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本位的立论依据
(一)生态时代的萌芽
历经300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征服自然的程度达到了极限,地球已被人类的功利主义理性工具挖凿得百孔千疮,气候反常、臭氧层破漏、生物物种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已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了,社会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有学者形象地将农业文明称之为“黄色文明”,工业文明称之为“黑色文明”,生态文明称之为“绿色文明”。“绿色”意味着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生态为前提的文明。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心性和谐为宗旨,以建立无污染、无公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合理、健康、有序和永续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它强调人的自觉、自律与自由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合共生,永续衍化与发展。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文化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根据后现代生态主义者托马斯・伯里(Thomas Bury)的观点,在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发展阶段:首先是把自然界看作神灵们的王国的、具有萨满教宗教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其次是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的、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再次是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的破坏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直到在现代的终结点上,人类才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精神的创造性相沟通融合的、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后现代以信息经济社会为基本特征,超越了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社会,这是走向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生态精神时代。生态文明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中国的生态本位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在周朝就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不能砍伐树木。《周礼》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到了秋冬季节才可以合理适度地采伐树木。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由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精神的象征。“自强不息”的人类文明必须以善待自然的“厚德载物”为前提,否则人类不但不可能“自强不息”还必然会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化。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与归宿,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老庄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超然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老子倡导“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庄子推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是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齐一的境界。老庄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为现代文明确立“生态本位”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华生态文化是解决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老子、孔子的智慧。”美国人文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老庄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与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26]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和贝内特指出:“老庄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27]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生态智慧特别是老庄生态哲学审美思想的认同、吸收与推崇。21世纪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面对新的社会形态诞生的时节点,作为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应主动把握千载难逢的社会转型机会,用老庄生态哲学审美思想来审视现代文明状况,理顺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应时构建和确立“生态本位”的价值观、生存观和审美观,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社会的世界文化的核心内容。198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1vin Toff1er)出版了惊世之作《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如果说,第一次浪潮孕育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四大文明古国”,第二次浪潮英国取得了工业革命的优先权,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第三次浪潮美国登上了世界帝国的宝座,使美元的世界通用价值得到了巩固,那么,第四次浪潮是什么,哪个国度将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世人点明,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已启示——第四次浪潮必然是生态文明阶段,而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态文化的中国最具掌握新一轮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优势。中国应有充分的准备,以积极的姿态抢占生态文明建设的先机。这既是一次顺应时代潮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巅的历史机遇,也是将以老庄生态智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再创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机遇。
(二)生态文化的觉醒
历史事实表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基础,使当今的世界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21世纪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文化使命,就是全面唤醒人的生态觉悟并确立“生态本位”思想体系。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指出:“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28]以老庄生态智慧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有着显然的生态性、和合性和“化成天下”等优秀品性,而这些恰是生态文化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和构建元素。确立“生态本位”体系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而生态文化是人类生态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现实标志,更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指导。从本质上说,确立“生态本位”是自然进化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必然选择。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反公害运动,“还我阳光”、“还我蓝天白云”、“还我青山碧水”、“还我新鲜空气”的“绿色呐喊”,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的绿色潮流。到1972年以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全球环境保护运动达到了高潮。它拉开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和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极端气候严重与自然灾害频发已成为笼罩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物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全球性的生态绿色革命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存在的命运。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标志着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反映了人类即将扬弃工业文明时代以迎接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时代。
21世纪以来,绿色运动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建设自然生态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为生态本位的确立奠定了现实基础。2009年12月7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192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低碳经济”、“绿色生活”究竟何时起步、到底能走多久?人们在期待,媒体在关注。全球56家报刊共刊社论——反对全球暖化[29]:
《经济观察报》12月7日出版的报纸以共同社论《我们期待政治家的正确选择》作为头版头条。
2010年12月7日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得到世界媒体广泛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45个国家或地区的56家报纸7日刊登同一社论,警告气候变化对地球和人类生存造成的巨大影响,敦促各方采取行动。据悉,此次“统一社论行动”由多国媒体编辑在气候大会召开一个多月前酝酿,集体撰写这篇社论。社论以英文、中文、阿拉伯文等20种语言发布,不少报纸还将其刊发在头版。社论指出,之所以采取“统一社论行动”,是因为人类面临“严峻时刻”,气候变化的事实清楚,科学刊物讨论的问题已不再是人类是否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而是我们要减少这种危害所剩时间不多。“然而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作出的回应缺乏热情、苍白无力,”社论说,“除非我们联合一致,果断行动,否则气候变化将毁灭地球,危及人类财产和安全。”
要使哥本哈根会议精神不至于成为丹麦美丽而虚幻的童话,而真真切切在各国落到实处,使“低碳经济”、“绿色生活”从现在就起步、自觉而持续地一直走下去,就亟待在全球确立“生态本位”,以生态文化引领各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和人类个体的思想行为。生态本位的基本内容本身就包含了“低碳经济”、“绿色生活”的理念和全球共同尊重自然、呵护地球、关爱物种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类伦理文化。生态本位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仅摒弃了现代工业与自然对立的、漠视自然万物存在价值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模式,而且还超越了依旧把自然当作客体、只承认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而看不到其审美价值、以人本位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就是说,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为思想先导,以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绿色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和谐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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