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霸春秋

富国强兵霸春秋

正如俗话所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3年在位）率领诸侯联军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殷商的队伍，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崭新的奴隶制王朝——周王朝。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这一段时间，天下太平，国家统一，由于这一时期的首都在镐京（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而镐京处在西部地区，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周”。

然而到了西周末年，以周王为首的统治者昏庸无道，骄奢淫逸，末代国王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1年在位）更是为了博妃子褒姒一笑，居然点燃烽火，骗得各诸侯国的军队来到镐京勤王救驾，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而周幽王由于宠信褒姒，还要废掉原来的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结果一下子惹恼了对周幽王早已心怀不满的申侯（王后申氏的父亲）。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就是秦汉时期的匈奴），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太子宜臼即位，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在位）。由于镐京遭到犬戎军队毁灭性的破坏，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由于洛邑在镐京的东边，所以从此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段时间，历史上称为“东周”。而又以“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分水岭，“东周”时期又被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旧有的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西周时期，天子对诸侯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任意对诸侯发号施令，甚至讨伐不听话的诸侯。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领地大大缩小，跟一个普通诸侯国没有什么区别。周天子的势力也大大削弱，基本上没几个国家的诸侯再听周天子的话。周王室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捉襟见肘，比如周平王死了之后，即位的周桓王（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97年在位）居然没钱给他办丧事，最终还是靠诸侯国的救济才将其下葬。如此懦弱无能的周天子，怎么能够指望他来维护天下的秩序呢？

另外一方面，由于天下大乱，少数民族的势力大举进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说当时的情形是：“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也就是说，当时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大举发动进攻，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少数民族嘴上的肥肉，任由宰割，经常受到他们的攻击，华夏文明就像是一条细线一样，虽然存在，但是随时都可能被折断。此外，各个诸侯国之间为了掠夺财富、人口与土地，经常发动战争，正所谓“春秋无义战”，这种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于是时代和人民呼唤新的维持秩序的人物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王业”被“霸业”所取代，陆续有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37年在位）、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公元前628年在位）、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在位）五位强有力的君主称霸，为维护天下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史称“春秋五霸”。而首位霸主齐桓公，他的霸业与手下一位臣子主导的改革密不可分，这就是管仲的改革。(www.guayunfan.com)齐桓公所统治的齐国，也算是周王朝的老牌诸侯国了。当年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成功，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周王朝赐予他“公”的爵位，地位仅仅低于王，封他为齐国（今山东西部与北部一带）的君主。早在姜太公时期，他就利用齐国靠近海洋、资源丰富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工商业、渔业和盐业，壮大齐国的实力，也为管仲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西周中后期，齐国已经逐渐衰落，齐国的国君齐哀公就是因为被纪国（今山东寿光县南）的国君在周天子面前告了一状，结果就被周天子抓去，丢到锅里活活煮死。齐国的衰弱也可见一斑。到了齐襄公（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86年在位）的时候，齐国逐渐恢复国力，东征西讨，开疆拓土，成为东方的强国。然而就在齐襄公满怀壮志，要成就霸主之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一切。公元前686年，对齐襄公心怀不满的贵族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死了齐襄公，第二年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叛乱之前，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听从师傅鲍叔牙的建议，逃往莒国（今山东胶县西南）。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也在师傅管仲的辅佐下逃往鲁国（今山东西南部）。而在公孙无知被杀之后，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在各自势力的拥戴下竞相回国，想要抢先登基。为了阻拦公子小白，管仲自告奋勇去袭击他，并一箭射中他衣带的带钩。公子小白很聪明，假装被射死，于是公子纠一行人放慢了行进的步伐。而公子小白一行人日夜兼程，终于提前赶回了齐国，公子小白登基，即齐桓公。后来管仲率领公子纠的军队与齐桓公作战，战败被俘，沦为阶下囚。

