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异化与自我的迷失

一、人性的异化与自我的迷失

现代化给人类社会、文化和生活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与便利，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这把“双刃剑”，同时残酷地伤害了自然生态，也给人性造成了空前的异化。

（一）人性异化的基本特征

源于拉丁语的“异化”（a1ienation）一词，将定义落在“某者成为他者，某者将自己推诿于他者，某者把自己的东西移让给他者”的语义上，其意义是直接指向人性的。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方式中，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或如人们所说的他变得和自己疏远起来。他体验不到自己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自己行动的创造者——而他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主人，他要服从它们，甚至他要崇拜它们。”^[26]在弗洛姆那里，异化主要是指人的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被统治的行为。“异化”第一次被赋予人性化是在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在谈人的自由时将异化从单纯的经济概念变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从19世纪开始，异化概念被纳入哲学范畴。黑格尔的“异化”是指绝对精神（理念）的异化，如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德国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用的核心概念“异化”是抽象的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Kar1 Heinrich Marx）在《巴黎手稿》中把异化作为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主要讲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异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异化定义为“人的命运不由自身主宰，而受外界力量、他人命运、他人运气或一定制度等的支配时所产生的感受”^[27]。简单地说，异化就是异己化和畸形化。它具有历时向度与共时向度两大特征。

1.历时向度的异化

纵观历史，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异化史。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逻各斯”的理性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在这种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上建立起来的。他崇尚理性鄙弃肉体的思想及其神秘主义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伦理和禁欲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人们压抑自己的情感、欲望和精神，人性第一次被强势的理性主义异化了。

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洗礼，欧洲人终于走出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挣脱了彼岸世界的精神重负，欣喜地回到了人性解放的此岸世界。人性得到了空前的高扬。但是，与老子所追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的境界不同，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把人性仅仅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情欲范围内的东西。因此，欧洲人只是一味追求享乐和满足，理性、道德、伦理统统被抛弃，毫无顾忌的人性解放最终形成了堕落的“罗马纵欲主义”。纵欲主义在天主教世界的中心罗马泛滥成灾，是人类文明史上颇有讽刺意义的，人性又被第二次严重异化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被彻底打碎，知识和理性得到了广泛传播，“知识就是力量”成为社会的普遍信条，宗教——形而上学的统一全都让位于理性的统一。但是，工具理性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主义”信念。庄子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事物的这一面也就是事物的那一面，事物的那一面也就是事物的这一面。事物的那一面同样存在是与非，事物的这一面也同样存在正与误。然而，庄子的箴言却不为欧洲人所理会，他们认为，从此不需要“上帝”的庇护，人可以凭借理性手段和技术力量无限地控制自然。“科技”成了继古代的“自然之神”、中世纪“宗教”后人类膜拜的第三个对象。人性又被第三次严重异化了，并且是进一步异化了。

20世纪，信息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的生活世界从形式到内容越来越被本质地技术化。但是，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可以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而且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能源紧张、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等，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维度而陷于深重的、难以自拔的异化之中。胡孚琛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将有限之物误导为信仰对象，往往会产生狂热的偏激情绪，使整个社会躁动不安，造成仇恨、压迫、极端主义的恐怖等可怕的后果，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信仰不含历史规定性及局部利益的无限本体，则可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一种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而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为社会造成一种慈善、祥和与宽容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伦理素质和生存质量。”^[28]

20世纪以来，技术变成全球性的力量，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事实上，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生存质量的改善并不总是成正比的，甚至是不断显示出成反比的趋向。在此背景下，对现代科技和技术理性的文化批判思潮开始兴起。诸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德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E. Edmund Husser1）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学派哲学家席美尔（Georg Simme1）对现代技术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等理论，都是这一思潮的重要表现。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为深刻，更具人类生存终极关怀意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追问，是一个技术之外的哲学问题。这与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庄子・齐物论》）的观点是同出一辙的。海德格尔认为，在古希腊时期，技术曾作为一种技艺和艺术，是一种使“存在物从遮蔽中而特地进入其显象的显露中去，从来不指制作活动”。由于人们对技术的偏执误解和滥用，技术被扭曲了，被赋予了限定性（ste11en）、强求性（heraufordem）、框架性（ge-ste11）等一些外加的新特征，从而使人成为只为技术、服从技术的“技术动物”，继而出现了生存困境、环境恶化、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海德格尔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在技术化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海德格尔认为，由于现代人过于执迷于技术，运用技术对自然进行算计、盘剥与征服，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地球变成了“迷失的星”，现代人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困境。然而，海德格尔坚信“哪里有危险/哪里便有救”。然而，拯救并非意味着从危险中夺回某物，“拯救的真正意义是指某物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也就是说，拯救是让事物在整体上“居于它们自身之中，这意味着它没有限制地居于相互关系之中”。

