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车到大广高速麒麟楼隧道,抬眼望去,前面重峦叠嶂,峻岭层峦,燕山山脉的俊秀一览无余。长城蜿蜒于远处的高山之巅,气势宏伟。举目前望长城关内,薄雾升腾,曲折幽深。立壁遮日,阴风徐来,肃杀之气盈谷。在山下望金山岭长城,只见它背倚蓝天,横亘东西,野云悠悠,极高极险。山势犹如人的手指并拢,呈双向阶梯状。登上那座战时的核心敌楼——将军楼,眼前开阔明朗起来,远处的村庄冒着袅袅的炊烟,显得恬静、悠然。山那边青黄相间的草木一起一伏,几处羊群涌动,平添几许诗情画意,使人联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这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景象,才会让人忽略正身处一个曾经战火硝烟、血肉横飞、坚硬如铁的所在。
明朝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极盛时期,长城的精华也体现在明代。在明代统治的270余年间,长城修建贯穿始终,从未停止。
蓟州北部燕山一带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由于年久失修,到明代初期,已多处坍塌,难以成为阻挡北方边族入掠内地的屏障。而明朝中期以来,鞑靼部经常率兵攻掠蓟镇、昌黎、抚宁、乐亭等地,抢掠居民、牲畜和财物,对明都北京也造成威胁。
为加强北部边关的防守,更好地护卫京城的安全,明朝曾在北方先后设置九个军事重镇,蓟州作为其中之一,尤其被重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将39岁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与蓟辽总督谭纶联合主持蓟辽沿线防务,整修长城,增设“敌楼”。
谭纶(1520~1577年),字子理,号二华,汉族,江西抚州市宜黄县谭坊人,明代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与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齐名,著有军事著作《说物寓武》20篇。谭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近三十年的军事斗争实践,加上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感悟,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军事思想。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在福建沿海再度进犯,在邵武、兴化一带大肆劫掠。谭纶受命任福建巡抚,并举荐戚继光、俞大猷等参与抗倭。同年四月谭纶任总指挥,命戚、俞等分头进攻,一举灭敌2000多人,收复兴化。次年(1564年),倭寇再攻仙游,谭纶亲率戚继光部增援,攻下仙游,斩敌千余,迫使倭寇余部入海逃遁。
谭纶初到蓟镇时,曾沿长城巡防,对随行官员们说:“秣马厉兵,决战胜负于面对面的局面适合于南方;坚壁清野,坐歼侵略者的场面适合于北方。”
在这种情况下,谭纶采纳戚继光的建议,在隆庆三年(1569年)正月上《请建空心台疏》,借鉴沿海抗击倭寇的经验,仿照民间看家楼的式样,计划在长城上创建既能驻兵,又能防御的空心敌楼,并加厚墙体,在城墙上面两面设垛口。
谭纶最初是计划蓟(周)、昌(平)二镇修筑3000座空心敌楼,后考虑到明朝的财政状况,谭纶经亲自勘察地形地势,减为1500座。
但是谭纶主持修筑空心敌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朝廷中的一些人认为修筑敌台耗费国家财力,对于蓟、昌二镇的防御起不了多大作用。他手下负责修筑敌楼的官军,也认为修敌楼是个苦差事,消极怠工。后来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率山东沂州(今临沂)军前来戍守,戚继光遂奏请朝廷将戚继美留下,并亲自教授了修筑敌楼方法。戚继美按哥哥的要求,首先在大水峪修筑了7座标准的空心敌楼,为各路树立了样板,随后敌楼修筑工程全线铺开。同时,谭纶顶着各方压力,对那些阻挠怠工的、故意拖延工期的、擅自更改敌楼制式的人进行了处罚。这些受了处罚的人便到京城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对谭纶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但在隆庆皇帝和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下,空心敌楼的修筑工程得以顺利进行。隆庆三年(1569年)共修建了472座敌楼,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累计修建1017座,谭纶也因功升任兵部尚书。到了隆庆六年(1571年)蓟、昌两镇累计修建1206座。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蓟、昌两镇累计修建1337座,万历九年(1581年)累计修建1448座,至此蓟昌两镇空心敌楼的修建基本完成了。
敌楼建成,因其高约3丈,敌人的钩杆无法发挥作用,而台上预置的佛郎机、鸟嘴铳又可致远,射击远处来犯之敌,敌人的弓箭至多可射击五六十步远,用来攻击敌楼,基本上也是毫无用处。因此,敌人的大队人马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攻下敌楼的。即使有少数敌人从险要处翻墙而入,面对坚固的边墙、敌楼,也终将束手无策。
从此,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的2000余里的边防线上,“楼堞相望,两千里声势相援”。敌楼的建成,“以战而守”,达到了谭纶提出的“以守则求必固”的目的。
内阁首辅张居正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曾给予极高的评价:“筑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
由此可见谭纶作为军事家对于整个战局的分析和把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战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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