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不断交好运

我们的祖先不断交好运

人类为什么比其它动物和植物幸运呢？首先要从人类一亿多年前——灵长类谈起。经过长期的进化后，哺乳类已成为最先进的动物。从含有恐龙的地层中发现了与现代狐猴同族的原始类型——原猿亚目的遗体。原猿亚目在早期就已有了向内侧弯曲的拇指、良好的视力、杂食、一次生一子以及非常适于在树上灵活生活的身体。这些特点不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而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但是，不久之后由于出现了一个更成熟的分支——真猿亚目的狼和类人猿，迫使原猿亚目不得不退避三舍，从而妨碍了上述特征的继续发展。因此，它们没有得到真猿亚目应付外界争战的能力、好奇心及普通智能。

然而，最近一些生物学家在野外研究中发现，有些狐猴也有一颗很发达的母爱之心，它经常关怀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同时还发现一个群体内各种不同年龄的狐猴之间表现出高度协作，这可以看成是由两性组成的永续群体中对伙伴的母爱和感情的延续。此外，还看到公猴之间相互戏耍。因此，称为社会智能的东西就这样发展起来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能力的发展大概比无生物及其它各种生物要早。由于长者通过这种智能教会戏耍的对方怎样适应不同的情况行动，怎样觅食以及怎样躲避伤害等许多知识。对其它人的行动及敏感能力就是我们文化进化的重要基础。

猿与类人猿获得的身体及心理方面的进步，是大约二千万年前从其它类人猿分化出来的人类祖先后来进步的基础。

这方面已有许多议论，在这里不再详述。这些特性同样是有利于自然选择的因素。这里所说的身体方面的进步，是指类人猿可以活动的腕，它们能够一边甩动腕一边前进，接着又进一步能在地面半直立，因此扩大了视野，从而可以充分地不断地注视前方。

这些特性使它们能发现更多的情况，增长了才能，并力求改变现状。因此，进一步对生物和无生物等多种东西产生了好奇心，成为一般智能的诱发因素。后来包括能够把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别人并解决问题的超群能力，这种能力再进一步发展，黑猩猩至少可以制造一些极简单的工具，捕获一些猎物。

另一方面，社会的智能，热爱伙伴的感情及协作精神逐渐发达起来。由各种年龄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之所以能稳定地生存延续，大多是由于具有较强社会性的缘故。同样，分成许多小的社会群体，也是由于按照社会智能及一般社会性遗传因素的方向，加强了自然选择的缘故。这样由近亲组成的小群体中存在着对其它个体赋予母亲及兄弟爱的基因，结果便会相互帮助，从而有助于群体的生存。因此，即便是某些个体消失了这些基因，而在小群体的伙伴间还具有同样的基因，所以能维持他们继续生存。社会性较强的小群体，反复快速繁殖和分裂，协作性的遗传素质便在种内强有力地发展。

大约在二千万年以前，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即形成了下述遗传结构。这个分支由于具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特长，因此能防御敌人，保护自己，并且善于巧妙地应付各种情况，逐渐转移到地面生活。大约在二百万年前，他们已完全独立，除了脑和下巴已大于类人猿外，体形也已大体和我们现在差不多。由于在他们的住处有许多粗糙的工具和较大猎物的碎骨等，因此他们比类人猿更有进攻性，并富于进取精神。另外，最重要的是在基因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能向他人传授的经验。换句话说，已经正式开始了几乎只有人类系统特有的文化进化。

像遗传结构的进化一样，文化进化也必须进行革新、传播和选择。但是，文化革新在于思想和行动，因此，其能力即以基因的形式遗传，但文化的传播并不是通过遗传，而是以某种模仿的方式进行的。当然，这种传播方式与生殖率的差异相比，更容易迅速地扩大。但是在初期阶段，被接受的革新像可以遗传的突变那样微乎其微，乍一看并不是太重要的，与其说这种革新是几乎不曾预料的，倒不如是听天由命发生的。因此，像突变一样，革新出现后也一定要按照对各个人及其团体是否有用的标准加以选择。

但是，随着文化一点一滴地积累，其发展速度也逐步加快。这不只是因为文化本身是进一步形成新文化的手段，而且还由于在那个时代，文化对特定的利用者及其小群体起了作用，增加了遗传特性的自然选择机会。因此，文化渗入自然选择，促进了协作性、进取精神，一般智能，特别是文化本身的利用及积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加强了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身体特性的遗传基础。在这些特别的遗传能力中，最重要的是传播能力，尤其是在各种出色特性的结合基础上产生的语言，而遗传方面的这些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的进化。

这样，长期在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连续不断地相互发生所谓“正反馈”。因此在遗传方面，过去二百万年中脑的大小几乎增加了两倍，但这种急剧的增长并不令人吃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大约在一万年或一万二千年的古代，有些地区的文化进化大踏步地发展，继农业、城市建设之后又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连续突破。

在这样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预见性和智慧也加强了。因此，文化的革新和突变不同，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变革，逐渐摆脱了命运的控制。革新可以根据有利与否预先进行选择，事后再以可靠的方法迅速地进行研究，因此它的传播较快，而且形式也可多种多样。重大的革新也可能实行，但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被人们所接受。想象和预见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可以把试行中发现的错误，更换为有希望的方法。

甚至在科学的发展之前，一些原来较小的人类群体由于城市生活改良了生产和运输技术，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或者是不得不增加人口的密度和面积，并且逐渐联合扩大。因此，在各地便出现了较大的集团——国家，广泛地推行强调所谓的人皆兄弟的宗教。由于维持文明，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各种集团又联合成一个大的共同社会，这样才使今天既必要又可能有机会得到现代技术，用科学武装头脑并保持人类的尊严。

在这个共同社会中，完全没有对人种及社会阶级的偏见，因此，就逐渐自发地、而又必然地发生了人种的混杂。夏威夷充满和平而又富有吸引力的景况不就是这个过程的缩影吗？确切地说，在主要人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为了长期适应各个地区，就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克服这些地区环境所造成的困难。虽然有关遗传的发展还必须依据详细、大量的事实进行研究，但当基因转移到不同地区后，适应当地各种条件的基因的确在这些地区较快地扩散。

同样，从社会起源绝不能判断遗传素质。因为身份、阶级不同的任何人都有非常复杂的遗传。对于各个人种、社会或经济阶层而言，文化上的差异也可能非常大，所以往往误认为他们表现出来是不同的遗传外观。同时，也不能否定在同一个集团内每个人之间遗传差异的程度和重要性也非常大。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也很难对其遗传变异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品质、富裕、健康和教育，已使人迹所到之处充满着兄弟感情，并有可能转变为物质。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真正统一的协作精神并保持因循守旧的习性，因而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发展的成果，也有可能造成一些恶果，例如人口急剧增加的严重危机，资源的大量消耗，大规模的公害，不合理的分配，许多人无端的贫困，硬性规定的特权，按照部分人的设想而进行的错误的普通教育，对群众的欺骗，疯狂的崇拜，巨大的政治压力，大量杀人的威胁与现实以及破坏文明等等。

因此，总的来说，社会形势变化，不外乎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而这正如世界上某些有学识的现实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为了人类能文明地生存，必须有统一的制度，它不会带来所谓的“理想国”——但愿那样的停止状态根本不存在，而多少将是稳定发展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