如何拯救？海德格尔借助了思和诗也即语言和艺术：在前苏格拉底的思及其语言中，人与存在保持着一种原始的亲近。自柏拉图之后，尤其是到了技术时代，这种亲近关系被主客二元对立的概念化语言打破了，存在与人越来越隔离、越来越疏远了。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人的主人，语言言说的根据不在人，而在存在。在诗性的语言中，存在经历着自身，存在与思想统一于“言说”。而艺术属于转让的敞开。经由转让的敞开，存在的意义才能被规定。海德格尔所沉思的诗与艺术是服从于他的存在问题的：梵高所画的一双农妇的鞋，表现了人对大地（自然）的从属关系；荷尔德林、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诗人的每一首诗都使人从采用技术力量统治自然的欲望中回到浑然一体的自然中。海德格尔在诗与艺术中为形而上学寻找出路，以便拯救被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自然，以拯救已被科学推到毁灭边缘的人的生存世界。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他对技术的考察反思是与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即从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家园出发来思考问题，体现了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

2.共时向度的异化

法国著名启蒙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变坏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不仅纵向看是一部异化史，而且横观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也同样是一部异化史。共时向度的异化包涵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社会人文生态、人与自身心性生态三者的关系的异化。

第一，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文化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主张以人的理念来构造整个世界，在这一理性主义基础上，人类从自然崇拜转到理性科学主义。到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从而理性科学主义发展成人类中心主义。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的原则，其唯心主义二元论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到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提出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康德把人类中心主义推向了高潮，即康德为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为人类满足自己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强有力支持。二元论主张灵魂本质上独立于身体，而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为人类肆意统治、掠夺自然，剥夺自然所有物种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从而滋生了现代“功利主义”，它们否弃了上帝在人的心性中的自然存在，没有了上帝，人类便可以获得绝对自由而对自然界为所欲为。现代功利主义否定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的辩证法，痴迷于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他们信奉“人是经济的动物”、“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的信条，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并且它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最重要、事实上是决定一切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激进分子甚至认为，人类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因此，人们将人类的进步理解为人主宰自然、物质财富无止境增长的现代文明。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功利主义的怂恿下，现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统统带上“造福人类”的面具纷纷登台。它们认为，只有专注于探知事实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才是探知真理的唯一方法。老子早就告诫人们：“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通行本第22章）物极则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其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森林大面积毁坏，草原退化，土壤沙化，沙漠扩大，地陷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不断，环境污染，江河淤塞，水质恶化，物种灭绝，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甚至连海洋、天空也被污染，臭氧层被破坏，温室效应、酸雨肆虐。这些“天灾”，实际上是人类实践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所带来的“人祸”。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地球，被人类以自身的力量破坏着，在类似对自然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推入生态危机的困境，并输掉了自然赋予人的灵性。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9]：

2010年1—7月，中国已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其中滑坡19101起、崩塌4756起、泥石流911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248起，843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33. 44亿元。进入8月，甘肃舟曲、四川绵竹和汶川、云南贡山等地相继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其中舟曲“8・7”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1435人，失踪330人，经济损失达2. 2亿元。

一幢幢矗立在舟曲这座山区城市上象征着改革开放现代文明成果的高楼大厦，仅仅存在二三十年就被活活淹埋了，这是十分惊心怵目的，也是令人反思的。人口急剧膨胀，GDP快速增长，城市不断做大，伐木、垦荒、开采、高耗能、大排放……人类在毫无顾忌地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使自然生态失去了应有的承载力，这是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专家指出，极端气候与特大地质灾害在中国呈逐渐增加趋势。令人焦虑的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为力。中科院专家李世海指出^[30]：

