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美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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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君主立宪美梦碎

洋务运动期间，在洋务派新式企业的带动下，许多中国的官僚、商人、买办（为洋人工商业服务的人）、地主开始投资于机器生产，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他们逐渐意识到，光依靠先进的器物是不可能赶超西方的。中国要想真正实现自强，在政治上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表明，他们已经逐渐能够更深层次地意识到国家的问题所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潮的直接产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接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然而伴随着外国侵略的加剧，清廷的腐败，康有为对现状日益不满。一开始他想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但是没有成功。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当他极度烦闷之际，他结识了改变他人生的一位同乡京官——张鼎华。张鼎华得知康有为的苦闷后，安慰他说：“现在朝廷正在大搞洋务，京城的很多士子都在读一些与外国有关的著作，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外国的情况嘛！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呢！”康有为于是决定去香港看看。

当时英国虽然是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但是也把本国的一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带了过去。当康有为走在香港整洁的街道上，看着两边繁华的建筑，听着交警指挥车辆的警笛声，不禁大发感慨：“原来总以为洋人都是蛮夷，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法度，我们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后来康有为路过上海的时候，又在上海买了很多有关西方的著作，并努力研读。他逐渐意识到，西方超越中国，船坚炮利只是表象，根本上还是在制度上远胜于中国。

正当康有为积极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时候，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有利局面下，急于求和，不仅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控制权，而且还允许法国参与中国的西南铁路建设，从而使中国的西南门户大开。面对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屈辱结局，康有为再也忍不住了。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第一次向光绪帝（公元1875－1908年在位，即清德宗）上书，里面指出：“如今的大清，实在是危机四伏，外部有洋人虎视眈眈，内部又有老百姓不断造反。一旦朝廷内部再发生什么动乱，大清可就完了。因此皇上一定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听取民众的意见，用人得当，才能挽救如今的危局。”尽管这封上书因为守旧派的阻挠没有能够让光绪帝看到，但是也使康有为在维新人士中享有了一定的声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www.guayunfan.com)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的一天，一个叫作梁启超的年轻人来拜访康有为。康有为问：“你都读过什么书？”梁启超颇为得意地说：“我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词歌赋，去年还考中了举人。”他本以为康有为会对他大为夸奖。没想到，康有为摇了摇头说：“你所读过的那些东西，我原先也读过，并且奉为金科玉律。可是后来看见国家的局势越来越糟糕，我就开始问自己：这些东西能打退洋人吗？能振兴国家吗？国家都保不住了，你就是中个状元又有什么用？！”

梁启超被问得哑口无言，赶忙说：“学生不才，请先生赐教！”于是康有为侃侃而谈，从西方的政治制度到生产方式，从俄国通过改革富强讲到印度由于守旧沦为英国殖民地。梁启超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当头棒喝，冷水浇背，感到自己以前学的东西都白学了。等到康有为讲完以后，梁启超当即下拜，请求康有为受其为徒，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变法的得力助手。

从第一次上书以后到甲午战争以前这段时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培养了大量维新人才。这一时期康有为还写出了一部著作《新学伪经考》，书中将东汉以来的古文经说成是刘歆为了王莽篡汉服务的伪经。虽然此书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千百年来引以为据的儒家经典，为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扫除了障碍。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有一天，众位举人正在一起谈论考试的事情，有人急匆匆地跑来，边喊边说：“不好了！不好了！李鸿章跟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两万万两白银，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皇上已经批准了！国将不国！国将不国啊！”众位举人大惊失色，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谣言，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同的渠道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家奔走相告，义愤填膺，纷纷大骂李鸿章卖国，台湾的举人更是失声痛哭。举人们纷纷到都察院向清政府请愿，反对签约。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时，康有为站了出来：“听我说一句。眼下形势紧迫，大家不应该再以本省为单位去请愿，而应该共同向皇上上书。这样皇上才会迫于天下读书人的压力，撤销条约。”“你是谁？凭什么让我们听你的？”有一个举人不服气地说。“在下不才，南海康有为是也。”下面的人哪个不晓得康有为的威名？纷纷表示服从康有为的指挥。

