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射艺文化

灿烂的射艺文化_武术·射弩

第三节　灿烂的射艺文化

弓弩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原始社会至清朝中期这一漫长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其无论作为先进的劳动工具还是先进的军事武器，在历代帝国的军事、政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我国古代对射技十分推崇，古人视射技不仅为一种军事技能，更视其为国之大礼、立德正己的教育手段和健身娱乐的活动，并形成了灿烂的射艺文化。

一、射艺文化的萌芽

后羿射日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传说远古的时候，天上10个太阳齐出，烈焰焦烤，江河干涸，大地龟裂，草木枯死，百姓遭受空前的灾难。于是，天帝派遣天神后羿下凡，赐给他“彤弓素矢”，为民除害。后羿面对苍穹，弯弓搭箭，一口气射落了9个太阳，吓得最小的一个太阳战栗着躲进了扶桑木的浓荫。后羿又一鼓作气，射河伯之目，风伯之膝及其他危害百姓的妖怪恶兽等，为民除害。于是，大地又恢复了生机，百姓又能安居乐业。

后羿射日是一个关于射艺的古老的传说，反映了当时原始社会人们对于弓箭和善射者的崇拜，是最初的射艺文化的雏形。在原始荒蛮时代，弓箭是最具威力、最先进的武器。人们利用弓箭狩猎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用其来抵御猛兽的侵袭和外族的侵略，可以说弓箭是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正因如此，人们形成了对弓箭和善射者的崇拜。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弓箭被赋予了万能的神力，即使是被人类奉为神灵的太阳也屈居其下，而拥有出色射艺的人更是被视为能战胜一切妖魔、克服一切困难、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英雄。后羿射日的传说正是远古人类射艺文化的发端。

二、历代射艺文化表现形式及其发展

（一）以射艺为主的教育文化

“射”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

古人很早便将射艺作为一种技艺和教育手段，用于教育后代。远在36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了“序”，《孟子》中说：“序者，射也。”可见序是学射、训练武士的专门学校。

射箭是当时战场上重要的作战方式，因此，商朝极重视对贵族青少年的射箭训练，沿袭了夏朝的习射制度并有所发展，亦有专人从事习射的管理工作。学校中教射箭的方法为“五射”：“白矢”，即射穿箭靶，看见箭镞；“参连”，即连珠箭，三箭连发；“剡注”，谓矢之疾；“襄尺”，谓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这5种教学法为以后学习射箭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西周时期，学校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并根据年龄的差别，规定不同的内容。15岁后学射、御。可见射箭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男子自少年起就普遍习射，射也成了男子本领大小的象征，被称为“男子之事”，男子以不会射为耻。

西周教育重视射箭能力的培养，但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军事的需要，通过“射”对学生实行礼乐教育，侧重德行的修养，为社会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礼记·射义》强调射箭要“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说明射箭除了强身健体、增强武艺外，还是培养人品质和素质的良好手段。其实儒家的射礼，实际上就是逐步诱导射手学习礼乐，使心志与形体都合于“德”的教化过程，是一种培养和考察品德修养的教育形式。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诗、书、礼、乐、射、御，与传统的西周时期的“六艺”教育大体相同。射，指射箭；御，指驾驭战车。在诸侯兼并、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射、御是重要的军事教育内容。孔子本人也常习射。据《礼记·射义》中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其擅长射箭自不待言，但孔子注重体育和健康是以“仁”和“礼”为准绳的。因此，他崇尚礼射，他教导学生比射箭时既要力争胜利，又要讲究礼让。

从射艺在古代教育中的发展可以看出，古人不仅将射艺当做一门技艺来传授，而且通过射艺的习练来立德正己，培育受教育者的高尚道德，以达到育人的目的。可以说射艺是古代学校体育教育的发端。

图1-12　周人射礼图

（二）以射艺为礼制的射礼文化

“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足以见射艺在中国古代军事中的地位，因此，射艺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西周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套宣称以“礼”治天下的“礼制”，其中“射礼”是西周统治者以射艺为载体，进行军事训练和道德教育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它使射技成为寓政治、道德、体育、娱乐于一体的仪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王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前，都要在射宫举行隆重的“射礼”。射术既是当时评判男性贵族与“国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也是西周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也关系着国家的强弱盛衰。

古代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4种。大射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祭祖、祭神前所设之典，以射选择参加祭礼的贡士。宾射是天子因诸侯来朝而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天子与群臣燕息之射。乡射是举行乡饮酒礼时所行的射礼，用以竞技、选贤，表长幼之序。4种射礼，仪节有别，所用弓、箭、侯（箭靶）、乐舞等都相应而异。《周礼·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靶心）；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是共糜侯，皆设其鹄。”如同当时的时代特征，处处彰显着等级色彩。周王朝时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伦理框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尊礼”成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

春秋时期，孔孟更是将射礼传统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融进了儒家的礼乐教化体系，射箭成为春秋“六艺”之一，其文化内涵得到充分彰显。

据《周礼》记载，在射礼的整个流程中，第一番射是不计成绩的，只要求外表和体态合乎要求；第二番射才属于正式的比赛射中箭靶才能计算成绩，称为“主皮”；而从第三番射开始，射手不仅要容、体合于礼，要射中箭靶，而且射姿还要与乐节相配合要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以体现射手的深层修养。

据《礼记·射义》记载，孔子与弟子在矍相（古地名，在山东省）的园圃中举行射礼，围观者层层密密如同墙。立司马时，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参加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之外，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人惭愧地离去。比赛结束，将要旅酬，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邀请人就座。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者，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有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的，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刚才留下的人又走了不少。可见，孔子赋予了射礼太多的内涵，只有有德行者才配参加射礼。射礼中的宾，更是作为道德形象来要求人们取法，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这对于提倡正气，形成公众舆论，警世导民，具有重要意义。

