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优势

第一节　方志的优势

“方志”(习称“地方志”)之称，周代就已出现，《周礼·地官·诵训》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释道:“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而“方志”作为我国特有的文献类型之一，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只是学界对此概念仍有争议。按照《辞海》中“方志”(《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2010)的定义:

方志:记述一方沿革、风物的志书。“方”或指先秦一个邦国，或指秦、汉以后一个政区，或指一地区;“志”，通“识”“志”，即记述。

先秦时期，就有此类著作，如《禹贡》⁽¹⁾《逸周书》⁽²⁾《山海经》⁽³⁾等，但并未被古方志目录接纳。

采用方志中记载的各地物种，不仅具有一些优势，有的甚至是独特的:

●时间长久且延续。方志这一类型文献自先秦迄今，记载事物的史实，约延续有3 000年，经不断编修、规范、细化、完善，成为集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时代性、连续性为一体的小“百科全书”。并随时间推移，相关事物的变迁，有据可查。

●数量巨大，较便于确定标准。尽管流传至今的宋以前的方志仅几种，宋元方志30多种，但是据朱士嘉(1958)《中国地方志综录》调查到现存方志(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关志、岛屿志以及具有方志性质的志料、采访册、调查笔记等)7 413种，109 143卷，还附录在台湾与美国的“稀见方志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1985)《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则收录全国19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所藏1949年以前编纂的地方志8 200多种。方志虽然量大，然而由于它们的时间明确，空间具体，比较容易确定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取，便于比较。

●反映具体行政区内物种，比较容易与现今政区对应。方志中记载的物种皆属于该行政区内。尽管古代具体地名曾有变化，各地辖区范围曾有盈缩变迁，但就县级及其以上行政区而言，皆可与现今的行政区进行对应，取得较一致的标准，也便于比较与反映变迁状况。

●格式大同小异。虽然方志的具体称谓颇多(除“志”外，还有如“记”“图经”“传”“录”“乘”等)，但编制格式大同小异，尤其是动物记载，多在“土产”“物产”卷中。只是有的方志记载简略，只有物种名称;而有的方志记载详细一些，不仅有物种的形态、生态描述，有的还有更具体的分布地点、数量等记述。

●比较简洁、明确。方志资料是按照各自不同的门类，故条目清晰，内容简洁、明确。例如，对动物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物产”(或“土产”)类目中。其次，在“土贡”⁽⁴⁾“赋役”“纪事”“灾异”等处或许可以补充;记载的内容皆直截了当，或者仅列举物名，或对较特殊的有所注释，或各物皆为一条目而加以注释。

●多经过调查、核实，可靠程度较高。方志资料取之有据，从三方面可以证实:

①由于其往往取之纪实性文献(地方档案，或与当地相关的记载)并“述而不作”，故具有原始性，可靠程度较高。

②经过实地调查、采访、测绘所得(“采访”也是不少方志正式的责任方式之一)，是第一手资料。

③某些不确定情况，虽然记载在“祥异”“艺文”“杂录”等栏目中，但经过考核，去伪存真，还是可以得到宝贵资料。

●呈现“官修”趋势。我国大规模有组织的纂修方志是从隋代开始的;唐代甚至规定各州府每三年五载就要修造“图经”呈上，环境的重大改变则需及时上报⁽⁵⁾;宋代在全国普遍修志的基础上，编纂出多部全国性总志;元代则以创立“一统志”著称于后世;明代开国之初，即令修志⁽⁶⁾，使相当于今省级政区的“通志”(亦名“总志”)在当时已相当普遍;清代三修“一统志”，不仅礼部奉旨檄催天下，省、府、州、县又各级层层设限，官修方志成为各地大事之一，而且更加规范、翔实。

●有独特内容。固然，对于大中型动物，从现生物种的对照情况看，古文献中基本上都有所记载，而栖息于人迹罕见之处，或肉眼难以观察到的物种，古文献中往往缺乏记载。而在方志中，动物分类学家不仅惊喜地发现一些微小动物的记载，而且还根据方志空间确定的性质，鉴别出一些同名异物或异物同名的动物，甚至还考证出它们的不同属、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