传统意义上的地质灾害安全评估办法已经遭遇挑战。以三峡库区为例，经过几十年、数百位专家的考察和论证，曾筛选出1000多个重点滑坡。但2003年三峡库区蓄水1个月后发生的千将坪岩质滑坡，并没有被列入地质灾害防治和监测的重点。从汶川地震后的地质调查结果来看，震前已经判定为危险滑坡体的几乎都没有在地震期间形成灾害；高烈度区出现的深、大顺层岩质滑坡危害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致使村庄淹没，形成堰塞湖。

事实证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解决不了生态危机问题，现代化也满足不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却把人类带进了生存危机的重重困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1]令人担忧的是，人类发现了自己正误入歧途，却仍在功利主义的异己力量推动下继续朝着绝路的方向走去——人类还不肯返朴归真于“回乡之路”。

第二，人与社会人文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功利主义，打着“未来将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人类世界”的旗号，敝开“过去”的文化沉淀而寻找“未来”的生活意义，割断了未来与过去的历史联系，认为任何同过去的肯定性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不存在的，对过去持一种遗忘、否定与摒弃的态度，否认与过去的联系是现在和未来的构成要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未来世界的盲目乐观和疯狂追求上。这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的“科技未来主义”，不仅认为地球资源枯竭不足为患，未来人可以利用高度发达的科技寻找或创造新能源来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而且坚信未来人可以放弃地球迁徙到新的星球上建立新社会，甚至可以再造新太阳、新月亮和新地球。受“科技未来主义”思想的影响，当代人把价值观建立在自我功利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上不受道德约束，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社会不负责任甚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也不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把自我功利作为生活的运行原则，已经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人文生态处于极度危机之中。科技未来主义实际上就是极端个人功利主义的新版本，它破坏了维系社会人文生态所必不可少的自我克制、维护公德和普遍关怀的善。科技未来主义坚信“强势即公理”的社会人文信条，尼采的“上帝死了”被理解为不存在限制人类权力意志的准则，并认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能为“强势即公理”提供道德上的有力度的论据。他们踏上了一条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相背离的非人性化道路：在对待人与人问题上，权者富人是生存竞争中的“适者”，应提供更宽松的社会条件让其“适者生存”，弱者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而应让其在“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规律中接受淘汰；在对待社会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人种只有通过一种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改善，这种制度允许“不适者”处于屈从地位并任其灭亡；在对待自然问题上，作为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与那些无生命的资源，只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而已，对其的审美价值是不值得考虑的。

第三，人与自身心性生态的关系。卢梭指出：“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32]科技未来主义使现代工业“机器”变成了社会人文的中心，而人则成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当代社会生活越来越像一台高效机器那样不断地高速运转，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零件化”（com ponentia1ity）现象异常严重。劳动分工使每一位工人都成了工业机器中的一个相同模子批量生产出来且可随时更换掉的零件。面对社会人文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33]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了被科学理性化了的文化世界中极端的工具化以及知识的过度科学化，必将会引起生活世界内在构架失衡，而导致人性的异化。也就是说，陷于物役的人将无暇顾及审美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导致普遍性的个体的精神危机。这种普遍性的个体精神危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心分离”。现代二元论使人坚信自己就是经验着的、有目的的存在者，所以认为自己就是目的。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一个主体不把与之交往的另一个主体视作主体，而是视作客体、物件甚至是手段，因而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异化就是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人们将自己看作目的，而将他人作为自己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于是，人们的行为严重失范，为了达到聚财或抓权的目的，不择手段，不讲信义，损人利己。但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老子》通行本第24章）事往往与愿反之，即便是耗尽心力得到财富或地位，但他们仍然缺少安全感、快乐感、幸福感。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无法安身立命，也即不知心安何处。

