一样美丽，但很快又悄然地消失在天边。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广州开始出现一种外销画行业，至19世纪初达到兴盛的时期。所谓外销画，主要是指一种带有风俗、风景写生和纪念旅游性质的外销商品绘画。它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其时欧洲正流行“中国热”，以及有不少欧洲画家来到中国沿海城市，他们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画了大量的风俗、风景写生，这些作品受到欧洲人的欢迎。于是，广州的画家看准时机，在外国商人聚居的十三行一带开设画店，雇请画工，大量绘制各类本地风景、风俗画。这种行业的兴衰反映出广州商业文化的特点已经明显地具有了外向型的基本特征，广州人善于把握机遇、勇于开拓新行业、积极投身国际大市场的经济才能也充分地展示出来。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广州人的重商轻文和在审美上趋向流俗也是在此时期形成的，那当是片面的。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表明广州人性格的另一面。熟悉中国书法史的人会知道，清代碑学是书法史上血脉贲张、残阳如血的一页，从前期帖学到后期碑学，书风由束缚而解放，由柔媚而雄强，由馆阁而山岩，至晚清而成苍茫之势。这一过程中，广东康有为是一位惊世骇俗、震古烁今之士。他晚年写过一副名联，曰“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这种雄强豪逸的意气又岂是时人心目中所谓的广州人的形象！
中国传统的社会残阳如血，广州却是最有可能最早迎接新的太阳的东方城市。假如它可以不受自大自狂的中央朝廷的控制，假如它能更为自由地在蓝色的海洋文明中“经风雨、见世面”，假如它的人民拥有一点自主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的话，假如这一切都不是假如，广州的历史，谁能料到会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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