于是康有为拿出一沓文稿说：“这是我草拟的咱们全国举人向皇上上书的稿子。我们要告诉皇上，如果他真要割地赔款，必将丧失人心。而且洋人们一看，连日本这个蕞尔岛夷都来咬咱们大清国一口，肯定也会接二连三地来瓜分咱们，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提出，皇上应该下罪己诏，拒绝议和，严惩李鸿章等卖国贼。然后赶快迁都到西安，用准备付给日本人的赔款来大力练兵，集中全国之力与日本人一战。此外，皇上还要实行变法，学习西方的制度，以府县为单位，每十户人家推举出一人担任‘议郎’，为皇上变法提供咨询，实行君民共主。”大家纷纷赞同康有为的主张，在上奏的文书上签字，并将其送往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光绪帝还是没有看到，可是上书的内容广为流传，反映了那个时代变法图强的呼声，康有为也确立了自己维新变法的领袖地位。

虽然康有为几次上书光绪帝都没有看到，但是由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光绪帝对他的主张也逐渐有所了解，内心十分赞同。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同治帝（公元1862－1874年在位，即清穆宗）死后，他的母亲慈禧太后为了独揽朝政，就让自己妹妹的儿子，同时也是同治帝的堂弟光绪帝即位。此时的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可是朝廷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手里。光绪帝不甘心成为傀儡，因此也拉拢了一些人，组成了“帝党”。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使光绪帝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他希望通过维新变法，来对抗慈禧太后，夺取权力。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为了推动维新变法事业的进行，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定期进行集会，发表演说，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在《强学会叙》中说：“如今中国的形势，就如同是列强兵临城下，我们却还在打盹儿；柴火在床下燃烧，我们却还睡在上面浑然不知。我们再也不能这样麻木不仁下去了！眼下俄国在北边想要占据东北和蒙古，英国在西边想要分裂我们的新疆和西藏，法国的势力已经进入了云南，日本又从东方开始对咱们的国土蚕食鲸吞。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危矣！”在康有为等人的积极推动之下，强学会的声势日渐壮大。尽管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一月，强学会在顽固派的污蔑下被查封，但是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全国范围内的变法思潮一浪高过一浪。

除了创办学会之外，康有为等维新人士还积极创办报纸，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康有为筹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为主笔的《时务报》、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主办的《湘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等等。在这些报纸中，维新人士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介绍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除了康有为的论著之外，比较著名的维新变法论著还有严复的《天演论》。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广泛阅读过有关西方制度与社会科学的著作，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与研究。甲午战争后，严复深感中国人民智未开，如果想要变法图强，必须要让人民醒悟过来。于是他在翻译英国人赫胥黎著作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天演论》一书。在书中，严复指出，世界各国就像是自然界中的各个物种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哪个国家不变法革新，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中国也不例外。所以中国必须变法革新，否则就只能亡国灭种。严复的《天演论》，仿佛一道响雷，惊醒了混沌的中国人，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维新变法的行列中。

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守旧派。此时的守旧派，除了原先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以外，还包括了一些反对制度变革的洋务派，他们已经从时代的引领者转变为时代的桎梏。守旧派对维新派肆意攻击，双方进行了多次论战。有一次，几个守旧派人士与康有为在一家酒店里狭路相逢，其中一个说：“你康有为整天喊着变法，可是你不知道吗？祖宗之法是古圣先贤遗留下来的治国之道，怎么能够随意更改？你这么做，真是白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早晚会引起天下大乱！”

康有为毫不客气地回答：“祖宗之法原先的确是有用的，可是不适合现在的形势，当然要改。中国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历朝历代变革了多少次？就说近几十年来吧，又是总理衙门，又是北洋海军，哪些是祖宗之法里面有的？前些年朝廷一个劲地搞洋务，不也是祖宗之法没有的吗？再说了，祖宗之法是用来保卫祖宗的江山都，现如今，连祖宗的江山的保不住了，还死守祖宗之法又有什么用？”

“此言大谬不然，”另一位守旧派人士说，“我原先是搞洋务的，但是我和众多同僚一样，都恪守祖宗之法，只变器物，不变法度。如此才能使江山永固，人心不乱。而我听说你宣扬什么开议会、立宪法、兴民权，老百姓有了权力，皇上和朝廷官员们往哪里搁？你这分明是藐视皇上，扰乱朝纲！”

