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取方志的标准与规范
正如前述，我国现存的古代方志虽然数量巨大，但各地的并不平衡，且相当部分情况不一，这与其地域、文化、经济、历史等密切相关。
按省级行政区考察方志数量，超过500种方志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其次是超过400百种方志的，有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再次是超过300种方志的，有安徽、福建、湖北;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尤其珍贵的是澳门也有一种，香港则未见。
就市(地区、自治州、盟)方志而言，据《江苏旧方志提要》统计，苏州有各类方志309种，数量为全国方志之冠。最早的方志是(三国吴)顾徽所撰《吴县志》，顾启期撰《娄地记》;(晋)张勃撰《吴录》、《吴录·地理志》(7)，顾夷撰《吴郡记》，然而方志今皆不存;现存最早的方志为(唐)陆广微撰《吴地记》。
方志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6 600多种;其次是乡土志，有500余种;再次是乡村镇志，有300多种;省志有100多种。另外，还有从(隋)虞世基《隋区域图志》到(清)穆彰阿等《大清一统志》(又称《嘉庆重修一统志》)10余种全国性的“一统志”或地理总志。
由于本书要在相对一致的时段反映更大范围、更多物种情况，同时兼顾有限的篇幅与方志的平衡关系，不得不对方志采取一些选取。
古代方志在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五花八门的标注形式，在本书中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规范。
1 时间选择
要反映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对于时间上限的选择似越早越好，但是我们考虑到本书的篇幅(不能无限扩大)、文献实际(流传至今的明清以前的方志数量不多，分布地域更难以平衡)、资料记载情况(明清以前的方志中，记载的物种少，且十分简略(8))等实际，故对时间的选择:
上限时间，一般选取自明代。但为了便于比较与一定程度上反映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的变迁，还选择了唐元和八年(813)完成的《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编纂的《太平寰宇记》(9)及元大德七年(1303)纂修成的《元一统志》。
下限时间，我们则以修纂内容截至于清末(即1911年底)，这是由于尽管现存方志的编目注记不尽一致，但我们可以从其内容的实际情况作出较一致的判断。
例如，喻长霖等纂修《台州府志》，屈映光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撰写的《续修〈台州府志〉序》，称:
台州有志，始于(宋)陈司业(耆卿)，名《嘉定赤城志》，由汉至宋嘉定，凡一千五百三十年，为四十卷。(明)谢文肃铎续为《赤城新志》，始嘉定甲午，迄弘治丙辰，凡二百六十三年，为二十三卷。至康熙癸亥，冯侍郎甦再修;迄壬寅，知府张联元踵成之，距弘治又二百三十年，为八十卷。迨光绪甲午，赵太守亮熙议修《府志》。开局不久，中辍。今日始获告成，计自康熙壬寅至今，又二百十五年，为一百四十卷，盖《台州府志》第四次成书之一日也，编竣，待梓。
由此序，反映《台州府志》是治今浙江临海市，辖今宁海、象山、台州、临海、温岭、三门、天台、仙居一带编修的第四次方志，毋庸置疑。该书的内容截至于清末也是清晰的。只是关于该书的出版时间与书名皆有必要规范。
●时间问题:①(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志》称:“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②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则说明为:“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修。现据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铅印本影印。”
