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者引来的三个恶魔

伐木者引来的三个恶魔

一、步步为营的“沙魔”军

地球上的耕地每年以约4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而沙漠却以每年6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沙漠侵占的土地，大体上是农田牧场各占1／2。

从总体上说，现在地球上的沙漠化土地面积约4000万平方公里，有100多个国家因受沙漠的影响而出现大片干旱土地，中国的沙漠化面积约109.5万平方公里，已经超过了农田的面积，占国土面积11％。在世界各大洲中，沙漠最多的还是亚洲，占32.5％；其次是非洲，占27.9％；再往下是大洋洲，占16.5％；北美洲和中美洲占11.6％，南美洲8.9％，欧洲2.6％。

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并没有这么多沙漠。要知道这么多沙漠是怎样来的，只需看看几个大沙漠的历史就明白了。

世界沙漠之主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面积8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00个丹麦那么大，它几乎占据了非洲的北部，横跨11国。在1万年前，这里还很湿润，到处生长着雪松、榕树、槐树和柳树。在距今5000年前后，北非出现了持续的干旱，这里成了大草原。后来由于人们滥伐森林、开垦荒地、过度放牧，草原又变成了沙漠。据联合国有关部门估计，仅在过去的50多年中，撒哈拉沙漠就向南扩张了65万平方公里，沙漠把相当于20个比利时那么大的农田和牧场给吞掉了！

印度北部的塔尔沙漠也很有名，那里人口稠密，每平方公里有51人，由于人口多，就得多开荒，多放牧，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那里唯一可以放牧的牧场由1300万公顷减少到1100万公顷，牛羊的头数却由940万头猛增到1440万头。在20世纪60年代的10年间，耕地面积由26％增加到28％。人们这样做，是想多得到食物，结果适得其反，草场退化、农田弃耕、沙漠扩张，每年有130平方公里的农田和牧场变成沙漠，如果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这里会变得像月球上那样荒凉死寂。

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总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比三个浙江省还要大。这一地区，很久以前就有沙漠，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现在是沙漠的很多地方，古时候是繁华的都市，像现在发现的精绝、提英和丹丹乌里克等废墟的地方，曾经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本来在沙漠的边缘，现在却到了沙漠腹地深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古楼兰国的覆灭。唐朝诗人王昌龄有诗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中的楼兰国，在今天的鄯善县，古楼兰敢于和大唐帝国作对，起码不是弱国。据考证，古楼兰曾经水草丰美、林木茂盛、城郭整齐、人烟稠密。但楼兰国灭绝了。古楼兰并不是唐军攻灭的，而另有原因。从公元4世纪起，楼兰人大兴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灌溉土地，流进罗布泊的水量大大减少，使罗布泊西岸很快干旱，沙漠乘机扩张，最终吞没了古楼兰。古楼兰人去向何方，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古今中外的沙漠变迁例子说明，沙漠正在向人类步步逼近。那么人类最终会不会像古楼兰人一样的命运呢？

沙化随着我国的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地吞食着我们居住的土地，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为的破坏，沙化行进速度更是骇人！

在丝绸之路上曾经繁盛一时的新疆，沙漠的阴影更是在不断地蔓延。敦煌一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是一片红柳茂盛的地区，这一点从现在的敦煌火车站所在的地名——“红柳园”也能看出。可是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树木大都被作为薪柴和饲料连根挖去，方圆三四十公里几乎再也找不到红柳的踪影。与此相伴的是，农田和村落也在逐渐地被沙海吞没。

在河西走廊，沙漠也在不断向东向南扩张，有报道说，每逢风沙来临之时，天空一片昏暗，一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如果风沙中挟带着石块，还会发生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人民日报》在十多年前就曾报道说：《西游记》中描述了这里险山恶岭重叠，飞沙走时有遮天的情景，但是，现在的西北地区部分地方比书中描写的还要恶劣。

本是一片葱绿的宁夏，现在有3／4的土地受沙漠化影响，沙化面积已达总土地面积的38.3％。其中盐池县在近10年中以每年17.2万亩土地沙化的速度在扩展。30年前，宁夏的沙尘暴多发生在3月以前，现在已推到了5月，连5月中下旬都不平息。

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现在沙漠化的速度是每年210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每年有两个半香港，或者30个北京城被永远地埋在风沙里。

二、贫瘠步步驱肥沃

土地贫瘠与沙化同为土地荒漠化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土地贫瘠与沙化相比较，就是原来的土地，渐渐长不出或长出的都是很瘦弱的农作物。而两者出现的原因，可以归为其一——地表植被的破坏。由于地面植被的破坏，导致了两种形式的土地贫瘠化。

