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君权释奴婢

强化君权释奴婢

“昭宣之治”以后，西汉王朝逐渐走向下坡路。一方面，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骄奢淫逸，昏庸无能，而以汉元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的皇后王政君为核心的王氏家族形成了强大的外戚势力，独揽大权，朝政一片黑暗。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纷纷起来反抗。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汉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因循守旧，束手无策，越来越失去民心。

在这种大背景下，王政君的侄子王莽趁机以“复古改制”的名义收买人心，逐步夺取了西汉王朝的实权。终于在公元9年废掉了西汉的末代皇帝孺子刘婴，篡夺了皇位，改国号为“新”。然而王莽上台以后，他所实行的所谓“改制”措施，有很多都严重脱离了实际，无法推行。而且，王莽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他滥发货币，搞得经济一片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面对这一切，王莽却整天热衷于“天命”“祥瑞”之类的鬼话，用封建迷信的理论来自我麻醉。

终于，人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竞相反抗。天凤四年（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发动了起义，由于起义军的根据地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一带，因此起义军叫作“绿林军”。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发动起义，为了区别于敌军，起义军将眉毛涂成赤色（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而早就对王莽篡汉心怀不满的各地的刘氏皇亲，也纷纷起兵造反，来自南阳的汉景帝后裔刘秀也参加了绿林军的队伍。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之下，王莽政权逐渐土崩瓦解。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长安人民趁机发动暴动，王莽被杀，他的新朝政权就此结束。

可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绿林军和赤眉军又发生了冲突，结果绿林军被打败，其拥立的新皇帝、宗室刘玄被赤眉军处死。而全国各地也涌现出诸如河西（今甘肃西部一带）的窦融、天水（今甘肃天水）的隗嚣、蜀地（今四川）的公孙述、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东海（今山东郯城北）的董宪等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经过长期的混战，还是刘秀笑到了最后，他凭借自己过人的智谋和手下群臣的辅佐，陆续扫平群雄，统一天下。公元25年，刘秀即位，国号依旧为“汉”，刘秀即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由于洛阳在西汉的首都长安东边，所以历史上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公元25－220年）。

作为西汉的皇族后裔，汉光武帝将汉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了下来。但是为了巩固自己通过浴血奋战夺取的政权，他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加强皇帝的权力。与此同时，为了使社会秩序尽快安定下来，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的确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另外，对于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和豪强问题，也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光武帝及其后来的几个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www.guayunfan.com)第一，在政治上，削弱“三公”，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强化监察机构；废除内地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军事实力。从汉武帝开始，丞相为首的“三公”的实力就一直受到削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设置大司马大将军，地位高于“三公”，在西汉末年时外戚独揽朝政时必担任的官职。而“三公”的名号也经常发生变化，但总体来看，地位在不断下降，内朝势力却在不断发展。

汉光武帝即位后，以太尉、司徒、司马为“三公”，他们虽然在名义上位极人臣，但实际上不掌握任何权力，实权掌握在尚书台的手里。尚书在秦朝和西汉初年，是“九卿”中少府的属官，只是负责掌管皇家的书籍，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权力。从汉武帝开始，尚书作为内朝官员，地位开始提高，逐渐参与朝政。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之后，正式设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作为尚书台的正副长官；下设六个“曹”，分别为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和中都曹，每曹分别设置尚书一人，分掌各项政务；每曹设有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尚书台处理所有一切的政务，并可以直接向皇帝禀告。这样一来就将“三公”与“九卿”的实权都架空了，而“三公”以及后来独揽朝政的大将军都必须加“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能参与中枢决策，掌握实权。这正如东汉人仲长统所评价的那样：“本朝虽然设置了‘三公’，但是大权掌握在尚书台的手里。‘三公’基本上就是拿来充数的。”

汉光武帝加强尚书台权力的改革，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而且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了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转化。尚书台的地位与职能，都与后来的尚书省类似。而尚书台下设的六曹，也是后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雏形。所以说，这项改革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除了设置尚书台之外，汉光武帝还进行了监察机构的改革。首先是设置御史台。汉光武帝将御史大夫改称为司空，虽然仍将他位列“三公”，却不再让他负责监察事务。然后汉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担任新成立的御史台的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丞下设立治书侍御史二人，负责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负责纠察百官违法之事，并接受公卿官吏的上奏。通过御史台，皇帝对百官的控制大大加强。