（二）自我迷失的时代现象

工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使人成为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失去自我。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开始慢慢习惯在眼花缭乱的霓虹灯下消磨时光，习惯在推杯换盏的喧嚣声中发泄情绪。夜深人静，当人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酒楼、离开网吧、离开K TV厅时，在茫茫的夜幕中忽然瞥见了无比落寂的自己，恍然醒悟：皎洁的月亮、闪烁的星空、清凉的晚风与我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冷漠、那样的格格不入，自己已沦为远离自然、不知心安何处的流浪者。事实上，对酒当歌、网上偷菜、筑长城、戴高帽等等的所谓的娱乐，无非是为了卸下白天的面具和疲惫，但最终留给心灵的只能是更深重的空虚和寂寞。也许，人们会想起老庄的“燕处超然”，会记到佛家的“心安是福”。国学博大精深、充满智慧，可是现实社会已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安之所的国学文化，无力调适在社会骤然转型的无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性。即使人们认识到终极的生存之境，领悟到信仰才能让个体在多变的现实面前拥有自由与幸福，然而身上那解开的捆绳依然坠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明天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明天的生存环境会更恶劣，我的心该安何处？上帝离现代人很遥远，人该信仰什么？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自己的身与心的关系变得空前的紧张。空虚、无聊、寂寞、孤独、抑郁、焦虑、失落、彷徨……失去了信仰，人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更无法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19世纪就指出“苏格拉底式”的理性是“一种破坏生命的危险力量”^[34]，认为科学工具理性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必将导致人性的奴化与沦落。正如凝然所指出的：“五四文学全面冲击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整个社会陷入目标迷失、道德秩序失范、价值评判标准失衡等更深的困境。意味着社会价值基本范畴，善恶、美丑、真假等观念准则，急需重新确立，以解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学共同面临的燃眉之急。”^[35]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心性最迷茫的不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群体，也不是处于社会最上层的富裕群体，而往往是中产阶层特别是经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一般都是社会最敏感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人口总量80%左右，资产阶层与贫困阶层各占10%左右，这种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当稳定。中产阶层是社会主流，决定着社会的基本走向，而少数占比的富人或穷人都无法改变社会局面。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规模。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36]：

年收入6万元（下限），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香港的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的标准是24万元港币，美国的标准是25万美元。中国社科院调查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群体，他们要承担来自上下两个阶层的压力，因而他们最有忧患意识，最有危机感，最没有安全感，最没有幸福感，是一个百般纠结、忧虑重重的群体，他们的人性异化比其他群体更深重。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指出：“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37]

心理学家研究数据表明，美国城市里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人有抑郁的倾向。美国经济发展是有序型、渐进式增长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欧洲的发展更有序，往往是宗教大复兴在先经济大发展随后，信仰的更新为经济发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础，又为物质发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这样，欧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失范。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追赶型、爆发式增长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因而，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弱，虽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数据，但可以想到，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之后，势必冲破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原有法律和政策，同时也冲毁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与欧美现代化过程不同，中国社会缺少强大的信仰传统。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步调的情况下，中国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必然异常严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质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人性之上。因此，人性异化在深受儒家思想浸透的中产知识分子（白领）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并有较高比例的抑郁倾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优越感：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支出“三座大山”成了中产阶层沉重的心理负担……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面临的经济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都有可能随公司裁员、企业破产、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以及上司更换等等不可预计的因素而突然失去，更为苦恼的是他们不愿却又不得不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自己的人性之上，而在无休止的攀比与竞争之中耗尽心力。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引起海内外各界的极度关注。中国“久久健康网”发表题为《富士康员工跳楼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文章，颇令人沉思（节选）^[38]：

一群不堪重负的年轻人，一个传说中的血汗工厂，一个沉疴难愈的职场怪圈——谁能解释富士康“跳楼”事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许一时之间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看懂这个可怕的“魔咒”。但这不代表它与你我无关……不仅是富士康工厂的一线员工，就连年薪30万的外企高级白领都要跳下去。

高级白领咋也想跳楼？

“如果不是大楼高层的窗户不能打开，很多人都可能已经跳下去了。”说这话的Ca1vin（化名）并不是“富士康”工厂的一线员工，而是年薪30多万元、就职于某外资管理咨询专业服务公司的一位高级白领。他说自己常常会在窗边这样精神恍惚地感到自己被高耸的写字楼和这层玻璃隔绝在生活之外。“因为当身体疲惫到一定程度，精神会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地步，那时根本不是自己。”

像Ca1vin这样的白领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拥有一流重点大学学历的“80后”精英，衣着光鲜，生活体面，出入上海顶级写字楼，本科毕业后在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年薪就已达30多万元。但在Ca1vin看来，他们本质上与“富士康”员工相差无几……身心健康都深受折磨。