首先，让我们来看风蚀。

所谓风蚀，是以风为动力而引起土壤侵蚀的一种现象。由于土表缺乏植物（植被），土质松软，一经大风吹拂就会把表土带走而毁坏土壤。从气候上讲，由森林到草原再到荒漠的转变，也与降雨量减少、天气干旱加剧的发展趋势有关。在干旱少雨、风多的情况下，一旦植被破坏，土壤很容易被风蚀而导致沙漠化。在过去50年间，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65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和牧场消失于沙漠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由草原变成沙漠的悲剧在美国也曾上演过。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以东，那儿曾是印第安人居住的绵亘千里的肥沃大草原。“高高的落基山，无边的大草原。莽莽苍苍的绿色原野。曾是我们祖先的家园。”古老的印第安民歌，已经表达了这一切。然而，自从当年欧洲人打着“拓荒”的旗号踏进这片美丽的大草原以后，他们为了利用大草原那丰盛的牧草来饲养牛羊发财，于是，就采用消灭其他一切野生动物的手段来“改造”草原，以免野生动物与牛、羊争夺牧草。在一次次剿杀、一次次投撒毒饵之后，草原面貌大变，大批大批的野生动物消亡，最后只剩下一些小型的啮齿动物，它们因无天敌而大肆泛滥，使草原和土地遭到严重毁坏。人们饲养的牛、羊也安全了，它们在草原上尽情地“聚餐”，青草吃光了，以后连草根也啃个干净。过度的放牧使牧草再也无法恢复生机。昔日水草丰美、生机勃勃的大草原，就这样，由于失去了植被的保护而在狂风的侵蚀下，很快变成了荒凉的沙漠。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沙漠”的先头部队——沙暴。

对于春天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大都受到过风沙的洗礼。有统计数字表明，在北京每年较为严重的风沙天数，60年代平均为17.2天，70年代为20.5天，80年代又有所增加，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由于人工造林等有关部门的努力，风沙依然是首都北京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疆博乐市位于准噶尔盆地底部西南边缘，向东北80公里就是全国闻名的大风口阿拉山口，这里由于地下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周围的绿洲农业发达，是自治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然而据报道，近几年来沙尘的频频侵入，却给博乐人心上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这里自1993年以来，每年春季都有3～6天的沙暴天气。每当这种天气来临，空中的沙尘便像下毛毛细雨一样从天而降，据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气象局观测：位置正中阿拉山口的精河县，空气中的能见度为10米，从东向西的博乐市为50米，温泉县为100米。在这种天气里，人们在户外行走，浑身上下飘落一层尘土，连眼睫毛上也沾满沙尘。

1993年5月5日，特大沙尘横扫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造成80多人死亡，数十万只羊丢失，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以上。

仅仅几年后，也是同样的季节，令人恐怖的大沙尘暴又一次袭击了银川。据报道，霎时间，白昼变成了黑夜，能见度只有几米。汽车不开灯就不能在路上行驶，室内不开灯就看不见书上的字，街上摆放的自行车被一排排地刮倒，正在校园内玩耍的小学生惊恐万状地向教室奔跑，门窗玻璃的破碎声此起彼伏。呛人的黄沙穿堂入室，飞入人的口中，刚出土的禾苗或被风沙掩埋，或被连根拔起，高压线路跳闸断电，工厂被迫停产，农民精心搭制的塑料温室被连顶揭走。沙尘暴过处，狼藉一片。

第三，看看水土流失。

提到水土流失，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西北山区农村和黄土高原。

过去，人们只是注意到黄河流域的土壤流失，实际上长江流域的土壤流失也正日趋严重。过去清澈的长江水，如今也变得混浊起来。据统计，长江流域的1.8亿公顷土地中的20％，即3600万公顷土地发生了水土流失，每年流失表土达24亿吨（一说为16亿吨），其中有5亿吨被带入东海。

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云南省是仅次于东北地区的森林地带。近年来，由于森林的迅速减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河流域的土层厚度有100多米，而长江流域的表土层与之相比则极为浅薄，绿色植被遭破坏后，随着土壤的流失，很快就露出了下层的岩石，成为不毛之地。现在，长江流域各地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正在迅速扩大。

起着长江洪水调节作用的洞庭湖，由于泥沙的流入，湖底不断升高，湖的面积也在迅速缩小。而且，长江的泥沙与黄河相比颗粒较大，在中下游容易沉积，造成河床升高，从而成为洪水泛滥的原因。