其次，汉光武帝提高司隶校尉的职权。司隶校尉最早是由汉武帝设置的，负责纠察百官，并监察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述三地在首都长安附近）、弘农（今陕西东南和河南西部一带）、河东（今山西西南一带）、河内（今山西东南一带）、河南（今河南中西部一带，包括东汉首都洛阳）七个郡。汉光武帝重新设置司隶校尉，明确规定他的职责是监领一州之地（即原有七个郡的范围），仍然赋予其纠察百官之职。在东汉，司隶校尉的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在朝见皇帝时可以与尚书令和御史中丞坐在专门的座位上，被称为“三独坐”，位高权重。一提到司隶校尉，文武百官无不闻风丧胆。此外，汉光武帝还沿用了刺史制度。通过监察机构的改革，汉光武帝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汉光武帝是从地方起兵打下的江山，因此他深知地方的军事实力太强对中央是很不利的，于是他很快将注意力放到了都尉的身上。都尉就是指郡尉，是秦代开始在郡一级设置的军事长官，汉景帝在位期间将其改名为“都尉”，东汉建立后，一开始仍旧设置此职。但是都尉的设置，毕竟严重威胁到中央的安全，在西汉末年时候，就曾经因此引发过武装叛乱。经过深思熟虑，为了永除后患，汉光武帝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规定撤销各个郡国都尉官的设置，将都尉的职责移交给郡守，同时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各郡军队的军事演习。

汉光武帝撤销都尉的郡县仅限于内地，对于战事频繁的边疆各郡，还是没有取消都尉官的。而内地各郡一旦有紧急情况，中央也会重新在该郡设置都尉官。都尉官的废除，的确消除了地方对中央的一大威胁，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可是时间一长，郡守的权力就急剧膨胀，另外地方的军事力量得到很大削弱，客观上也使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损失，这也是导致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说汉光武帝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在经济上，释放奴婢，解决劳动力问题；实行“赋民”和“假民公田”，解决流民的问题；实行“度田”，打击豪强势力。奴婢可说是西汉以来一个困扰历代统治者的老大难问题。奴婢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贫富差距太大，人们迫于生计，只能自卖为奴，比如汉文帝的窦皇后的弟弟，就因为家里穷，小小年纪就被卖为奴，直到自己的姐姐做了皇后，姐弟俩才相认。除了自卖为奴之外，还有被人拐卖为奴婢的、因为家人犯罪被官府没收为奴婢的等等。

为了解决奴婢问题，从西汉以来就有许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汉哀帝（公元前6年－公元前1年在位）的时候，大司马师丹等官员曾经提出过限制奴婢数量的提议，可是由于触犯到权贵的利益，被汉哀帝搁置，成为一纸空文。而王莽称帝后，也下令将奴婢改叫“私属”，不得买卖，但最后也没有坚持下去。

在推翻王莽政权及其以后的战争中，有许多奴婢也加入了各路人马的队伍。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赢得民心，汉光武帝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间，七次颁布释放奴婢的法令，并规定虐待、杀死、伤害奴婢的人皆要判罪。但是为了不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汉光武帝在诏令中严格限定释放奴婢的范围，主要包括：被王莽政权没收为奴的人；因为贫困将妻子儿子卖为奴婢这种情况；在王莽政权末年因为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人；等等。除了奴婢之外，汉光武帝还多次下令释放牢房里的囚犯。

虽然汉光武帝释放奴婢的范围有限，也没有彻底废除奴婢制度，但是在当时战乱刚刚平息、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地释放奴婢，的确有利于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且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除了奴婢问题之外，流民问题也不容东汉政权忽视。流民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衣食无着，只能成为“流民”，多年的战争又使这一问题在东汉初年大大加剧。流民无所事事，严重威胁到社会治安，同时大量人口不在户籍之上，也影响到了政府的赋税收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设法让流民安定下来。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汉光武帝下令，向官府登机户口的，赏赐一级爵位。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公元76－88年）在位下诏令要求地方郡县政府要对流民进行救济，并为想要回乡耕种的流民提供帮助。