康有为发出一声冷笑：“好一个‘江山永固，人心不乱’！你们恪守祖宗之法，搞了几十年洋务，结果呢？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这就是你们引以为豪的资本？真是大言不惭。你知道明治维新为什么能让日本不到三十年就由弱变强吗？就是因为日本建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赋予了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权力，使得日本天皇能够集思广益，从而富国强兵，打败了咱们大清！再者说，上古时代，尧、舜就是以天下为公，并不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官员们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老百姓诚心诚意拥戴他们，才成就了大同治世。这其实跟西方的君主立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大清朝也要实行君主立宪，才能天下归心，再造盛世！”

“先不谈这件事情，”有一个守旧派人士发话了，“我听说你康有为要废除科举，兴办西方式的学校，这简直是摧残人才，伤风败俗！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之本，是维系世俗人心之道。你要是废了科举，国家人才何来？谁还去尊孔读经？而且你那些学校教的东西，都是有伤风化的西洋玩意儿，能培养出什么人才？”

“旧有的科举弊病实在太多，”康有为说，“一篇八股文章，就能决定一位士子一生的命运，逼得天下的读书人都去死读书、读死书，学到的东西，内不能治国安邦，外不能抵御外侮，这样的‘人才’，要他又有何用！而中国要变法图强，首先要有熟悉西方的人才，不兴办西式学校，人才何来？变法何来？自强何来？”

就在两派人物彼此唇枪舌剑地争论时，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兵强占胶州湾，并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于是乎各国纷纷效仿，沙俄强占旅顺，并将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将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将西南地区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将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美国晚了一步，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提议各国在中国“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实际上是要与各国共同瓜分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当康有为得知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后，感到形势万分紧急，连忙来到北京，向光绪帝上书，里面提到：“如今各国纷纷都在讨论如何瓜分中国，老百姓也民心不稳。中国如今的形势，就好比是地下埋满了地雷，地上铺满了导火线，一旦一个火星掉下来，就会天崩地裂。皇上要是再不推行变法，别说保不住大清的江山，等到洋人真的瓜分了中国，就连个老百姓都做不成了！”

这次上书仍然没能送到光绪帝手里，但是大家纷纷赞同康有为的主张，要求朝廷变法革新。光绪帝不甘心做亡国之君，毅然决定要亲自接见康有为，被顽固派以康有为的职位品级太低为由拒绝。于是光绪帝就让荣禄等几位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在会面中，康有为旁征博引，将荣禄等顽固派驳斥得哑口无言，并得到了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称赞。光绪帝听到翁同龢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命令下面不许再拦截康有为的上书，并阅读了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变法著作。

此后，康有为再此向光绪帝上书，这就是著名的维新变法纲领性文件——《应诏统筹全局折》。在此上书中，康有为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皇帝必须效仿日本的明治天皇，全面推行变法。至于变法的具体步骤，他指出：“皇上当务之急，应该做以下三件事：首先是召集群臣，集体发誓拥护变法，然后开放言论自由，集思广益；其次要在宫里成立制度局，任命维新志士入局办事，与皇上共同制定新的各项制度；另外皇上还应该成立待诏所，允许天下臣民自由上书，从而团结全天下的人来参加变法。”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里面并没有提到开议会、立宪法的事情，这是因为康有为感觉到守旧派势力太大，其他的改革措施推行起来已经困难重重了，要是再推行这两项改革，恐怕会造成政局不稳。而且他认为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不强，需要时间来逐步普及，仓促推行议会民主制，老百姓一时也难以适应。为此后来他还向光绪帝说：“日本从开始明治维新到开议会、立宪法，也花了二十年时间。所以皇上也不要着急，先推行其他的变革，等到时机成熟再干也不迟。”

除了上书之外，康有为再此期间又出版了一部变法著作，即《孔子改制考》。此书将孔子描述成一位改革家，认为孔子的“六经”就是他借以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经典。而自己倡导维新变法，才是真正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此外，他将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与儒家的春秋公羊学说相结合，将历史的发展描述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据乱世”，这是君主专制时代；其次是“升平世”，这是君主立宪时代；然后是“太平世”，这是民主共和时代。与《新学伪经考》一样，此书中的描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康有为巧妙地将维新变法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有力地反击了守旧派，也有利于减少变法的阻力。

与此同时，为了顺应挽救民族危亡的潮流，康有为等人还积极组建了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开展各种宣传变法的活动。除了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外，还在各个省、府、县设立各级分会，并拟定了章程，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与强学会不同，保国会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影响也今非昔比。与保国会同时出现的还有粤学会、闽学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组织，维新变法运动再次掀起了高潮。

