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造盛世

继往开来造盛世

在隋末战争的洪流中，除了农民军之外，还有许多隋朝的官僚趁乱而起，割据一方，李渊的势力就是其中的一支。李渊出身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由于隋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妈，所以李渊颇受重用，官至太原留守，镇守北方重镇。可是在隋末的乱世中，李渊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于太原起兵，并很快进入长安，控制了实权，并于次年称帝，改国号为“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公元618－626年在位）。此后他与自己的儿子们率兵陆续扫平各路势力，统一全国，开始了唐朝（公元618－907年）的统治。

伴随着统一事业的胜利进行和政权的巩固，李渊的二儿子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矛盾越来越深，终于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了他们。唐高祖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很快将皇位禅让于他，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公元627年－649年在位）。

唐太宗非常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对臣子们说：“老百姓好比是水，咱们君臣好比是舟。水能让舟安全行驶，也能把船打翻。现在天下大乱，所以咱们君臣一定要心存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不能再像隋朝那样逼得老百姓去造反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太宗与其父唐高祖及其后面的几个皇帝继承了隋文帝的改革事业，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也将这个国家带入了盛世的巅峰。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在政治上，改革三省六部制，在地方设置十道，完善科举制度。一开始，唐朝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以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原来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因为唐太宗在即位前担任过，因此不再授予别人），长官们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处理政务。除此之外，唐朝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设置了一台（御史台）、五监（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制。

为了加强对三省的控制，唐太宗开始经常派一些自己的亲信和品级较低的官员去政事堂参加国事的协商。由于这些官员不是宰相，所以在参加会议时，必须要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官衔，以示自己的资格。久而久之，连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才能参加政事堂的会议，否则就只能处理尚书省的一般事务，却不再具备宰相的资格。通过这种方式，皇权进一步得到了加强。(www.guayunfan.com)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05年），政事堂被迁往中书省，唐玄宗时期（公元712－755年在位）又改名为“中书门下”，设有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从这五房的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书门下”已经实现了对六部事务的领导，它不再仅仅是国家决策机构，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行政，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机构。这种行政机构上的设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

除了中央的调整之外，唐代在地方行政上的改革也颇下功夫。在沿袭隋朝地方州（郡）县两级制的基础上，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根据全国山川的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唐玄宗时期重新划分为十五个道）。当时道是监察单位，并不是行政区划，中央会经常派遣巡察使、采访使、按察使等官员去监察地方官员，检察地方工作。唐代还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如长安、洛阳、太原等地设置了府，并在边地和军事要地设置了都督府。此外，由于唐朝疆域辽阔，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臣服于唐，为了便于对他们的管理，唐朝在边境上少数民族的地区设置了都护府，联合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

后来随着边境事务的增加，唐朝陆续在边境上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独揽各自辖区大权，这也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一个诱因。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不仅封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为节度使，而且在不属于藩镇统治的各道也设置节度使。这时各道的很多节度使大多兼任观察使等官，集军政、民政、财政、监察权于一身，大权独揽，道由此也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细心的人可以发现，道在唐朝的演变，与州在汉代的演变简直如出一辙。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出，三级行政区划的确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在经济上，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到了唐代初年，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下令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其中均田制规定：1．十八岁到五十九岁的男子，每人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政府；二十亩为永业田，死后后代可以继承；2．六十岁以上老年男子和病残男子每人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妇每人受口分田三十亩。其他杂户、官户（杂户与官户都是唐代的贱民，地位比一般百姓低，但是比奴婢要高）、工商业者、道士、僧尼也可以受田。妇女、奴婢、耕牛不再受田。

在国家对官员的授田方面，均田制规定：1．所有有爵位者，分别受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的永业田。所有正式官员以及五品以上的散官（荣誉官衔的一种），分别受从六十顷到二顷不等的永业田。所有勋官（荣誉官衔的一种）分别受三十顷到六十顷不等的永业田；2．官员们还有数量不等的职分田，其收入是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官府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都不得买卖，官员离任时，交给继任者。

在土地的买卖方面，均田制规定：1．贵族与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2．如果老百姓死后家里贫穷没钱安葬，可出卖自己的永业田；3．如果老百姓要从狭乡（人多地少之地）迁往宽乡（地多人少之地），或者卖充住宅、邸店、碾硙，可以出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能超过本人法律上受田的数量。

通过与前代的均田制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初期的均田制取前代均田制之所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很大的进步性。首先，受田对象的范围总体扩大了，比如工商业者、僧尼等人也能受田；其次，有些对象如奴婢、耕牛不能受田，客观上打击了豪强地主；另外，对贵族的受田制度和土地买卖的规定更加完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贵族受田太多、买卖土地限制比前代要放松很多，这些都为土地兼并的加剧埋下了伏笔。

而唐代初期的租庸调制规定：1．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缴纳粟二石的租；种桑地区，每丁交纳二丈绢和三两绵的调；种麻地区，每丁交纳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的调；2．徭役方面，每丁每年要服二十天徭役。如果不服徭役的话，每丁每天要缴纳三尺绢三尺或者三尺七寸五分布的庸，不再限制年龄；3．如果政府额外增加徭役的话，达到十五天免调，达到三十天免租和调，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三十天。