其次，实行“赋民”和“假民公田”的政策。前者指的是将国家控制的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日常的赋税；后者指的是将国家控制的一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成为国家的佃户，要像为地主出卖劳动力那样向国家缴纳地租。对接受这两种政策的农民，都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粮种、耕牛的帮助。通过东汉政权的努力，许多流民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果说东汉政权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解决还比较成功的话，那么在解决遏制豪强的问题上，效果就不尽如人意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的一天，汉光武帝坐在那里看登记有全国赋税情况的册子，越看越不对劲，就找来一个身边的官员问道：“你给朕讲讲，天下的人口和土地那么多，朕这些年还释放奴婢，安抚流民，朝廷能收上来的赋税应该不少啊。可是朕刚刚算了一下，国家收上来的税却怎么不涨反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面对汉光武帝咄咄逼人的发问，这位官员半天说不出话，好几次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说啊？有什么不敢说的？”汉光武帝有些不高兴了，“出什么事，有朕给你挡着，怕什么！”这位官员正要说话，正好有人送来了颍川（今河南许昌、平顶山一带）、弘农、河南和南阳（今河南南阳）四个郡的郡守的上疏，汉光武帝一一阅读，结果越读越生气，读到最后，他直接拍案而起说：“你不用讲了！朕都知道了！刚刚这几个郡守的上疏里面，都提到当地的豪强势力侵占了大量土地，家里又有大量的人口，却不如实上报，也不好好纳税。这些人有钱有势力，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地头蛇，地方官都不敢把他们怎么着！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汉光武帝一指刚才那位官员：“传朕的旨意：在全国范围内普查田地和人口数量，若有敢隐瞒者，严惩不贷！”“微臣斗胆劝陛下一句，”那位官员说，“颍川、弘农这两个郡，可以好好查办。至于河南和南阳，还是请陛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为什么啊？”汉光武帝说。“陛下难道忘了？南阳乃是陛下的龙兴之地，河南又是京城洛阳所在，这里的豪强势力惹不起啊！就算陛下想把他们的土地都查清楚，可是地方的官员又有哪个敢跟他们作对啊？”“放肆！”汉光武帝气得破口大骂，“《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底下土地都是朕的，朕凭什么不能查清楚这些土地的归属啊？！这次朕一定要下狠手，必要的话，杀一儆百也没什么不行的！”吓得这位官员趴在地上半天不敢抬头。一场普查田地和人口的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其实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汉光武帝就挺心虚。因为他也知道，南阳是自己的老家，很多跟他打天下的大臣也是自己的老乡，那里的豪强随便找一个都是皇亲国戚。就连汉光武帝的外公樊重也是个南阳当地的豪强，因为广占田地，家里的粮食都堆成了山，被称为“足谷翁”。河南郡更是各种达官贵人遍地都有，个个都是鬼见愁。只是这次汉光武帝真的是气坏了，所以才放出了这样的豪言。当然，国有国法，汉光武帝也的确想给这些豪强一些颜色看看，以维护中央的权威。

结果不幸被那位官员所言中。南阳郡和河南郡当地的官员根本不敢如实登记豪强的土地和人口数量，为了凑数，他们只好把一般贫苦农民家里的人口和土地愣说成是豪强的，如此登记后上报给朝廷，搞得民怨沸腾。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消息传到汉光武帝那里，汉光武帝怒不可遏：“还反了他们了！这些官员眼里还有朝廷吗？！传旨：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和十几个不如实度田的郡守通通处死！看谁还敢犯欺君之罪！”

结果没想到一下子火上浇油，各个郡国的豪强们居然组织起武装力量来袭击地方官府，杀死地方官员。而且他们还利用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跟朝廷的军队打游击，搞得朝廷的军队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面对这样的局面，汉光武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只好垂头丧气地下令：派使者到各个郡国去调查，让举兵捣乱的人互相揭发。确认为主谋者，也只是将其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至于度田的事情，从此不了了之。

经过汉光武帝的改革，中央集权得到很大加强，东汉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国力得到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史称“光武中兴”。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东汉政权的根基并没有得到稳固，地主豪强的势力在东汉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也为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埋下了隐患。

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虽然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可是东汉政权的基础被彻底瓦解。公元189年，西北军阀董卓进京控制了朝政，从此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国家进入战乱状态。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公元189－220年），改国号为“魏”，后来刘备和孙权陆续称帝，从此中国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