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是怎么一回事？

国本之争是怎么一回事？

国本之争是指万历君臣围绕册立太子展开的一场历时15年的争论。

嘉靖时期的“礼议之争”曾持续多年，万历君臣围绕册立太子的问题也展开了15年的争论。因为太子是“天下之本”，因此这场争论被称为“国本之争”。

明神宗大婚之后，一直没有子嗣，从太后到大臣都非常着急。一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皇长子朱常洛才呱呱坠地。

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原本是太后宫中的一名宫女。一次，神宗去探望太后，看中进而临幸了王氏，事后对此事闭口不提。不料王氏却怀孕了。太后问及此事，神宗还想抵赖，幸好太监在《内起居注》中作了记录。太后对神宗说：“我已经老了，还没有孙子，倘若王氏所生是男，也是国家的福分，何必讳言。母以子贵，有什么等级之分？”于是，神宗册封王氏为恭妃。不久，皇长子朱常洛就出生了。

恭妃虽生了儿子，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宠，最得神宗宠爱的是郑贵妃。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郑妃也生下皇子朱常洵。神宗见郑妃喜得贵子，比皇长子的诞生还要高兴，传旨大加庆贺。(www.guayunfan.com)

明神宗对朱常洵非常偏爱，这使得朝臣们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册立谁为太子？这可是牵涉到“国本”的大事，是年二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根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尚年幼为由，推托说等两三年后再行册封。其实，神宗是想借机拖延，然后伺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与此同时，神宗决定，晋封郑妃为皇贵妃。这样一来朝臣们更着急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琮等先后上疏，认为恭妃生皇长子，应在郑妃之前封皇贵妃，并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对此大为恼怒，斥责他们“揣摩上意，怀疑他废长立幼”，然后将他们统统贬谪。

郑妃被封为皇贵妃后，更加受到宠幸。神宗的日常生活起居均由她安排。因此，外廷官员多猜测她有意谋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召见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阁臣。申时行等乘机再次提出册立太子之事，神宗一口回绝。申时行又谏言道：“皇长子已9岁了，应当启蒙读书了，请皇上让他出阁读书。”神宗自然明白，“出阁读书”只是一种形式，一旦举行，事实上就等同于承认了长子为太子。因此，神宗仍不松口，只是让朱常洛、朱常洵出来和辅臣会面，绝口不提立太子之事。十月，群臣又一次联名上疏请立太子，神宗大怒，将诸臣全部停俸。不过迫于压力，神宗不得不同意于次年册封。

到了第二年，神宗仍然没有册立之意。很多官员又重提立储之事，结果，有的被削职惩办，有的遭到廷杖。内阁大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先是王锡爵以探母病为名告假回乡，接着申时行、许国辞职离朝，最后王家屏因为势孤力弱也只得辞官。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神宗将王锡爵召回，入阁任首辅。手谕王锡爵说“立嫡不立庶”，皇长子朱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先封为藩王。等再过几年，若皇后再无生育，再行册立。并让王锡爵为他起草上谕。王锡爵斟酌再三，拟了两道谕旨：先按神宗手谕，拟了一道，另外又拟一谕旨，建议令皇长子先拜皇后为嫡母，再行册立。王锡爵的一番苦心，神宗全然不理会。廷臣闻讯纷纷诘问王锡爵，王锡爵默然无语，不禁泪下。

外廷为立太子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后在后宫早有所闻。一天，神宗前来请安，她问神宗因何不立皇长子。神宗回答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听了极为不悦，训斥道：“母以子贵，怎会有等级之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原本也是宫女出身，生神宗后才晋封为贵妃的。听了太后的训示，神宗万分惶恐，连忙伏地请罪不敢起身。王锡爵得知此事，便抓住时机对神宗说：“皇长子已13岁了，从古至今，哪有13岁还不读书的道理，何况是皇子！”终于迫使神宗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让皇长子出阁讲学。

出阁之后，册立、冠婚就迫在眉睫了。朝臣连连奏请，神宗一再拖延。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才被正式册立为东宫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朱常洵受封以后，一直赖在京城，不肯到封国去。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锦衣百户王日乾报告郑贵妃的内侍与方士勾结要谋害太子。两年后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神宗见舆论对郑贵妃和朱常洵十分不利，于是速速下令福王离京就藩。至此，朱常洛才算坐稳了东宫太子之位。

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十五年之久，很多人因此丢官罢职、下狱受杖。后人因此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继承受命，从没有过如此这般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