虽然两版本对出书时间的标注皆有一定依据，但是根据主要纂修者之一喻长霖于辛未(1931)正月撰写的《续修〈台州府志〉弁言》称:
《府志》自康熙后，迄今二百余年未修。光绪丁亥，母舅王舍人子庄先生与成子成太守创议续修。未几，成受代去。又七年，甲午，王章京弢甫丁艰留京，函商赵寅臣太守，促续修。赵约王南下，遂设局府城……岁丙寅1926，同乡议刊玖伯已成之稿而以续修属长霖。事关桑梓谊，无可辞。回首甲午迄今，已忽忽将四十年。
由此记述，可见该志正式纂修始于“甲午”(1894)年。尽管到“丙寅”(1926)年已经成稿，但并未先行印制出版。直到1936年，亦即“将四十年”，才首次出版，同时采用铅印形式，故出版时间定为1936年比较妥当。
●题名标注问题:①(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简称“成文本”)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志》按《浙江省台州府志》命名。②上海书店出版(简称“上海本”)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则定名为《民国台州府志》。
《台州府志》既是作者原题书名(10)，十分简洁明了的题名，也是原书所采用的(两部书中皆可见影印的原版心为“台州府志”)。“成文本”虽然在原书名前加“浙江省”前缀，确有归类并有助于读者识别这一地区方志的一定作用，但此前缀并非指清代已开始使用的地方最高政区称谓，而是采用民国时期的(11);且该套丛书中的方志并非唯“民国时期”不取，故窃以为“上海本”采用现代与历史结合的“××府县志辑”的做法更胜一筹。“上海本”在各种方志题名前也冠以朝代，这固然有益于需要时间要素的资料，但只能提供较粗略的时段(有些朝代的时段长达数十年)，如遇同代修志非止一部(如《杭州府志》，在康熙与乾隆间皆各修二部)，还需要区分。由于历史动物地理资料更注重的不是作者，而是时间与空间，故本书采用更为精准且简洁并易为大众理解的“朝代+年号+年代”的标注形式。
又如《杭州府志》“成文本”与“上海本”的标注大相径庭:“成文本”题名为《浙江省杭州府志》，注1(在书名页):“据龚嘉儁修;李榕纂。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注2(在书名页后):“橅郑刻《乾隆志》首页，署检”。“上海本”题名为《民国杭州府志》，注1(在书名页):“(清)陈璚修;(清)王棻纂;屈映光续修;陆懋勋续纂;齐耀珊重修;吴庆坻重纂”;注2(在书名页后):“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修，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续修。现据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铅印本影印”。
●同一部方志的认定:尽管两部书的题名有差异，标注的责任者也不同，但察看其中皆有卢永祥“序”、陈文騄“原序一”(作于光绪十四年)、陈璚“原序二”(作于光绪二十六年)、王棻“原序三”(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抽检其中一些内容，皆一致，可以断定它们是来自同一源头。
●责任者问题:经察看原书内标注，“主修”名单为:龚嘉儁、吴世荣、陈文騄、陈璚，“总纂”名单为:李榕……王棻;“续修职名·总纂”为陆懋勋;“重修职名·总纂”为吴庆坻。
可见“成文本”是按原题，只摘录主要责任方式的首位;而应在其后加“等”，表示有多位。“上海本”虽列出更多的责任方式，但处置欠妥，因为清代的两种责任方式，却只选该责任方式的末位者;另外，屈映光与齐耀珊则是卢永祥“序”中(见下文)提到。
●出版时间:两不同版本皆称依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这一点是一致的。据它们同有的卢永祥“序”中记述:
杭郡，《北宋图经》久佚，弗传。南宋，建为行都，升杭州曰临安。其志乘之传于今者有:周淙《乾道志》，施谔《淳祐志》，潜说友《咸淳志》……明有:夏时正《成化志》，陈善《万历志》……继其后者，康熙间，一修于马如龙;再修于李铎。乾隆间，一修于王燧，再修于郑沄。《郑志》成于乾隆甲辰，距宣统辛亥百二十有七年。光绪中叶，前郡守陈文騄、陈璚先后咨钱塘丁徵君丙聘士夫之能文者一再修之，始于乾隆乙巳，续《郑志》也。讫于光绪甲午脱稿而未授梓。岁丙辰，屈文六巡按映光延仁和陆冕侪太史懋勋续纂之。书未成，而太史已捐馆。舍会伊通齐公耀珊来长是邦不欲使杭之文献续而复绝，因敦请旧史官钱塘吴补松学庆坻总裁其事。提学长于乙部兼综掌故，抱遗订坠载笔，以宣统三年为断……岁次壬戌二月，督浙使者济阳卢永祥序。
由卢永祥作“序”的时间是“壬戌”，亦即“民国十一年”(1922)，可见此书的初版就是1922年。
●题名规范问题:对于题名，“成文本”按地方最高政区称谓加前缀，“上海本”则冠以时代，但皆非原题名;“成文本”的副书名页上，有该志的原题《杭州府志》，从两影印本的版心上皆可看到“杭州府志”。进一步察看“成文本”的题名标注情况(表1.4)，并不规范。
表1.4 《中国地方志丛书》中单种方志标注概况
注:表中“编号”栏中，有*标记者，为第一种标号形式;有＊＊标记者，为第二种标号形式;无标记者，为第三种标号形式。
①采用的大区名称已不合时宜，尤其是“塞北地区”(12)。
②方志组合的标号很不规范，至少有3种不同形式(见表1.4注)。
③书名页的书名前缀(见“书名页原题”)很难判断是按照清代还是民国政区(参考“纂修、出版时间”)，不仅“察哈尔”就有带“省”与无“省”两种情况，而且所称省级政区已经撤销(13)，与现今的(参见“现属省级政区”)也难完全相符。
④从各方志版心原题看，基本上都很简洁;只是《依兰县志》，版心原题有“吉林”，从其沿革看却是合理的(14)。
由此看来，很有必要对古方志的书名进行规范。尤其是笔者最近对《中国方志丛书》与《中国地方志集成》这两套最大的方志丛书进行核对，发现二者在标目(书名、责任者说明、原作年代等)方面皆存在误差与不规范现象，更有在同一套中重复选编入同版而装订册数不同的方志(15)。
“台湾”之称是明万历年间正式采用。虽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先，但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置台湾府，隶属福建;光绪十三年(1887)置台湾省，期间修编多部“台湾志”。仅康熙年间就有“四修、三刊”(16)，乾隆年间亦有“三刊”(17)，虽不宜尽数采用之(18)，但还是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规范区分(19)。
2 题名的规范
古代方志在修编、流传中，为了区分，在题名上往往增加“新”(如《唐县新志》《新修寿昌县志》)、“重修”(如《重修崇明县志》)、“续”(如《鄠县重续志》《续修瑞金县志》《福清县志续略》)、“补”(如《南安府志补正》《新疆大记补编》)、年号(如《延佑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万历)重修通渭县志》《(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上级政区(如《湖广郧阳府志》《直隶保定府祁州深泽县志》)等多种情况。
本书一般将方志的正题名规范仅用其简洁的核心名称，再加上用于区分的对应时间。如民国二十五年《台州府志》、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
3 空间选择
方志中有关动物记载的详略程度基本上呈现两大特点:其一，与该方志的行政区域呈反比，亦即在较大的行政区内记载的动物，侧重于“通有”或“特殊”的物种，而较小的行政区内记载的动物种类就比较多。其二，与改方志的编修时间呈正比，亦即距今年代越近的志书，记载的动物种类就越多。
本书基于反映我国最大范围内并采取同一标准选取、记载野生动物分布的考虑，从现存全国性志书中，按照各朝代选一的标准，选取了(唐)《元和郡县志》(20)、(宋)《太平寰宇记》(21)、(元)《元一统志》(原名《大元大一统志》)、(明)《明一统志》(原名《大明一统志》，又称《天下一统志》)、(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亦即取材自公元813年至1842年，时间跨度千余年。