1981年夏天，长江上游发生的特大洪水，是四川省等地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洪水。主流上不断出现堤坝决口、山崩，使铁路和公路遭到破坏，死亡4000人，房屋、建筑物损坏50万户，房屋进水200万户，淹没农田50万公顷。

一份资料表明，长期以来由于掠夺性的开发，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使其所具有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区位优势难以发挥。

有关人士指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对当地土地资源的毁灭性破坏，造成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力低下，丧失了土地的农业利用价值，这是长江上游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长江上游地区坡度陡、土层薄、雨量大而且集中，水土流失使土层减薄，大量土地石化。金沙江下游、三峡库区的一些地方每年有数百亩甚至数千亩土地变成光石板，重庆万县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地石化面积平均每年以3.75万亩的速度增加。贵州省在长江流域的11个贫困县中10个属于水土流失严重县，云南省的贫困县中水土流失严重县占71.4％。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还严重影响着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长治久安，1995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的大洪水，尽管水量不及1954年，但许多河段却出现了历史最高水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有关。同时，据报道，由于中下游河床湖底不断抬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水平持续下降。南京至安庆、安庆至武汉的长江航道的维护水深分别仅为4.5米和4米，而3000吨轮船所需水深就要6米，到了“丰水期”，大吨位轮船又受长江上的一些大桥净高限制，难展雄风的长江航运有苦难言。

据1985年的调查资料，上海市有县（区）级河道299条2578公里，因河岸坍塌，河床淤积1.0米以上的占24％；乡（镇）级河道2756条5239公里，因河岸坍塌，河床淤积1.0米以上的占34％；村级河道31 664条19 928公里，因河岸坍塌，河床淤积1.0米以上的占56％。全郊区县（区）、乡（镇）、村三级河道淤积土方合计达7000万立方米。

又据调查，由于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船只产生的航行波的冲刷而造成的河岸坍塌也日益严重。市、县（区）级通航河道中，严重坍塌岸线长865公里。这些航道近些年来，每年损失土地达1300亩，按粮食常年亩产1350斤计算（1994年亩产平均水平），每年损失粮食177.5万斤。

1996年，继对南京等地长江堤岸大面积塌方风波的报道之后，在我国水网最为发达的上海，一条连接黄浦江，通达江、浙两省的蕴藻浜河道，又出现了近万艘船只“搁浅”30余天的“奇观”。

高楼林立、霓红闪烁的都市，红土、黄土裸露，穿城而过的河水中泥沙漫卷。雨季泥水上路进街，风日尘土飞扬，这正是一些城市面临的严峻现实。

深圳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高速发展的代表。然而在1993年和1994年的几次大暴雨中，滚滚河水挟带的泥沙却惊呆了现代都市文明建设的人们，迫使他们驻足回顾身后留下的伤痕累累的土地：

深圳市总土地面积2020平方公里，经1994年调查，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167.7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8％，是特区建设前水土流失面积的47倍。川流市区的布吉河全长16.45公里，流域面积64.14平方公里，年流失泥沙量26万吨，河水含沙量由建特区前的0.15千克／立方米增加到187千克／立方米。

有关人士认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是深圳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修建、扩建公路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时，乱挖乱倒弃形成大片的裸露面和废弃的虚土。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区的建设不断扩展，大片山丘被推平，原有的植被和集水区全被填平破坏，新的水路未形成，洪水四处乱流。近两年由于房地产开发不景气，很多推平的土地搁置裸露，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每到汛期大量泥沙倾泄而下。毫无约束的采石破坏了地表植被，不少采石场已经挖到了山顶，山体水土保持能力降低等等，都加剧了城市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的发生。

今天，城市水土流失已日渐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不仅存在于沿海开放城市，也存在于内地的大、中城市，甚至一些乡镇。深圳的经历给我们关于水土保持的传统观念以警示，同时也为城市环境敲响了另外一个警钟。

三、想来就来的洪水猛兽

一连几年了，中国人几乎年年都要被洪涝灾害折腾得筋疲力尽。1991年江淮地区的大水灾，1995年华南和华中地区的大洪水，都造成了1000多亿元的损失。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要问：水灾为何在中国如此猖獗肆虐？为什么水灾到了今天变得愈演愈烈？

当站在国家防汛办江河处办公室墙上的一幅中国地形图前时，才深深地意识到中国要摆脱水患缠身的命运是多么地艰难！这是一幅按地表海拔高度制作的立体地图，一眼便可以看出中国地表起伏的模样。只有站到这幅立体地图前，人们才会明白中国的地形和地理位置是多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

