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遗产地周边的经济开发行为

由于世界遗产的唯一性、垄断性,使其具有超强的市场号召力,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遗产地周边地区进行以旅游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开发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遗产地周边环境是形成并表现遗产特征的重要因素,也是保持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必备条件。因此,对处于这一环境当中的各种本体资源应在充分承认和尊重其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护为主,避免出现错位、过度的开发,尽量协调好各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当前部分遗产地忽视周边原赋环境的存在价值,对土地、水、森林等各种本体资源进行错位的、过度的开发建设,已经给遗产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至今国内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评价方法来对这类经济过程进行限制。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国际上最低安全标准(SMS)这一概念,对遗产地周边各种资源的利用途径进行评价。

最低安全标准(safe minimum 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旺特卢普(Ciriacy Wantrup,1968)^[1]提出,主要用于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坏状态通常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确定的。最低安全标准认为,物种(或资源)的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的阀限(thresholds)之内,一旦物种(或资源)的利用超过这个阀限,进一步的利用就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从而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而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一个办法就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能够得到保护。

笔者认为,在如何处理世界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最低安全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域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将导致多种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物种因栖息地被淹没而灭绝;二是不建坝,从而保留该区域多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但会丧失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保留多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可能性一,价值为零;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不同的政策选择就决定最大社会损失(见表10－1)。

表10－1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由表10－1可以看出,如果采取建坝政策,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多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如果采取不建坝政策,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多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未来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假设X＜Y,则应该选择不建坝,这时的损失为X－Y;否则,将选择建坝的政策,此时的损失为Y。

在实际问题中,最低安全标准的社会损失矩阵对选择不同政策时的社会损失X、Y进行量化的研究案例很少,获得相关数据有一定难度。对于在三江并流区域虎跳峡流域开发水电给世界自然遗产带来的社会损失至少应当考虑这样几个方面:峡谷地质地貌景观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多民族杂居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受到干扰、移民利益旁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事实上,由于三江并流区域虎跳峡流域的高山峡谷景观具有独特的地质价值,保留多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未来价值可能远比建坝带来的获利要大,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应选择不建坝。

另外,考虑到利益的代际分配,毕晓普(Bishop,1978)^[2]认为:除非社会利益损失大到无法接受,最低安全标准都应该被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损失大到无法接受”这一概念不仅仅应从经济上进行评价,还应从伦理上进行分析。由于未来人口无法参与到当代的资源配制中,市场机制无法对其利益加以保障。为了避免对后代强加多种不确定的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当代人究竟愿意承受多大程度的损失是需要加以重新考量的。因此,三江并流区域虎跳峡流域开发水电带来的社会损失除了从经济学、生态学、文化学角度进行评价外,还有伦理学这一评估标准从另一角度影响社会对两种不同政策的选择。

类似的涉及遗产地周边各种环境资源的经济开发,如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孤岛化”倾向、八达岭长城脚下破坏性开发、周口店周边环境污染、都江堰杨柳湖工程建设、青城山脚下房地产开发等问题或事件,在具体的开发方式选择过程中,都可以参照经济行为的最低安全标准,本着对世界遗产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谨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