有一天，齐桓公找来自己的师傅鲍叔牙说：“鲍爱卿多年以来辅佐寡人，立下大功。寡人要封你为相国，辅佐寡人治理国家，爱卿意下如何？”鲍叔牙深深一拜，说：“鲍叔牙谢过君上厚恩。但是微臣自以为才能平庸，不足以辅佐君上成就大业。在此特向君上推荐一位治国之能臣。”“哦？”齐桓公很好奇地问：“是哪一位呀？”鲍叔牙平静地说：“是微臣的好友——管夷吾（管仲的字）。”

原来，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管仲出身寒微，为了谋生，他与鲍叔牙等人一起，干过很多职业，而他经常表现出自私、懦弱的一面，为众人所不齿，只有鲍叔牙以宽广的胸怀对他多多包涵。比如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管仲在结算的时候总要多拿走一些钱。大家都很不满，鲍叔牙却说：“管夷吾家境贫穷，需要多拿些钱回去贴补家用。”而后来管仲等人又改行去参军打仗，一旦战败，管仲总是率先逃跑，大家都笑管仲是懦夫，而鲍叔牙却说：“管夷吾家有老母，需要他回去奉养。所以他必须得保全性命。”因此管仲总是说：“生我养我的人，是我的父母；而真正理解我的人，是我的好朋友鲍叔牙啊！”正因为鲍叔牙理解管仲，所以才知道他的才干所在。

然而听了鲍叔牙的话之后，齐桓公勃然大怒：“哼！管夷吾这个人，当年差点一箭把寡人射死，寡人怎么能够让他来当相国呢？”“君上，”鲍叔牙发话了：“当年管夷吾是公子纠的谋臣，为主子出谋划策那是应该的，这也是他的本分，没什么可挑剔的。再者说，如果他能为您所用，肯定也会像辅佐公子纠那样尽心尽力，这不是什么坏事吧？”齐桓公听到这里，气消了一半。

鲍叔牙接着说：“微臣可以告诉君上，如果君上只想治理好齐国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用微臣就足够了；然而如果君上想要谋霸天下的话，那就必须得任用管夷吾那样能够经天纬地的大才不可。另外，成大业者需要有容人之大度，如果君上连管夷吾都无法容忍的话，又怎样吸引天下的贤才来为您效劳呢？”话说到这里，齐桓公恍然大悟，连声赞同，下令释放管仲，并任命他为相国。而管仲也不负众望，积极倡导改革，增强齐国的实力。

管仲的改革以富国强兵作为最直接的目的，他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原则，那就是：改革旧法，对旧法中的合理成分进行创新之后再加以利用；增加民财，通过发展生产来使老百姓的财富增加，而且要倾听贵族和人民的声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管仲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第一，在政治上，坚持“国”“野”分治的制度，实行“参其国而五其鄙”。“国”“野”分治是西周以来的旧制度，规定贵族与平民居住在城市（即“国”）之内，享受有当兵、受教育等种种特权，被称为“国人”，而奴隶和其他低阶级的人只能居住在城市之外（即“野”），被称为“野人”。“参其国”就是把“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每个“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由手工业者和商人各占三个乡，士人占十五个。齐桓公亲自管理十一个乡，由贵族大臣国子和高子各管理五个。“五其鄙”就是把“野”分作五个行政区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其中三十户为一邑，由邑司来管理；十邑为一卒，由卒长来管理；十卒为一乡，由乡良人来管理；三乡为一县，由县帅来管理；十县为一属，由属大夫来管理；而五个属大夫直接由君主和相国来管理。而居住在“国”和“野”当中的士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世世代代从事各自的职业，不能随意改行和迁徙。

应该说，这项改革充分体现了管仲改革的原则。一方面，这项改革坚持旧有的制度，充分发挥贵族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振兴齐国；另一方面，这种明确划分行政区划、分级管理的新制度，也有利于加强国家对各个地方的统治与管理。而士、农、工、商固定职业与居住地，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也的确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第二，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工商业，实行“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制度。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说：“管爱卿，寡人想要对房屋征税，来增加国家收入，可以吗？”管仲摇摇头：“不行，不行。”后来齐桓公又问了对树木、牲畜和人口能不能征税，管仲都一一否决。齐桓公坐不住了，就问管仲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寡人从哪里弄钱来供养官员、训练军队、维持国家啊？”管子说：“君上不用着急，微臣已经想好了，只要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就可以了。”齐桓公好奇地问：“什么是‘官山海’？”

