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与古代自然科学

人类进化与古代自然科学_人类与自然界的进

第一节　人类进化与古代自然科学

1.天文学

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新的演化，小到一粒尘土，大到苍茫宇宙。自然万物除了自身的变化规律外，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们把这个强大的力量归功于探索、发现与发明。发明与发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很早就进行了天文观测，所不同的是古代的天文观测有很好的连续性，资料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些资料已成为现代天文学界十分珍贵的遗产。例如，自春秋至清初，中国日食记录约有1000次，月食记录约有900次。新星和超新星自商代至17世纪末记录的有60多颗。宋代所记录的1051年金牛座超新星爆发资料，已被用来证实现在所观测到的蟹状星云即超新星爆发的产物，对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古代星表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现在中国。约公元前360年～前350年间，战国时期的甘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和石申（生卒年代不详）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和《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各载有数百颗恒星的方位，可惜原书均已逸。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约公元8世纪的星图是以圆筒投影法画出的，载星共1350颗。现存于江苏苏州的石刻天文图刊于1247年，载星1400多颗。

天文星占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保留下来的星图没有早于14世纪的，在17世纪望远镜发明之前也没有一幅星图载星超过1100颗。

中国古代对行星的观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给出了自公元前246年至前177年70年间的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表以及它们在一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其数据已相当精确。如它所载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今测算则为583.922日。后来的这类观测数据甚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精密。

邢云路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较好的历法。中国古代历法之多为世界首位，前后共有100多种，意在使其与天象观测更为符合。商代时即有置闰的方法。商周间有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到战国时期发展成为24节气。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古四分历”即定一回归年为365又1/4日，与今测值只差11分14.53秒。南宋时期的“统天历”（1199年）的数据为365.2425日，与现今世界通用的阳历（1528年）所用数据相同。

明代天文学家邢云路（生卒年代不详）于1608年所测得值为365.242190日，与今测值365.242193日就只差0.2592秒了，为中国古代、亦为当时世界上的最佳值。邢云路写成《戊申立春考证》一卷，著《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他在《古今律历考》中指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也。这是一种朴素的行星运动受太阳吸引力支配的思想。在邢云路活动的年代，中国古典天文学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他是明末复兴天文学的重要人物。中国古代对月亮运行的精确观测也反映在历法之中。南北朝的“元嘉历”（443年）定一朔望月为29.530585日，现测值为29.530588日，“大明历”（462年）定一交点月为27.21223日，今测值为27.21222日，都已准确到十万分之一了。

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浑仪是中国古代观测的主要仪器，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元代郭守敬对浑仪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制成了简仪，它的赤道装置中的支架结构与近代天文望远镜普遍采用的天图式装置基本相同，这种装置在欧洲是18世纪才开始采用的。

现在北京的古天文台约建于明代15～16世纪期间，目前陈列的仪器有清代按元明两代仪器复制的浑仪、浑象、简仪、圭表等，这座天文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古迹。

《古今律历考》书影

古人对宇宙结构也提出过多种看法，主要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派。早期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后又发展为“天像盖笠，地法覆槃”。此说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始于东汉时期的浑天说则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稍后的宣夜说又认为“天无形质”，“高远无极”，日月和星辰都是悬浮在空中的。这三派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研究的发展。

郭守敬

战国时期的尸佼（前390年～前330年）即曾表达过地动的意思。西汉时期的《春秋纬》写道：“地动则见于天象”，地动的思想已比较明确，同一时期的《尚书纬》还有“地有四游”的说法，含有地球在宇宙中运动的猜想。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认为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尸佼对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认为，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时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的方法，无疑是精辟的、正确的见解。

浑仪

盖天说示意图

中国四川地区人民在长期开凿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许多地层的知识。清代李榕（1818～1890年）的《自流井记》就说到了黄姜岩、绿豆岩这两个在四川地区寻找地下油、气、水的标准层，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

《酉阳杂俎》书影

中国古代没有地质学方面的专著，但也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唐代段成式（803～863年）的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863年）中有：“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这表明我们人类的先辈很早就有了利用植被来找矿的知识。