唐代初期的租庸调制，基本上坚持了轻徭薄赋的原则，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更加人性化，比如唐朝政府曾经下令，如果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40%以上就可以免租，减产60%以上就可以免调，减产70%以上，租、庸、调全免。租庸调制与均田制很好地配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第三，军事上，改革府兵制。唐代的府兵制在前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得到完善。唐代中央管理府兵的主要是十二卫，卫的长官是大将军，直接听命于皇帝。十二卫分别管理若干折冲府，折冲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折冲府下设团，团下设旅，旅下设队，队下设火，一个火由十人组成。折冲府分为三等，上府有一千二百人，中府有一千人，下府有八百人。

唐代府兵制也是实行兵农合一的形式，府兵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服役期间，免除自身租调。府兵是从折冲府所在地的六品之下官员的子孙以及平民百姓无业者中征集，征收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平时生产，闲时操练，经常会轮流到京城进行守卫，或者被派去镇守边境和内地要地。出征之时，府兵要自备衣装、口粮和兵器，这也成为府兵不小的负担。府兵从各个折冲府被调出来，在皇帝任命将领统率下出征。战争结束后，将领们回朝，府兵们回归折冲府，形成将无常兵的局面，军人难以干预国政。

唐代的府兵制的确为唐朝提供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唐朝初年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大规模开疆拓土，府兵制功不可没。而且在唐初，大概有40%的折冲府都在关中，形成重内轻外的局面，便利于中央掌握军队，从而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然而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无法维持下去，从而走向衰弱。

第四，在文化与社会上，大力发展教育，完善科举制度；颁布《氏族制》和《姓氏录》，打击士族豪门。唐初的统治者对文教事业是非常重视的。当时朝廷在京城设立了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与崇文馆，统称为“六学二馆”都是中央重要的教育机构。此外，政府在地方上设有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市镇学和里学，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除此以外，对于私人创办的私学，政府也大力支持，唐代文教事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举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唐代的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唐代的士子要想参加科举，要么需要通过州县的选拔考试，成为乡贡士，要么就成为“六学二馆”以及各级地方官学的学生，被推荐到中央进行考试。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是指为了搜罗特殊人才而进行的临时性考试，类似于今天的艺术类高考，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等。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一经录取，待遇优厚。

但是制举是不定期举行的，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参加常举。常举指的是常规性的考试，类似于今天的普通高考，每年都会进行，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等，内容十分广泛，但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报考的是明经和进士。明经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把握程度，比较简单，考上比较容易。而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策论，很难考上，但是如果考上的话，很容易做高官，所以很受大家重视。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也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的人，在考上的人中算老的了，而五十岁就能考上进士的人，在考上的人中就算年轻的了。常举一开始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这表明科举地位在逐渐提高。

客观上说，唐代的科举制还远没有后世那么完善。特别是在士族豪门势力的影响下，很多士族子弟不用参加科举也能当上大官。但是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公平，使很多有志向才干的庶族地主和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条路走起来可能会非常艰难，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也便于统治者吸收社会各个阶级的精英为自己所用，扩大了统治基础，比如当年就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意思是说，很多考生为了考过科举，不惜皓首穷经，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始终不悔。而唐太宗有一次看到考完科举的考生们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说：“天下英雄，就像进入朕射箭能够射中的范围里的猎物一样，进入朕的手里啦！”

科举制度推动了社会公平，自然对士族豪门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唐朝初期对士族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氏族志》与《姓氏录》的修纂。唐朝建立以后，以李氏皇族为核心的关陇士族自然成为政治上的新贵，但是他们仍然被一直以崔氏为首的山东士族（这个山东并非今天的山东，而是指今天陕西以东的北方地区）嗤之以鼻。这些山东士族虽然在几百年的战乱与变革中屡受冲击，但是余威仍存。许多人也对山东士族倍加推崇，争相与他们攀亲戚、结婚姻，以求给自己长点面子，比如唐朝初年的一位宰相薛元超就曾说：“别看我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我生平有三大遗憾，第一是没能中进士，第二是没有娶到山东士族五大家族的女子，第三是没有参加修国史。”堂堂宰相，把没能娶到山东士族的女子当成生平一大憾事，山东士族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天，唐太宗正在办公，忽然下面的大臣高士廉来找到他说：“启禀陛下，陛下让臣与其他同僚一起修订的《氏族志》已经完工，请陛下过目。”说着送上了样本。说起《氏族志》，那可是唐太宗搞的一项重要工程，原来他早就对那帮子趾高气扬的山东士族看不惯了，这次修订《氏族志》，就是想要手下的大臣们提高皇族的地位，贬低山东士族的地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也知道皇帝不是好惹的。