图1-13　投壶之礼

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投壶可在室中、堂中或庭中举行。壶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短，实际距离也略有变化，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宣布投壶之令（规则），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投壶之礼春秋时多见。

《史记》《汉书》皆不记宫廷有大射之礼。《通典·军礼》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东汉永平二年（59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时，庾亮曾依据礼经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季秋举行，季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定，但必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全唐文》）为理由，恢复秋季大射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明洪武三年（1370年）举行大射礼。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时举行。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

（三）以射艺竞赛为主的体育文化

周代的射礼活动非常盛行，射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射礼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古代射艺比赛的最早形式，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

周代射礼的核心内容是射箭比赛。每次参加的射手为6名，分为3组，每组2人。赛程共有3轮，每轮比赛，每人均射4支箭。《诗经·大雅·行苇》中曾描述，敦弓既坚（彩绘的雕弓多么刚劲），四既钧（每人都是同样4支箭），舍矢既均（待大家都发射完毕），序宾以贤（就凭成绩来定贤能）。

比赛时，第一轮是初射，由3组射手轮番比试；第二轮，芒、客和众宾也参加比试，败者罚酒；第三轮，也是难度最大的，要奏乐，射箭者要随音乐节拍发射。孔子曾说：按音乐节拍射箭，既要听，又要射，真是很难啊！

射箭时，有专人各司其职：有人专管布置靶架，有人专管靶纸（侯），有人负责丈量距离，有人给参加礼射的诸侯排列秩序（编排），有人供应防护用具，有人用音乐伴奏，有人管节拍，有人数射中的箭（裁判员），有人负责从靶上取箭，有人负责提供奖旗，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射礼比赛已经具备了严密有序的组织、清晰明确的规则和奖励制度，已经十分接近现代的竞技比赛了。

秦汉三国以后，随着射箭在卫国强兵的军事战争和民间竞技活动中地位的日益凸显，促使有关射箭的著述大量付梓，仅《汉书·艺文志》中就汇载有《逢门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8种69篇，说明不同特点的各家射法已经形成。

民族大融合时代的两晋南北朝，射箭的竞技和娱乐色彩渐浓，并产生了正式的射箭竞赛活动。魏晋时期，出现了最早的“银杯赛”，许多文物资料的发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北朝的魏孝武帝十分重视武功，为了提倡射箭，他经常举行射箭比赛。一次，他设置了一个银杯，把它悬在百步之外，命十来个善射的人共射，谁能射中银杯，就把银杯赐给他。后来，一个叫王顺的人获得了杯子，他的名字被刻在杯上。此后，该银杯一直是银杯赛的奖品，被每次比赛的胜者暂领，上面也刻上他的名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有记载的最早出现的银杯奖，与现代竞技体育竞赛中获得奖杯，并将获奖者的名字刻在奖杯上有非常相似之处。

“武举制”是唐代武则天首设的一项选拔与培养军事武艺人才的制度。在其中的9项测试科目中，仅射箭就占了5项，即长垛、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反映出射箭这项军事体育活动在唐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

宋代的射箭活动，在民间十分普及，民间出现了大量以习射为主的“弓箭社”。与此相适应，为推广射箭活动，北宋于元丰二年（1079年）颁布了《教法格并图像》，对步射执弓、发矢、马射等射术，均有文字说明和图解。这一时期，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统治者从礼制的角度对射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其他活动进行了规定。如投壶，就是由最初的射礼发展起来的，这种活动主要是贵族阶层用于饮宾中的游戏，以箭投壶，中者为胜。司马光从礼仪的角度对投壶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格定，这就是《投壶新格》。这种活动形式直到明清时期还在流行，反映了射的多样化演变和传统礼制形态向体育娱乐活动的渗入。

辽、金、元以迄明清，射箭活动十分盛行。清朝时期，由于满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提高了整个射箭的开展。当时流行的娱乐射法有“射月子”“射鸽子”“射捆”等，并都有较高的技巧要求。这表明此类射箭活动已逐渐脱离军事而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了。

三、射艺文化的内涵及价值

射艺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弓弩文明和军事、政治、文化、礼仪、娱乐、教育结合的结晶，是中华族气质、性格、思想和文化的重要表达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

（一）立德正己——射艺文化的教育价值

射礼是古代射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我们民族气质、性格、思想的重要表达载体。射礼倡导人格的塑造和精神文明的培养，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射礼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导引方式，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

射礼的诸多细节中，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比如，主持乡射礼的是宾，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宾是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但德行卓著，由宾来担任射礼的主角，彰显了提倡尊贤的风气。在射礼的三番射的环节，大夫身份虽然比较高，但射礼要求他们也要与士一一配合为耦。这种不论等级身份、崇尚德行、讲究平等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二）内外兼修——射艺文化的人文体育价值

射礼中蕴涵有华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中国自武王克商之后，开始脱离神话时代，转向人本主义时代。儒家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精神与体魄都是由人自己主宰的。人类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还要有健全的精神。只有在健全的精神的前提下，体魄和技能才有价值。射礼在保留田猎之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射义》），重塑了射击竞技运动的灵魂，将它改造成为富有哲理的“弓道”，成为引导民众全面发展、社会走向和平的教化之具，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之一。

（三）尚武卫国——射艺文化的爱国价值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家要求儒生们必须学习的基本知识和技艺。“射”就是其中之一。古时的男孩子必须学习射箭，学习射礼，学习驾驭马车，国民普遍拥有健康的勇武精神。在冷兵器时代，学习射箭直接有助于国民国防观念的塑造，有助于国民勇敢、卫国精神气质与性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