中国是多地震国家，对地震的研究也开始得很早。东汉张衡于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检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在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自和帝永元四年（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125年）的30多年间，共发生了26次大的地震，地震区域有时大到几十个郡，引起地裂山崩、江河泛滥、房屋倒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衡对地震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他经过长年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132年）发明了一个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

地动仪模型

地动仪原理图

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有点像一个酒坛，四围刻铸着8条龙，龙头向8个方向伸着。每条龙的嘴里含了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一个铜制的蛤蟆，对准龙嘴张着嘴。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铜球掉在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给人发出地震的警报。在通信不发达的古代，为人们及时知道发生地震和确定地震大体位置有一定的作用。

2.数学

中国很早就采用10进制计数，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数字。位值法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的，不过那时也没有“零”的符号，以留空一位表示。零的符号的出现大约与古印度同时，约在8世纪，曾写作“口”后来又写作“O”。

勾股定理求解

商周之前，人类还只能作一些简单的自然数运算，至春秋战国时期即有了分数的概念，有了九九乘法表。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是中国最早的天文数学著作，其中已有勾股定理和比较复杂的分数运算。三国时期的赵爽（生卒年代不详）为《周髀》作注，严格地证明了勾股定理。

九章算术课本

《九章算术》是中国第一部最重要的数学专著，大约成书于东汉初期（公元1世纪）。书中载有246个应用题目的解法，涉及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所载述的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用勾股定理解决一些测量中的问题等，都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至于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则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书中还讲述了开平方、开立方、一元二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等许多问题。

《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有很大影响，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三国时期魏人刘徽（生卒年代不详）为《九章算术》作了详注，他的书也成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之一。刘徽对《九章算术》中的全部公式和定理给出了证明，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也给出了较为严格的定义。他用出入相补原理证明勾股定理，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圆锥体的体积公式。他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接近圆面积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π≈3.1416，刘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奠基者。刘徽之后约200年，南朝的祖冲之（429～500年）继续研究圆周率，利用公式计算后，得出以分数表示的圆周率“约率”π=22/7≈3.1416，“密率”π=355/113，其中密率为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

秦九韶

数书九章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潮时期，在200年之内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所著《黄帝九章算法细草》（约1050年，原书已逸，其主要内容保存于后人的著作之中）提出了求任意高次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他还列出了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这两项成果早于欧洲人六七百年。南宋秦九韶（1208～1261年）在他的《数书九章》（1247年）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讲述了高次方程的敛值解法，列举了26个二次和二次以上方程的数值解法，最高为一个10次方程。秦九韶还研究了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得出了以三角形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公式。他对“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理论）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元间的李冶（1192～1279年）有《测圆海镜》（1248年）系统地论述了“天元术”（即列一元高次方程的方法），也有重要的成果。元代的朱世杰（1249～1314年）在他的《四元玉鉴》（1303年）中又推广天元术创“四元术”（即列四元高次方程的办法），并提出消元解法，他的方法与今天所用基本相同。宋元时期在内插法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在计算历法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之前经过许多人的研究，等间距与不等间距二次内插的问题已经解决。

王恂当年改历遗址

元代数学家、天文学家王恂（1235～1281年）和郭守敬在制定“授时历”（1280年）时为精确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和位置，根据“平、定、立”三差，创用三次内插公式，进一步解决了三次内插的问题，这在数学上是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把天文历法的计算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朱世杰更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这项成果也比欧洲人早了300多年。

宋、元之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势头削弱，到了明代，许多富有成果的活动未能继续，甚至不少重要的数学典籍都已散佚，实为科学史上的憾事。

一个想跟地球玩跷跷板的人——阿基米德

3.物理学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在还没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方法的基础上，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物理学学科，但其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许多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杠杆原理无疑很早已为人们所利用，春秋时期中国也已相当广泛地使用等臂天平。对杠杆原理理论性的探讨始见于《墨经》，它说到杠杆的平衡不仅与杠杆两端的重物有关，而且和两端与支点的距离有关。

对于力，《墨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还记述了一些简单机械和浮体平衡等的问题。春秋末年的《考工记》也载有一些力学方面的知识，如其中说到行进中的马车在马不使劲时还要往前走，这是惯性最早的简单的描述。