徘徊于二者之间的你，是否陷入了这样的怪圈？

白领在常人眼中看来，是生活得很舒适的，不用在外面挥汗如雨，可以待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然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在渐渐地成为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很多人产生了精神崩溃，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偏激行为。曾经有一项针对白领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白领觉得心理压力大。有50%以上的人觉得工作强度大，让他们难以适应……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雅斯贝尔斯（Kar1 Theodor Jaspers）在揭露人性异化问题时指出：“个人被仅仅当作是一种被实现了的功能，它在无限空洞的形式中丧失了自己的本真性。人们开始害怕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害怕自己的愿望和情感。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其他一切均不再留存。而且，当技术问题被处理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默无言，但这并不是一种意义深刻的沉默，而只是空虚的表现。人似乎但愿能放弃他自己，但愿投入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投入欲望之海中去一样，但愿不再是自由的，而只是‘自然’的，仿佛‘自然’即等于某种被技术把握住了的东西。”^[39]物化意识导致人和自身相分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已不把自己当作存在（presence），而作为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merchandise）。学习、工作甚至感情都是一种投资（investm ent），人的品质、人格、知识、技术、情感都融化于商品中，其目标是使自己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出租或出卖的价格，人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审美价值持藐视态度，注重的只是工具理性价值。因此，人只是尽力地适应外界的需要，按社会需要的模式塑造自己，成为没有自我个性的物品。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40]在人性异化的文化背景下，人不再是活着的目的，权位、金钱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权位至上，金钱第一，人与权、人与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官场上爬得高低、商界里赚得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力与身份的象征，不择手段地钻营占位和获取财富的能力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用来评价人的道德标准。于是，人们为了权位、金钱，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丧失人性。人性异化程度之甚史无前例。弗洛姆指出：“人变成了商品，其生命变成了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存市场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已经异化为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1]交往关系的功能化、表面化、货币化必将导致人与他人、人的身与心之间的日益陌生、疏远与不可协调。弗洛姆认为，“‘个体化’的过程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个人的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单个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也日益加深。前一方面表明伴随着‘个体化’的过程，个人的消极自由不断增大；后一方面则表明个人消极自由增大的同时，积极自由并没有同步增长。割断了与世界的纽带，却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摆脱了束缚，随之增加的不确定感和孤独感却又常常使人无法承受——‘个体化’的过程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不能承受的重负。造成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的逃避自由，从而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42]现代人失去了精神的完整性，自由带给他的只是无可归依的空虚，正是对自我存在无根的漂泊感的恐惧。在现代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最终陷入了“弗洛姆两难定律”：为了生存与避免孤独，个体必须与他人交往，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但是这将导致主体被社会的同化与消解，最终使人的自由与个性丧失。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由增强了单个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自由也割断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使每个个体的孤独感空前强烈。人与大众合流虽然可以摆脱孤独，但大众意识同时又使个体更深地消解自身——个人日渐迷失在大众之中，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意义。这就是人性异化后的人的自我迷失。

人性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格的完美性的消失最终走向自我的迷失。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老子》通行本第53章）老子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发生了：当人们把对物的追求、占有与消费当作人的全部目标时，人自身的完整性就失去了，人的精神世界失落了。从类的层面上看，人性异化将导致我们失去向善向美的动力；从个体层面上看，人性异化意味着人自身人格的完整性的丧失。也就是说，人沦落在物化的状态中，一切活动均以对物质的追逐与占有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与尺度，其结果是人自身降格为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人性被纳入受价值规律所左右的市场经济轨道，从而沦陷为物质世界的附庸。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社会人文生态、人与自身心性生态之间的诸多异化问题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种种困惑，使人在茫茫而陌生的世界上迷失了自我而不知“回乡之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推行以科学代替宗教、以伦理代替宗教、以主义代替宗教，千方百计要找替代品以遏制宗教。实践表明，任何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载体都无法替代宗教。纵观中外社会历史，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科学、伦理和主义都无法为人们遵循社会道德和人性规范的行为提供内在动力和根基，也不能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稳深锚和修行方向。信仰的缺失是人性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人性修养需要灵性的深层根基。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若想让人性从异化中走出来，就得“复归其根”，重塑信仰，也即“世界的返魅”，这是摆脱人性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最根本、最通达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