可是唐太宗越看越不对劲，越看眉头皱得越厉害，最后他实在是太恼火了，直接将样本砸到了高士廉的头上。高士廉也顾不上疼痛，连忙跪下叩头，边叩头边说：“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微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罪在哪里。“你们干的好事！”唐太宗指着高士廉说，“那些山东士族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怎么又把山东士族们列为第一等？我大唐的皇族们和关陇士族的将军和大臣们，哪个不是为了平定天下披肝沥胆、励精图治！凭什么还要排在那些碌碌无为、久不出公卿的山东士族之下呢？！”

“微臣不敢欺瞒陛下，”高士廉哆哆嗦嗦地说：“眼下山东士族的确依旧风光，就连魏徵大人、房玄龄大人他们，这几天还吵吵着要与山东士族攀婚呢！这本《氏族志》，也是臣等据实写作，绝无欺君之意啊！请皇上明察！”唐太宗听到这里，冷笑着说：“朕何尝不知？！朕还知道那些山东士族整日无所事事，就知道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互相买卖婚姻，靠卖婚收彩礼过日子，真不知道世人为何对这种人如此推崇！崇拜如此无耻之人，这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耻辱！朕身为一国之君，自当做好表率，对此等现象绝不可姑息！”接着，唐太宗说：“朕命令你等重修《氏族志》，只能以现在的官爵高低作为标准，不得以几代以前的官爵为标准。想靠祖宗吃饭？哼！朕偏偏让你们吃不成！”高士廉心领神会，连忙退下了。

很快，新的《氏族志》颁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炙手可热的山东士族居然只被排到了第三等，而李氏皇族和跟随皇族打天下的关陇士族分列一二等。虽然《氏族志》只是用新的士族取代了旧的士族的领导地位，但是这种新的排列方式，毕竟打破了门阀士族世代都能享有崇高地位的传统，从而对门阀士族制度造成了很大冲击。但是《氏族志》的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士族制度，士族门阀的势力依旧强大，庶族地主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改革的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其政治野心极强，利用高宗的宠爱，很早就参与朝政。后来她代唐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是在当时武则天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她出身寒门，她的武氏家族仅仅是个庶族地主，以至于到后来骆宾王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写的檄文中也曾骂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武则天心中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而当时有很多庶族地主虽然通过参加科举等种种方式入朝做官，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改观，比如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由于善于政治投机而官居宰相，位高权重，但是士族势力仍然非常鄙视他。李义府想：要是我李义府的家族也能记在《氏族志》里面的话就好了！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一天，李义府秘密找到武则天说：“启奏皇后，臣昨天听到几个大臣们在说皇后您的坏话！”“他们说我什么啊？”武则天头也不抬地问。“他们说，皇后您出身寒门，只是善于媚惑君主，因而才荣登皇后宝座，实在不是国家之福！”李义府有模有样地说道。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叹了口气说：“这群人爱说就说吧，反正本皇后听这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毕竟本皇后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决定自己的父母是何人，对吧？”

“臣有良策，可以堵住那些人的嘴。”李义府神秘地说。武则天来了精神，让他说出来。李义府说：“皇后难道忘了吗？太宗皇帝时，曾经修过一本《氏族志》，里面将山东士族打入第三流之中，而把大唐新贵列入一二等。皇后可以效仿太宗皇帝的做法，建议皇上重修《氏族志》，下令不管士族庶族，只要官居五品以上者，都可以列入士族。皇后母仪天下，您的家族自然应该列入第一等，看天下谁还敢说您的闲话！”

武则天对李义府的建议赞不绝口。很快，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并改名为《姓氏录》，李义府的家族自然名列其中。为了解恨，李义府还专门上奏朝廷，要求没收销毁天下所有的《氏族志》，看着焚烧《氏族志》的熊熊烈火，李义府得意地哈哈大笑。这把火，烧掉的不仅是李义府的耻辱，还有士族豪门的特权地位。从此士族与庶族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了，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走向唐宋以后的平民社会奠定了基础。当然，士族豪门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迅速土崩瓦解。直到唐末的黄巢起义期间，士族豪门势力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万劫不复。

通过唐太宗等唐初君主的改革，国家的制度进一步完善，生产力大大提高，中国也迎来了两个空前的盛世——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之治”时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老百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监狱）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两广一带），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杜甫后来写诗回忆“开元盛世”的时候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唐朝与外国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许多外国和外族人慕名来到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唐朝的商人、学者、僧人等也经常通过陆路和海路去别的国家和地区经商和游学。说唐朝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国度，一点也不为过。这些都离不开唐太宗等人的改革事业。

但是，大唐盛世的光环之下，却潜伏着隐忧。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破坏了均田制，人民大量逃亡，国家收入受到影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均田制被破坏后，府兵制随之瓦解，朝廷只能采取募兵制度来组建军队，国防力量受到削弱。而此时边境线上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节度使手握重兵，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对中央形成了很大威胁。

但是以唐玄宗为首的君臣却沉浸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整日寻欢作乐，早就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古训远远地抛到了脑后。整个国家文恬武嬉，政治腐败。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率军大举南下，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