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有两次提到岭南。
“饮茶粤海未能忘”,他想起与柳亚子先生曾在广州的茶楼饮茶,广州人的饮茶习俗因伟大领袖的怀旧而名垂红宝书,这使“文化大革命”中的广州人备感温暖。当年南下广州串联的北方红卫兵无论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对广州人的饮茶却奈何不得,因为他们最红最红的红司令也曾“饮茶粤海”,而且多年后一直对那杯茶未能忘怀。
毛泽东在长征前夕曾到过五岭山脉,他遥望南天,郁闷的心绪消散了许多,因此有了“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诗句。比起饮茶粤海,“战士”当然更有豪情和气概,也更有战斗的意志。因此,这句诗成了广州、广东人民最豪迈的口号,当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两报一刊的庆祝社论就是以这句诗为题目。
其实,毛泽东的豪情和对岭南的殷殷寄望是十分恰当的。广州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在天朝帝国的统治下,只有广州这一小块地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只有广州最早就建立了面向海洋文明的外向型经济。广州是昏睡百年的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扇窗口,广州人也是最早领教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从而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中国人。中国近代的发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广州为中心和起始的。
林则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与他在广州为官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广州设立了中国最早的“译书馆”,翻译外国书报,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史上政府官员亲自主持译介西方文化、研究西方世界的先例。林则徐最后的悲剧命运,恰恰又在于他虽然能对西方洞悉极深,却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腐败官场无可奈何。林则徐的世界是广州对近代中国的最大馈赠,正是它所培育出来的林则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由他主持的禁烟运动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历史从此被迫走上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
为了写好《海国图志》,同样是经世之才的魏源在洒泪送别了好友林则徐之后,在1847年游历了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他在广州拜访了学海堂学长陈澧,在澳门拜访了有教养的葡萄牙人,使他大开眼界,于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很明显,广州以其长期的对外开放和商业文化居主导地位的都市形态而成为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潮、新变革的发源地。在近代思想史上,广州是新思想的摇篮和实验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思想变革的主要趋向是向西方寻求真理。
广州花县的洪秀全破天荒地试图以基督教糅合儒教和农民传统的均平思想,虽颇多荒唐之处,但其叛逆的勇气和奇特的想法足以令国人震醒。
洪仁的《资政新篇》更有一点构思中国的近代化蓝图的意味,虽然由于与历史环境的极不协调而只能是一纸空文,却也表现出一种钦慕西方、学习西方的自觉意识,恰可以昭示出广州人毗邻海外、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思维特色。
林则徐画像
容闳及《西学东渐记》书影
其后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开启了启蒙思想的前奏。在他的策划和亲自选拔下,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于1872年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时至今天,我们回顾容闳致力西学东渐的远大目光和艰苦的努力,备感钦敬。
至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狂澜和政治风暴荡涤神州。康梁师生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就是思想的策源地和人才的摇篮。万木草堂的旧址在广州市内中山四路长兴里,原来是一座祠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这里创办了万木草堂,培养维新人才。
康有为
梁启超
再以后,孙中山的密谋和举事多与广州有关,从反清革命团体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到黄花岗起义,从护法运动到北伐、东征,广州都是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上海在商业和思想文化方面已经显示出超过广州的势头。例如到1895年,中国共翻译了500多部介绍西方的著作,其中有85%是在上海出版的。从那个时期到今天,广州在全国的地位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而不是学术中心或文化中心,但本来它是可以的。这是广州在近代史上最为遗憾的事情,它虽得西学东渐的风气之先,但它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没有使自己成为学术和文化的大本营。
政治来复去,此地空余革命城。回顾广州的历史,我总感觉到有一种沉重的失落。广州在时代的风云中错失了文化更新、文化转型和文化积累的机遇,当风暴过后它就依然只是饮茶和做生意的地方。康梁过后,还看今朝,是百万民工指看南粤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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