“君上”，管仲胸有成竹地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们齐国依山傍海，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啊！咱们既可以开采铁矿炼铁，还可以晒海水制盐，而这两样东西都是每个人生活离不开的。微臣以为，要把盐铁的生产经营收归国家所有，这样国家收入就能大大增加。”齐桓公拍手称快，说：“好主意啊！寡人准备征发囚犯和老百姓去生产盐铁，爱卿觉得怎么样啊？”“万万不可啊！”管仲说：“请君上想一想，如果调派犯人去生产盐铁的话，犯人经常会逃亡，这样就会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而如果征发百姓的话，老百姓会把这当成负担，会对国家不满的。”

“也是。”齐桓公点点头，“那怎么办呢？”管仲想了一想说：“不如这样，国家仍然要控制盐铁的生产与经营，同时也要允许老百姓生产经营盐铁。对于盐铁的利润，国家与老百姓分成，老百姓占七成，国家占三成。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卖力生产经营，为君上效力，国家又能得到大量收入，有什么不好呢？”齐桓公觉得此建议不错，就下令实行。在管仲“官山海”政策的刺激下，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盐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为齐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硬通货”。铁矿得到大量开采，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而冶铁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铁器的运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也带动了各项手工业的发展。

可是仅仅促进生产是不够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够销售出去。而齐国地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路过这里的各国商人川流不息，这对发展贸易是十分有利的。管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商业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设立市场。管仲认为，市场是天下财富汇聚的地方，谁能利用好它，谁就有机会获得财富。因此他大力主张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临淄附近）建立市场。经过长久的发展，临淄也成了天下的商业中心，直到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来到临淄的时候，这里繁荣依旧。其次，管仲意识到，要注重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为此他提倡通过黄河和济水两条大的河流，将齐国盛产的食盐等物产运到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等地，去换取那里盛产的粮食。再次，优待商旅。管仲规定，在大道之上，每三十里要设置一处驿站，为过往的商人提供服务。而且针对不同财富等级的商人有不同的待遇，对有一匹马和一辆车的商人可以提供饮食；有两匹马和两辆车的商人还可以给马提供草料；而有五匹马和五辆车的商人，则可以安排住宿。与此同时，管仲下令，对于往来齐国的货物都要进行检查，但是不收关税；市场只对商人收取店铺的租金，不能再收其他的税。这样优惠的政策，自然吸引了大量商旅纷纷来到齐国经营。