战国编钟

中国古代在声学方面的研究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乐器制作和乐律研究上有不少成就。商代时已有成套的铜饶等乐器，表明那时的人类已有一些乐律知识。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战国早期曾国君王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套战国初年的编钟共65件，这些钟，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令现代人无不惊叹。它们组成了齐备的可以旋宫转调的12个半音系统，能够演奏相当复杂的乐曲。

约于战国时期写成的《管子·地员》，记载有计算音程以定5音的“三分损益法”，这在古代乐律史上也是一大成就。

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朱载堉（1536～1611年）于1584年出版了他的乐律著作《律吕精义》，他经过周密的计算和认真的实验，创立“新法密率”（又叫十二平均律），以公比为12/2的等比数列来确定音律，与现今世界通用的12等程律相同，这是乐律史上的重要贡献。

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王充（27～约97年）在其代表作品《论衡》中就说到声音由振动而生，其传播与水波相似。声的共振现象也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到。战国时期的《庄子·徐无鬼》就记载了琴弦共振的现象。

朱载堉

王充

司南

在磁学方面中国古代所取得的成就较大。王充在《论衡》中所载的“司南勺”可能是最早的磁性指示方向器具了。这是一个以磁石琢成的勺状物，底部圆滑，把它放在银制的平盘上，勺柄即能指示出南北方向。到了宋代，磁性指示方向器具有大发展。《武经总要》载有一种“指南鱼”，这是以薄铁片剪成，火烧红后按一定方向和倾斜度蘸水冷却，即利用地磁场使磁化而成的，使用时令其平漂水上即可指示方向。这是人工磁化的最早记载，其制作方法还表明当时在实践中已利用了地磁偏角。稍后的《梦溪笔谈》又记载了以磁石磨针制成指南针，作者沈括还记述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并讨论其优劣，他还最早记载了地磁偏角。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地理学家朱蕺（生卒年代不详）所著《萍洲可谈》（1119年）。宋代期间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海上往来频繁，指南针很快就传到了阿拉伯，其后又传到了欧洲。欧洲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始见于1190年。

《律吕精义》书影

《梦溪笔谈》书影

对于光学现象，中国古代也作了许多研究。以青铜造镜至迟在商代已有，阳燧取火，也已在实际上利用了凹面镜的焦点。最早试图对光学现象作理论性探讨的还是《墨经》。《墨经》中有关光学的内容共有8条，记述了影子的生成、光与影的关系、光的直进性、平面镜反射、凹面镜和凸面镜的反射现象等的观察研究，虽还只是一般性的描述，但也难能可贵。这8条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光学文献。

元代天文学家赵友钦（生卒年代不详)在所著《革象新书》中记述了他所做的一个大型光学实验。这个实验不仅再次证明了光的直进性，而且说明了光源的大小和强度、光源与不同孔径的小孔的距离、象的大小和亮度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虽然也只有一般性的描述，但他采取的有计划地改变各种条件而探求规律的实验方法，这在古代也是很有意义的。

天上的虹对于古代人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年）却对它提出了正确的解释。他说：“若薄云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其后不久也有人做过背日喷水成虹的实验。对于晶体的散射现象中国古代也多有记载。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业不发达，因而还没有玻璃透镜，尽管有人做过用冰制成透镜聚焦阳光取火的实验，但没有玻璃透镜对光学发展的影响大。

孔颖达

明清以后西方的光学传入中国，中国光学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时贡献较大的人物有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17世纪间），发明“瑞光镜”（可以起到探照灯的作用）的黄履庄（1656～？年）和制造中国最早的一台测天望远镜的郑复光（1780～约1862年）等科学家。

郑复光原理

4.人类的进化与古代地学科学的萌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五藏经》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地质方面的著作，其中记载了中国许多山脉和河流，载有矿产七八十种，矿物产地309处。略晚的《禹贡》则记述了我国中部地区（九州）的土壤、矿产和动植物资源。