经过长时间地等待，变法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恭亲王奕去世。奕早年虽然大搞洋务，但是此时的他因循守旧，早已成为维新派的敌人。他一死，翁同龢连忙建议光绪帝抓住时机，推行变法。于是在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行变法。从这天起，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变法运动持续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为此年是农历戊戌年，因此又称“戊戌变法”。

颁布“定国是诏”后不久，康有为第一次受到了光绪帝的接见。从第一次上书到现在，不知不觉十年已经过去了，康有为终于获得了面圣的机会，而光绪帝也终于可以见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维新领袖，君臣二人都分外激动。一阵寒暄之后，二人商量起变法的事情。光绪帝叹了一口气说：“爱卿也知道，太后名义上虽已归政于朕，但是实际上依旧牢牢地掌握大权，加上那帮子太后的党羽在朕的旁边整天叽叽喳喳，朕真的不知道这变法该怎么进行下去！”

康有为安慰光绪帝说：“皇上不必着急。这帮子人整天闹腾，无非是担心变法抢了他们的饭碗。微臣以为，一方面，陛下可以保留这些人的高官厚禄，不急于裁并一些旧官职和旧机构；另一方面，陛下可以通过设立新机构、提拔任用维新人士担任实职的办法，来逐步掌握朝政。这帮人一看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自然也就无话可说。时间一长，连太后都会独木难支，变法的事情自然也就成了！”

光绪帝非常高兴，接着问：“依爱卿看，朕推行变法，眼下可以从哪些地方开始着手？”康有为说：“微臣认为，皇上首先要准许天下臣民自由上书，另外取消八旗子弟由国家供养的祖制，要他们自谋生路。国库的收支，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糊涂了，每年都要制定国家预算。此外，咱们大清地大物博，物资丰富，要是不加以利用，实在可惜。所以皇上还要学习西方，成立一些经济方面的机构，比如农工商局、铁路矿产总局、全国邮政局等等，开垦荒地、修建铁路、开采矿产，同时对于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要大加鼓励。”

光绪皇帝听到这里说：“爱卿刚刚提的问题，很多都需要从长计议。能不能讲一些比较急迫的和容易解决的问题？”康有为想了一下说：“要说最迫在眉睫的问题，莫过于练兵了。皇上要尽快重建海军，加强海防。此外还要引进西方的练兵方法训练新式军队，对原有的军队要大加裁汰。另外培养人才也十分重要，皇上应该首先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示范，然后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堂，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此外皇上还要成立译书局，翻译外国的图书，并允许民间自由办报和成立社团。对于科举内容也要加以改革，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从而鼓励天下士子关注国计民生。”光绪帝对此很满意，后来他颁布的诏令，基本上也是以上面的内容为基础的。

虽然变法的诏令一条一条地公布了，可是到了地方基本上得不到实施。除了对维新变法颇为赞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其他地方官员基本上都以一种观望的心态，对变法诏令敷衍塞责。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无时无刻不在破坏变法的进行。“定国是诏”颁布后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帝撤销了“帝党”领袖翁同龢的职务，同时又命令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她那里谢恩，后来又让自己的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统领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三支精锐之师。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军政大权都被慈禧牢牢把握了。

而光绪皇帝此时除了免掉几个守旧大臣的职务，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个维新志士担任军机处的小官以外，无计可施。后来局势更加危险，北京城内外到处传言说慈禧要趁光绪帝去天津阅兵之际，用荣禄手下的军队发动兵变，废掉光绪帝。九月十五日，光绪皇帝找来杨锐，问他：“杨爱卿，你能否想一个法子，既能推进变法，使大清转弱为强，又能不让太后心怀不满，以至于把朕废掉……”“皇上万万不可口出此言，”杨锐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臣等深受皇恩，为了皇上一定万死不辞，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光绪皇帝冷笑了几声，然后写下一纸密诏，封好后交给杨锐说：“朕如今自身难保，实在是无计可施了。你把这封密诏带出去，找康有为、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来商量一下对策。朕的江山，就托付在你们身上了！”