如果说发展工商业解决了齐国短期内的发展问题的话，那么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改革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意义了。西周建立以来，普遍实行的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把一块大的土地划为九块，形成一个“井”字形，因此被称作“井田”。其中中间那一块是国家经营的“公田”，其他八块是人民自己经营的“私田”。人民耕种“私田”来维生，并通过耕种“公田”，以劳动的形式向国家缴纳赋税。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私人所占据，越来越少的人用心耕种公田，这种赋税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国家的收入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管仲提出“与之分货”“案亩而税”“相地而衰征”政策。“与之分货”指的是农民要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地租；“案亩而税”和“相地而衰征”指的是按照土地的质量，将土地分为几种等级，按照等级高低分别征税。管仲的改革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加速了“井田制”的废除，顺应了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向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转变的历史潮流，为后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齐国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在军事上，实行军政合一，将全体民众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管仲规定，五家为一轨，由轨长管理；十轨为一里，由司里管理；四里为一连，由连长管理；十连为一乡，由良人管理；五乡为一军。与此同时，一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两百人为卒，两千人为旅，一万人为军。全国一共有三军，分别由桓公、高子和国子率领。民众们平时各司其职，从事生产劳动，而到了每年的春天和夏天，就要进行统一的军事化训练。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齐国既扩大了兵源，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而且还不耽误正常的生产，真可谓一箭双雕。而且由于军队士兵平时在一起生产与生活，彼此熟悉，感情深厚，在战场上更有利于团结协助，这样一来就使得齐国军队的凝聚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管仲还向齐桓公建议用先进的青铜器当作武器来武装军队，并且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四，在外交上，尊王攘夷，施行仁义，提高齐国的地位。当时周天子虽然已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早已在诸侯国中丧失威信，但是毕竟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诸侯的共主。管仲巧妙地看到了这一点，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一方面在表面上尊崇周天子，并利用周天子的权威来号令诸侯，扩大齐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针对威胁华夏诸国的游牧民族势力，要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这样既能树立威信，还能扩充实力。从后来的历史看，齐桓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比如在葵丘会盟的时候，周天子赐给齐桓公周王朝祖庙中祭祀的胙肉，并下命齐桓公朝见天子的时候可以不下拜。但是齐桓公说：“天子地位崇高，本君不敢不拜。”坚持要对周天子下拜。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山戎和狄族对燕国（今北京、河北一带）、邢国（今河北邢台附近）、卫国等国构成很大威胁，于是齐国联合燕国打败了山戎，并联合宋国、曹国建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等国制止了狄族的进犯。此外，齐桓公还出兵击败狄人，拯救邢国于危难之中，还帮助卫国复国。

此外，齐桓公也通过一些外交举措，来树立齐国“仁义”的名声。比如在齐桓公出兵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之后，燕庄公（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58年在位）非常感激他，齐桓公回国的时候，他一路护送，就这样逐渐走出了燕国的边界，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发现后，就说：“按照礼法，诸侯送别的诸侯，不能走出自己的国境，咱们不能破坏了规矩。”于是下令，把燕庄公送他走过的齐国边境几十里内的地方都割让给燕国。这样一来，齐国不仅进一步拉拢了燕国，还给自己树立了尊奉仁义的好名声。通过这些举措，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通过管仲一系列的改革，齐国实现了国富民强的目标，国力蒸蒸日上，成为公认的首席强国与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举行会盟，史称“葵丘会盟”。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9年在位）派大臣与会并送重礼，说明周天子也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会盟通过了齐国提出的盟词，里面规定：第一，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改变已确立的太子，不要以妾为妻；第二，尊重贤能之人，培育人才，大力表彰有德行的人；第三，尊重老人，爱护儿童，不忘来宾和旅客；第四，士不能世代为官，不要独揽官府的事情，取士一定要选贤用能，不专杀大夫；第五，不要故意设堤坝来让洪水流到别的国家去，在荒年不要阻止别国人来本国买粮食渡过难关，也不能不报告天子就进行分封。

通过这些盟词我们可以看到，齐桓公的霸业有助于维护天下秩序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对于华夏文明的保留与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一切的一切，管仲功不可没。对此，连一贯对管仲颇有微词的孔子也不得不承认：“齐桓公能够联合各个诸侯国，而不仅仅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啊！这也是仁义啊！”而在另外一次与学生的谈话中，孔子也慨叹道：“要是没有管仲啊，我们都要像少数民族那样披头散发，从左边系扣子，过野蛮人的生活了！”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晚年的齐桓公被自己的霸业冲昏了头脑，用人不察，信任竖刁、易牙等一帮奸佞小人。管仲对此早有预感，他在临死前警告过齐桓公一定要对他们提高警惕。齐桓公表面答应，然而在管仲死了之后，他依旧我行我素，齐国的政治一天天败坏下去。齐桓公病重期间，由于没有明确自己的继承人人选，加之这些奸臣兴风作浪，齐国爆发了争夺君位的内乱。这些奸臣为了假借君命，就把王宫用高墙围起，使齐桓公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惨死。而在他死后，各位公子忙于争权夺利，居然直到他去世七日之后才发丧，而这时他的尸体早已腐烂不堪，连虫蛆都爬了出来。齐国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霸业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