清代曾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即康熙(由徐乾学、韩菼、蒋廷锡、方苞等先后主事，乾隆八年编成，共356卷;简称《康熙志》)、乾隆(由和珅总裁，乾隆四十九年编成，共424卷，简称《乾隆志》)与嘉庆(穆彰阿主事，道光二十二年成书，共560卷，简称《嘉庆志》)，尽管“门目仍其旧”，但体例加详，修订讹舛，增补内容，反映版图扩充及政区变迁、职官汰增等变化。试看三部《大清一统志》的卷次、实含卷数、排序与地方一二级政区等变化比较(表1.5)。
再试看《乾隆志》与《嘉庆志》中关于动物记载情况的数例比较:
●后者对物种与注释皆有增、改(注意黑体字部分)。
《乾隆志·盛京统部·黑龙江》卷四八
貂《通志》:诸山中皆有之。今索伦，达呼哩诸人以此为业。又有猞猁狲，出索伦者佳，海青《通志》黑龙江所出。最大者，力捕獐鹿，鲇鱼《通志》:黑龙，混同两江中出。大者或至百余斤，其皮可衣。其余所产，与吉林，宁古塔略同(22)。
《嘉庆志·盛京统部·黑龙江》卷七一
貂《晋书·肃慎传》:贡貂皮。今索伦，达呼哩诸人以此捕貂为业。又有猞猁狲，出索伦者佳，海青《通志》:最大者，力捕獐、鹿。今多出黑龙江，乌苏里江，鲇鱼《通志》:混同，黑龙两江中出。大者或百余斤。取皮制衣，柔韧可服。其余所产，与吉林、宁古塔略同……鹤，鹘，鯚鱼，鳑头鱼，白鱼，白骏鱼……东珠由打牲乌拉派委员弁采取。
●纠错(注意黑体字部分)。
《乾隆志·甘肃统部·平凉府》卷二○二
鹦武平凉产。《寰宇记》:渭州产，桃花鱼平凉，华亭二县出。形似鲂而圆，味肥美，药各州县俱出。《寰宇记》:渭州产麝香……。
《嘉庆志·甘肃统部·平凉府》卷二六八
鹦鹉平凉产。《寰宇记》:渭州产，……桃花鱼平凉，华亭二县出。形似鲂而圆，味肥美，药各州县俱出。《寰宇记》:渭州产麝香……。
●后者的“玉环厅”不仅是新增的地方二级行政区，而且记载的动物内容也很丰富。
《嘉庆志·浙江统部·玉环厅》卷三○六
●后者虽对前者有小删改(如对“蜡”的注释)，但更有新增物种(如蛎房、子鱼)以及包括前者物种的注释。
《乾隆志·福建省·兴化府》卷三二七
丝布，蜡莆田，仙游俱出……蛎鱼，西施舌。
《嘉庆志·福建统部·兴化府》卷四二七
丝布《通志》:细缉苧麻，杂丝织成之。宋时，本军土贡葛布，后代之以此……蜡……蛎房《通志》:生海石上。其壳磈礧相粘如房，故名，子鱼《通志》:似乌鱼而小。冬深，子盈腹，味尤珍。《明统志》:宋·黄公度云:莆中所产，惟子鱼，紫菜，荔支，蛎房，蛎鱼《通志》:大者长五六寸，白质黑文。味美，少鲠，西施舌即沙蛤。《通志》:壳紫而薄，肉白如乳，形酷肖舌。味极甘美。
●后者记有修改(注意黑体字部分)与增补(即“石羊血”)。
《乾隆志·广西省·梧州府》卷三六三
蚺蛇长十丈。以妇人衣投之，则蟠互，嘉鱼《嘺南琐记》:出苍梧大山下丙穴。杜有诗:鱼知丙穴由来美。即此。体圆小，多脂。十月间始出。又藤江出鲭鱼胆。
《嘉庆志·广西统部·梧州府》卷四六九
蚺蛇长十丈。以妇人衣投之，则蟠互，嘉鱼《嘺南琐记》:出苍梧火山下丙穴。杜甫诗:鱼知丙穴由来美。即此。体圆小，多脂。十月间始出。又藤江出鲭鱼胆，石羊血。
●后者拆分。《乾隆志》在“永昌府”一处记载的动物，《嘉庆志》则无重复地分别记载于“永昌府”与“腾越直隶厅”。
《乾隆志·云南省·永昌府》卷三八○
《嘉庆志·云南统部·永昌府》卷四八七
时鱼出保山县澜沧江。即东南之鲭鱼也。味极美。雷鸣始出。
又 《腾越直隶厅》卷四九八
由上数例看，尽管仍存在某些讹误，但《嘉庆志》不仅是三部《大清一统志》增加地方二级行政区数量最多、记载关于动物的内容最丰富者，而且还是古“一统志”最后且更完美的一部，故本书选择它。
本书主要收取明、清两代的地方二级行政区(府或直隶州、厅，即相当于今地、市级)及其以上行政区域中记载关于野生动物的资料。
因与现今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相当的“府志”数量太少，涉及的野生动物种类更少，故采用“县志”。尽管今重庆市也是直辖市，但由于涉及改地区的方志已有《重庆府志》、《夔州府志》、《酉阳直隶州总志》、《忠州直隶州志》等数部“府志”或“直隶州志”，就不再进一步扩展取用其他所属“县志”。
