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

梦幻组合

沃森和克里克

沃森是一位美国人，当他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偶然的一次机会，他看到了著名科学家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他一下子被书中精辟的论述所吸引，心情相当激动，下定决心要向书中所指引的那样去寻找基因的秘密。于是他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刚开始他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缪勒教授的学生，缪勒教授是用X射线诱发果蝇突变而进行研究的。沃森认为缪勒和他的学派对回答薛定谔的挑战没有很大帮助，于是沃森便转到卢里亚教授的门下攻读噬菌体遗传学博士学位。因为当时人们公认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两位教授在促进薛定谔关于生命物质的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名叫噬菌体的小小病毒是研究的理想材料之一。沃森在那里经常受到卢里亚教授、德尔布吕克教授及其朋友的激励和指导，他吸收了一些早期的先进思想，同时，他也没有忽视生物化学。他认为如果人们要知道基因如何行动，必须先了解基因由什么构成的。正因为头脑中有了这些想法，沃森靠着一笔博士后研究员的基金去了欧洲，最后终于在1951年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就是在这里，天赐良缘使他与克里克相遇了，并开始了现代生物学史上最富有成效，最激动人心，也许是梦一般的组合。

克里克是一位英国人，在伦敦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以后，他继续留在那里，在安德里德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安德里德教授是一位在物理和化学两方面都颇有造诣的学者。克里克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初是研究水在高温下（100℃以上）的粘滞性；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实验室被关闭了，克里克和许多科学家及学生一道，参加了一个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整个战争期间，他与各个研究小组紧密合作，研究用于探测和引爆敌人水雷的电路操作系统，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仍留在海军部从事粒子物理和应用于生物学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在这期间，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研究给予了很大鼓舞，书中给克里克印象最深的不是为探索新的物理学定律的浪漫号召，而是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概念，即“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来考虑”这样一个论断。在读了薛定谔的书之后，他写道：“留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伟大的事情恰恰就在屋角周围。”在克里克看来，那些“伟大的事情”之一，便是伯尔纳新近对蛋白质和核酸所做的一种叫X射线结晶学研究；为此，他转到了剑桥大学与佩鲁茨一起研究血红蛋白的X射线结晶学。尽管克里克在与佩鲁茨合作之前对X射线结晶学一无所知，但他夜以继日地自修了这门学科的许多内容，并且读遍了许多科学家早期关于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结构的研究文章。

一年后，克里克在剑桥出席了题为“狂热追求什么”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对前人在X射线结晶学研究中一直遵循的基本技术和模型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血红蛋白分子比前人一贯所设想出来的帽盒状模型复杂得多。如同他敢于对已确立的概念提出大胆的、不迷信权威的挑战一样，克里克也具有不断讨论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使他很快就把在1951年刚刚到达剑桥不久的年轻的沃森吸引到他的身边。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在好几个平凡的生化实验室徘徊了两年之后，沃森终于发现了克里克同他一样对基因的分子本质感兴趣。这种智慧上的激励是直接的、有催化性的。正如沃森给美国的导师的信中所说的：“克里克无疑是我曾与之合作过的人中最生机勃勃的一个，而且极接近我曾见过的鲍林。他从未停止过谈论或思考，而且由于我的许多时间是在他家里度过的（他有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妻子，她很精通烹调），我觉得自己也富有生气了。克里克把大多数有志趣的年轻科学家都吸引到他的周围，因此，在他家的茶会上，我很容易遇到许多剑桥的知名人物。”

由于在学术思想上共同受到薛定谔的影响，所以沃森和克里克都用相似的观点来探讨生物学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经历不相同。沃森是一位噬菌体遗传学家，他已经认识到，要想回答基因如何工作的问题，需要一些细胞化学的知识。克里克基本上是一位物理学家，对遗传学的兴趣，使他从事于生物学上重要的大分子的研究，那时，在他看来，遗传的分子主要是核酸。相同的志趣，使他们在相遇后不久，即决定集中力量揭示生物遗传物质的这个谜底，从此探索之舟扬帆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