后来杨锐带着密诏，找到了康有为等人。几个人看了密诏以后，放声痛哭，经过商议，决定一方面联络英国和日本的势力，希望通过他们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由谭嗣同联络袁世凯，希望他能利用新建陆军的力量杀死荣禄。甲午战争以后，俄国由于联合德国和法国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从而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青睐，引发了日本及俄国的对手英国的不满，于是两国曾经表示支持维新派。但是事到如今，两国却不愿意为了维新派与慈禧太后翻脸，拒绝了维新派的请求。于是拯救光绪皇帝和维新变法的重任，就只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了。

袁世凯曾经参加过强学会，又在不久之前刚刚受到过光绪帝的接见，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九月十八日晚上，谭嗣同亲自找到袁世凯，问他说：“你知道太后和荣禄要对皇上下手了吗？”“在下听到一点风声。”“皇上待你怎么样？”“恩重如山。”“那太后和荣禄要是派你去杀死皇上，你干吗？”“当然不会！”“说得好！”谭嗣同拿出光绪帝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对他说：“皇上现如今危在旦夕，我等没有一兵一卒，只能依靠你的新建陆军来保护皇上，诛杀荣禄，成就变法的大业！怎么样？”

袁世凯看了密诏以后，吓出一身冷汗，半天不作声。谭嗣同见状有些生气：“没想到你袁世凯也是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我真是瞎了眼，居然看中你这样的人！”说罢指着自己的脖子说：“你今天运气好，碰上我送上门来。你赶快取走我的项上人头，拿去给你的主子荣禄，好让你早日升官发财！”

袁世凯何等狡猾？他连忙对谭嗣同说：“你将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保卫皇上，乃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在下只是在想，荣禄实力强大，又把持着皇上，在下要是动手就是投鼠忌器。所以请皇上到时候务必跑到我袁某的帐下，那样袁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全军杀掉荣禄，为国除害！”谭嗣同见状，非常高兴，又跟袁世凯就此事商量了很久，直到半夜才离开。但他哪里知道，袁世凯很快就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背叛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其实早在袁世凯告密以前，慈禧太后就已经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并下令搜捕维新派。之前康有为已经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也赶忙逃到日本使馆。不久，梁启超听说有人来找他，一看此人居然是谭嗣同，梁启超激动万分，连忙说：“我一直担心你的安全，你来了实在太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去日本，等待时机成熟，再一同谋求变法大业！”

没想到，谭嗣同摇摇头说：“咱们维新派要是没有人逃走的话，就无以成就将来的变法事业。可是要是没有人为变法而死的话，就无以报答皇上的厚恩。如今康先生生死未卜，你一定要多保重，就让我留下来为变法而死吧！”说罢还将自己所写的书稿、诗文、信件等托付给梁启超。梁启超放声大哭，苦求谭嗣同与他一起走，但是没有成功，只好与他挥手作别。

后来谭嗣同还联合了北京城著名的大刀王五等侠客，希望能够救出光绪帝，可惜以失败告终。直到被捕前一天，还有几个日本人来劝谭嗣同逃走，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为之流血牺牲的，贵国当年搞明治维新，不也是这样吗？而中国变法到现在，还没有人为之流血牺牲，这也是我们的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就让我谭嗣同来当这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吧！”

谭嗣同被捕后，在牢中写下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张俭在东汉末年因为反抗宦官专权被通缉，结果在他逃走的过程中，很多人家却冒着风险收留他。杜根在东汉中期反抗外戚掌权，结果被抓住后差点被打死。谭嗣同将康有为和梁启超比作张俭，而把自己比作杜根，认为无论是走是留，对于变法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和杨深秀六人被押赴菜市口处斩，史称“戊戌六君子”。临行前，监斩官问谭嗣同还有什么可说的，他抑扬顿挫地喊出了十六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十六个字，喊出了古今中外千千万万壮志未酬的英雄志士的慷慨悲歌。后来，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以外，其他变法内容统统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伟大的改革，它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它促进了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戊戌变法也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的一次救亡运动，对于发扬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鼓舞着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振兴中华而前仆后继。

但是戊戌变法也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维新派没有努力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也不依靠人民群众，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就想实现变法，这实在是痴人说梦。因此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时候，维新派根本不是对手，迅速溃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具有必然性。

此外，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充分暴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腐朽性与反动性，使其丧失民心。而清政府在丢掉了戊戌变法这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以后，日益走向衰亡。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朝的丧钟。次年二月，宣统帝（公元1909－1912年在位）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