一些“府志”数量少的省行政区(如今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台湾、甘肃、青海、宁夏)，就是“县志”也不多，则尽量取用相关资料。
4 取材位置
方志的取材虽然广泛(举凡一地的星野、疆域、沿革、山川、河渠、土地、户口、赋役、物产、纪事、武备、职官、学校、选举、人物、艺文、金石、碑刻、建筑、名胜、古迹、风俗、方言、灾异、轶闻等，事无巨细，只要有意义，都在记述范围内)，但对资料是按照各自不同的门类记述，故条目清晰，内容简洁、明确。例如，对动物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物产”(或“土产”)类目中，其次，在“赋役”“纪事”“灾异”等处或许可以补充:
如清光绪六年《宁河县志·风物》在“羽之属(23)”与“货之属”(24)中皆有鸟类的记载。
又如明万历三十六年《保定府志》虽无“土产志”，但在“户役志”中对鸟类情况有所反映(25)，有的物种还比较明确(如“野雉”“雁”等)。
再如明嘉靖二十一年《惟扬志》也无“物产志”，而在“户口志”中对鸟类情况有所反映(26)，有的物种还比较明确(如“天鹅”“雁”等)。
5 记载物选取
方志中记载的资料十分丰富，本书只选择涉及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的资料，故采取以下一些规定:
●以记载的动物为主，其他代表物则省略。如清咸丰［十年］《邛嶲野录·方舆类·物产》中除了记载的野兽外，涉及野兽的还有:
药之属:熊胆《府志》:西昌，盐源产。《冕宁县志》(27)产，麝香《冕宁县志》产，熊油《府志》:西昌产，鹿筋《冕宁县志》产，虎骨《冕宁县志》产，鹿茸《冕宁县志》产，明月砂按:别名玩月沙，曰兔蕈，夜明砂按:别名曰天鼠屎，曰鼠法，曰黑沙星，曰石肝。
货之属:鼠皮《府志》:西昌出，鹿皮《府志》:西昌出。《冕宁县志》产，兔皮《府志》:西昌出，豹皮《府志》:西昌出。《冕宁县志》产，狼皮《府志》:西昌出，麂皮按(28)，獭皮《冕宁县志》产，貂皮按。
“药之属”选取的记载分别代表熊，麝，熊，鹿，虎，鹿，兔，蝙蝠。“货之属”选取的记载分别代表鼠，鹿，豹，狼，麂，獭，貂。
●如果该志未记载动物，则用其他物产代替。如清光绪十三年《越雋厅志·物产志》:
药属:夜明沙。
杂货:麝香，虎骨，草狐。
“药属”选取的记载代表蝙蝠。“杂货”选取的记载分别代表麝，虎，狐。
●为证实易混物种，刻意保留似重复的不同记载。如清光绪四年《安徽通志·食货志·物产》:
兽之属:……安庆府:獐……徽州府:獐……太平府:獐……庐州府:獐(郡邑多山，故山兽多)。……凤阳府:獐……乳饼(出临淮乡)。……颍州府:獐……滁州府:獐……六安府:獐……麝(鹿之别种，香在脐下)。……泗州:獐……乳饼……
由其中的“乳饼”，证实是獐(Hydropotes inermis)，但个别地方同时也有麝科(Moschidae)动物存在。
●物种名称有不同的字(别字、同音字等)，为慎重而保留。如穿山甲、川山甲。
●已有代表性物种存在，省略离奇的记载。如清雍正九年《广东通志·物产志》:
虫:
大蜈蚣:出徐闻界，取其皮，可以冒鼓《交州记》。
大蜈蚣:长数丈，能啖牛。或遇之，则鸣鼓。燃火炬以驱逐之，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南越志》。
李司徒勉在南海有异骨一节，可为砚，得于海商。云，是蜈蚣骨《续博物志》。
螂蛆:一名蜈蚣。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至有蛇之地，辄动作于管中，便放之。蜈蚣能制蛇。山中修蛇无故自死，皆其所伤《合璧事类》。
廉州府学中有大蜈蚣，长四五尺，身阔三寸。每逢风雨之夜，飞出殿楹之外。白光如曳练，头有圆光如球，霍霍有声。族弟章成为廉州教授，举家见之《杂记》。
本书只选取更接近实际的后两条资料，即分别代表唇足动物(Chilopoda)的蜈蚣和倍足动物(Diplopoda)的大蜈蚣，省略了前三条离奇的资料(皆记载大蜈蚣)。
●专家也难以鉴定的古籍中个别物种，只能删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