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与袁世凯的关系

戊戌变法失败与袁世凯的关系

清朝末期，变法图存已是人所共知，然而变法屡屡受挫，原因何在？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状，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站了起来，他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议，准备在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同时，在保证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被称为“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此次变法触及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她囚禁主张变法的光绪帝，“戊戌六君子”都被处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维新变法持续了百余日，故而又称为“百日维新”。

有人认为，导致这场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是袁世凯，是他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袁世凯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袁世凯是祸首的说法，那么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是谁呢？(www.guayunfan.com)

持袁世凯是罪魁祸首的学者拿出了证据。在中国一般的正史、野史中记载，都说戊戌变法是败于袁世凯之手，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这一观点来自袁世凯死后公开发表的日记。日记的大意是说，“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他气焰凶狠、状似疯狂地逼迫袁世凯派他的新军去包围颐和园，然后囚禁慈禧太后。

袁世凯在日记中称，由于看见谭嗣同的腰间衣服高高地耸起，看起来好像藏着凶器，他心中有些担忧，秉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理念，袁世凯假意答应，但是随后就向在天津的官员荣禄告密。袁世凯在日记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铲除那些误国误君的人，为了保护皇上才向荣禄揭发谭嗣同等人。袁世凯还向荣禄宣誓说：“如果我所说的话连累了你，那么我会服毒药自杀。”荣禄被袁世凯的话说服，他当晚就入京向慈禧告密。日记记录表明，9月21日的政变正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发生的。

但是也有人反对袁世凯是罪魁祸首的论点。他们认为，其实“戊戌政变”早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的那一天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在19日的那天，慈禧提前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在颐和园的时候她就得到了消息。于是，她让人监视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帝失去自由，所有的大权都被慈禧掌握在手中，这意味着政变即将发生。紧接着在21日的时候，慈禧宣布“训政”，这仅仅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袁世凯在20日晚才向荣禄告密，这和19日的政变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把戊戌变法失败归罪于袁世凯身上是不公平的。

还有人提出，袁世凯当时答应谭嗣同出兵颐和园，并非是对谭嗣同虚与委蛇，他曾是真的想要助维新派和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发动政变。但是袁世凯在前往天津的时候，无意中撞见了慈禧太后派人来通知荣禄，因此，他见风使舵，将准备在21日发动政变的消息告诉了荣禄，目的是为了免受株连，他将维新派要他出兵包围颐和园的详细消息和盘托出。还有人提出证据，说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袁世凯人尚在北京城，那么他为何不直接向慈禧太后告密？反而舍近求远地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呢？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袁世凯是受到维新派和光绪帝压力的缘故。

针对袁世凯是否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有人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御史杨崇伊的密折则是变法失败的导火线。

9月18日（八月初三），在政变前夕，御史杨崇伊起草了一个密折，他通过庆亲王奕勖呈给慈禧太后。密折中说道：“伊藤博文就快来京，目的就是掌握朝廷政权。在这些日听到很多的传闻，这些传闻愈演愈烈，传闻都是关于日本来的伊藤，如果伊藤掌握政府的政权，那老祖宗打下来的江山不是白白地送给别人吗？”正是这道密折，坚定了慈禧太后最终发动政变的决心。

因为在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候，慈禧对新法并不反对，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书，慈禧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慈禧关心的只是她个人的尊贵地位，只要不对她的无上地位造成威胁，光绪及维新派的各种行为，慈禧是不会多加干涉的。但是，杨崇伊的密折触动了慈禧的神经，再加上变法期间发生的几件意外事件，最终使得慈禧决定发动政变。那么在变法期间发生了哪些事呢？

第一件事情，光绪帝请求启用议事机构懋勤殿，该机构的实质是专属于光绪皇帝的特务机构，不属慈禧掌握。慈禧从中嗅到对自己不利的味道，她认为光绪帝想要摆脱自己的控制，实现真正的亲政，此事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

第二件事情，光绪帝宣召袁世凯进京，并且对他大施恩宠。袁世凯手握兵权，尤其是他的手中握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新军，这让慈禧太后极为忌惮，再一次让慈禧敏感的神经紧张起来。

最后一件事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突然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9月12日，正当戊戌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日本的实力派人物伊藤博文以“私人”的名义访华，并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实力人物频繁接触。维新派也得到日本的支持和鼓励，许多维新派人士争相向光绪皇帝建议，把伊藤博文聘请为顾问，以便辅助新政；同时说中国想要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变法是不可缺少的。光绪帝对维新派的说法也颇为心动，他心里有了决定，他准备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召见伊藤博文，而这恰恰再一次触及了慈禧太后心中的底线。

慈禧太后等顽固派，他们骨子里对洋人十分痛恨和排斥。这一点，从后来慈禧接纳义和团，借以铲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凭一时气愤向八国联军宣战，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慈禧等顽固守旧派看来，维新派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的联合。所以，在变法之初，康有为等维新派提出的联合日、英，来抗拒北方沙俄的入侵，即所谓的“以夷制夷”的主张，那时曾遭到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后来，伊藤博文来华的活动更是让顽固派无比恐慌。

以上几件事情连续发生，以致戊戌变法最终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夭折，这与袁世凯的告密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袁世凯的告密只是造成政变结果的诱因。伊藤博文来华访问，让守旧派的忍耐达到了极限，这才是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时就有人说过：“八月发生的政变，导致光绪皇帝被幽禁，维新派中的六君子和很多维新分子都受到株连。新政被篡改，慈禧太后很担心，这样的担心不是一朝一夕，因为伊藤的到来，才有了发难的借口。”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想要证实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无论袁世凯的告密是否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袁世凯的千古骂名不会因此而削减，因为，袁世凯后来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为称帝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废共和称帝，他为镇压辛亥革命向帝国主义高利率巨额贷款，这些都加重本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负担，使得帝国主义借此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都是袁世凯造成的，对中华民族来说，袁世凯无论如何都是民族的罪人。

袁世凯终其一生，善弄权术，终为权术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