司马迁

约自春秋战国至汉初期陆续成书的《管子》这部著作中有许多地学方面的知识。其中的《地员》以土壤的颜色、质地、肥力等把它分为三等18类，分别记述了它所适宜生长的植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地理学著作。《度地》论述了河流的侵蚀作用和河曲形成的过程。西汉司马迁（前135～前86年）所著《史记·贷殖列传》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著作。东汉班固（32～ 92年）编成的《汉书·地理志》则为中国最早的疆域地理著作。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于512～518年间写成《水经注》，以中国境内1252条河流为纲，综述各地的水文、地貌、土壤、植被、物产和城镇建制沿革等，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名综合性地理巨著。399～412年，东晋僧人法显（337年～422年）曾历游印度许多地方，归国后写成《佛国记》（416年）。

班固

郦道元

大唐西域记

玄奘西行路线图

唐代僧人玄奘（602～664年）又在627～ 645年间到过中亚和印度广大地区，后来由他口授，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646年）。这两部书记述了沿途各地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成了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北宋的沈括虽然没有地学方面的专著，但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下了他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根据山西太行山石壁层中的螺蚌壳堆积，科学地推断该地为“昔之海滨”；他观察了陕北延川地区一种类似竹（实为新芦木）的化石，认为该地区过去气候温湿，他从实地考察提出了水流对地形侵蚀的见解。他的这些成果比欧洲人的同类工作分别早了400～700年。

明代的徐霞客（1587～1641年）曾不避艰辛，用了30多年的时间遍走我国广大地域，对地理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石灰岩溶蚀地貌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已成了地学中的名著。

徐霞客

地图绘制技术在战国时期即已有一定的水平。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十分引人注意。其中的长沙国南境地形图描绘的范围包括湖南中南部至广东珠江口这一区域，其上的山脉、河流、城市等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图中的主要部分即潇水、九嶷山、南岭及其附近地区的精度相当高，比例约为18万分之一，当以实测为依据。

裴秀

西晋裴秀（224～271年）是著名的地图学家，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裴秀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制图的基本原则“制图六体”，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奠定理论基础。他与京相（生卒年代不详）合作绘成了《禹贡地域图》18篇（已逸），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

托勒密世界地图1486年的复制本

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据说曾绘成了一幅“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海内华夷图》（801年），这样大的地图在古代实属罕见，惜图已逸。北宋沈括在奉命驻守陕西时，曾以面糊、木屑和蜡制成了一幅立体地形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元代朱思本（1273～1333年）经过10年实地考察，绘成全国地图《舆地图》（1320年），精度大为提高，成为明清两代全国地图的范本。明代罗洪先（1504～1564年）对《舆地图》加以增补，改组成44幅的地图册《广舆图》（1561年），是中国最早的分省地图集。

1708～1718年间，清康熙时曾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据此绘成《康熙皇舆全览图》（1718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地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朝中叶至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测量中还发现了纬度越高的地点子午线每度越长的事实，成了地球为扁椭球形的最早实测证据。这次大地测量有欧洲来的传教士的参与。此外，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所绘制的航海图亦早蜚声中外，此图虽有一些错误，一些地方的比例也与实际不符，但在海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的研究上都有重要价值。

5.人类的进化与古代医药科学

历史长河中，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水平不断地提高和升华，新发明和新发现正推动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医药成绩辉煌，几千年来它为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在世界医药学中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异彩。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最重要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这部著作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之一，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这部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

张仲景救人图

《黄帝内经》总结了先秦的医学实践和理论知识，它强调人体的整体观念，运用阴阳和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了一套脏腑和经络学说，这些后来就成了中国医学的传统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另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把《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更具体、紧密地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国临床医学理论“辨证施治”的基础，为中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伤寒杂病论》原书曾经散失，现存本是经过魏晋之际的王叔和（201～280年）的收集整理而成，后来的研究者甚多，论述、注释者达数百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中国古代医学著作在各门学科中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即近8000种，其中许多今天仍有实际价值。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除论述许多病症之外，尚载方300多个，其中很多已经1000多年的检验及为今日中医所用。王叔和所著《脉经》是现存最早的脉学著作，把脉象归纳为24种，基本上规定了中医主要诊断方法之一的脉诊法。这部著作很早就流传国外，在世界医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晋代葛洪的《肘后救卒方》是一部急救手册，记载了许多民间验方，很有实用价值。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6～7世纪间）是中国最早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300个，反映了那时的医学实践已经相当丰富。

金元时期医学四大流派

宋元时期中国医学有颇大的发展。宋政府曾多次组织医家编纂大型方书，1111～1118年编成的《政和圣剂总录》收录药方近2万首，较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和倾向。这时期的医学思想相当活跃，医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金元四大家”或“金元四家”（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1120～1200年）的火热说、张从正（1156～1228年）的攻邪说、李杲（1180～1251年）的脾胃说和朱震亨（1281～1358年）的养阴说。四大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观点虽各有片面，但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对中国医学发展有很好的影响。明清以后各家学说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辨证施治的原则也得以最终确立，标志中国医学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金元四大医学流派著作

明代朱（1361～1425年）综合了以前的大量成果，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剂书籍《普济方》（1406年），载方61739首。书中广泛辑集明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原书今仅存残本。

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在传染病学方面。接种人痘（即人痘接种法，包括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及水苗法四种）以预防天花的方法发明于明代，于清代时传至国外，这是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人痘接种法发明后，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1796年英国人琴纳（1749～1823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此法由葡萄牙商人传入中国，后因牛痘法更安全，就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明末吴有性（1582～1652年）著《温疫论》，首创温（瘟）病（即传染病）学说。对传染病的病源、传入途径、发病规律和治疗方法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瘟病学说至清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医学一项重要成果。

针灸是中国源流久远的独特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中有不少篇幅就是论述针灸的。西晋皇甫谧（215～282年）的《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医学专著，载有针灸穴位654穴，详述其部位、主治疾病、针刺分寸等。这部著作早已流传国外，至今仍在世界针灸医学界独占鳌头，已被列入世界精神文化遗产名录。南北朝至隋唐间的针灸学著作甚多，而且出现了一些彩色针灸挂图。明代杨继洲（1552～1620年）的《针灸大成》，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是针灸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皇甫谧

外科学在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成就。汉末名医华佗（约145～208年）曾以酒服“麻沸散”作全身麻醉做腹部外科手术，这在当时是很杰出的成就。唐代医僧蔺道人（约790～580年）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伤科著作，它详述了骨折的处理步骤，其中如复位后用衬垫板固定同时注意关节活动等，至今仍然沿用。这部著作还为中医伤科用药理论打下了基础，蔺道人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成就对后世骨科发展影响深远，可谓是中国骨伤科学较早的奠基人。此外，元代医学家危亦林（1277～ 1347年）的《世医得效方》，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1555～1636年）的《外科正宗》等，也是外科医学的重要著作，许多内容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针灸甲乙经》书影

在药学的研究上，中国古代许多学者作了系统的记载。汉代时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载有药物365种，详述了药物的产地、性质和主治疾病等，已包括大部分现代常用中药。南北朝中药学家陶弘景（452～536年）对《神农本草经》加以整理，编成《神农本草经集注》，载药又增至700种。陶弘景还提出了应注意药物“寒”“热”性质的区别，这对中药学的发展也很有意义。南朝宋时著名药物学家雷（生卒年代不详）所著《雷公炮炙论》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制药学专著，其中所载的制药方法和技术至今尚沿用。

华佗

李时珍

唐朝政府曾组织医学家20多人编成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载有药物844种，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北宋唐慎微（1056～ 1093年）编成的《经史政类备急本草》载药达到1700多种。明代著名中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在李时珍死后的第三年，即1596年出版）是中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李时珍用了30多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参照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修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这部著作载有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方11096个，出版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流传，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名著。

《本草纲目》书影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生物学学科，但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生物学的科学知识。西汉时期成书的《尔雅》中就有1000多种动植物的名称，且对动物作了一定的分类。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1596年），在药物分类上采取“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其中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6部。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明显含有生物进化的思想，尤其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200年。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写道：“如果以为这种原理（指选择原理——引者）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与事实相去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论述。”达尔文所说的“百科全书”是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人工选择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有一定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内都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大多数学科发展到后来停滞、衰落了，在西方近代科技传入以后逐步为其所代替。但是，中国古代医学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医学的发展虽有起伏曲折，却未曾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以后也未能取代它的地位，它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继续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