先看珠江流域，它从华南的一片山地中冲刷出几条狭窄的谷地和盆地。广西中部的盆地就坐落在一片群山的包围中，这种地形极易形成水灾，一旦遇到大雨，排泄不及，便会使广西中部盆地陷入汪洋。广东的地形是北高南低，珠江平原是由三条江河冲积而成的平原，西江、北江和东江的上游全是一片地势陡然升高的山地，遇到大暴雨，便会立刻形成洪水，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水患。加上这些年来，山区的森林遭到大量的砍伐，雨水截流量下降，山地储蓄不住水，一遇暴雨，必成洪灾。

越过华南的一片山地，便来到了丘陵起伏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它的地形是东低西高，并且是西部陡然升高。北面的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全是这种地形，西边是一列兀立隆起的山地，东部是一片坦荡的平原。这种地形特别容易形成特大暴雨。从地形上看，华中平原和华北大平原实际上就是这几条河流冲积出来的三角洲平原。当带雨的云系从东南海面上涌向这片平原，来到西部山地与冷空气交锋时，降雨便开始了。如果是特大暴雨，降雨会立即从山地向平原汇集，向东部大海倾泻。

几千年了，或许是几万年了，华夏大平原上年复一年地演出着大水的悲剧。据史书载，从汉代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中长江共发生过较大的洪水200余次，平均大约10年一次。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无怪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得那么久远。

淮河流域地跨豫、皖、苏、鲁四省，是我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区，也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

黄河在历史上更是一条灾难河。它像一条桀骜不驯的恶龙，从黄土高原奔出后，便恣意在中原大地上梭行。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建国前的2500多年里，黄河决口泛滥的年份共有543年，决溢1590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它一会儿掉头从连云港南边的淮河故道入海，一会儿掉头从山东北部的渤海湾入海。历史上黄河泛滥的范围，北到天津，南到长江下游，总计25万平方公里。

由于泥沙逐年淤积，黄河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悬河”。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虽未发生特大灾害，但大堤越修越高，河床越积越高，高到一定的时候，出现的险情将会更大。因此可以说，黄河是我国潜在的心腹大患。

海河是整个华北水系的入海口，也是水灾多发之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540年间的史料统计，海河流域共发生过387次水灾，同期还发生过407次旱灾。历次较大的水灾受灾县均在100个以上，淹没耕地少则2000万亩，多则6000万亩。

辽河近百年来曾发生大小洪水灾害50余次，建国以来出现过7次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经过一番历史考察，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水灾是中国地理位置特有的产物，就像美国落基山东侧造就了密西西比河，喜马拉雅山南侧剧烈的落差和降雨形成了恒河流域一样，位于青藏高原之东的中国，命里注定了要成为一个经受洪水冲击的低地。

但是，中国水灾的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建国一段时间，经过整治和治理，洪水灾害的次数减少了一些，但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却越来越大。1991年和1996年这两次的损失都远远超过了历年的损失。从1996年的情况看，洪水发生的密度也增加了。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的今天，水灾却愈加频繁，损失却越来越重？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可能除了孟加拉国，再就是中国的水患最频繁了。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是世界上洪水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华民族已与洪水搏斗了几千年，从远古时期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东汉时期，黄河大堤就全线建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具有统一标准的堤防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我国政府对抗洪防涝更不遗余力。为了彻底根治海河水患，在河北地区先后建起了官厅、密云、岗南、黄壁庄、岳城、王快、西大洋、于桥、潘家口等大中型水库123座，总库容为247亿立方米，为多年平均径流量的73％，从而使海河下游排洪能力由每秒2420立方米增至每秒24 680立方米。到目前为止，全国共修建了86 000多处水库，总库容达到4600多亿立方米，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山丘区的洪水。另外，共修建和加固了21万公里的堤防，在主要江河开辟了行蓄洪区100多处，可分蓄洪水约1200亿立方米。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与洪涝灾害顽强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由于河道和湖泊的泥沙淤积，防洪工程老化失修，行洪蓄洪能力下降，各江河防洪标准都在下降。例如，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堤防只能防御常遇洪水，防洪标准仅为10年～20年一遇。黄河下游的堤防大约能抵御60年一遇的洪水。淮河防洪标准为40年一遇，沂、沐、泗河的防洪标准仅为10年～20年一遇。海河南系按1963年的洪水设防，北系按1939年的洪水规模设防，辅以蓄洪区的运用，防洪标准约为50年一遇。由于地面沉降和泥沙淤积，海河干流的泄洪能力已由原设计的每秒1200立方米降到400立方米，独流减河和漳卫新河分别由每秒3200立方米和每秒3800立方米降到每秒1700立方米和每秒2000立方米。大江大河的情况是这样，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就更低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在防洪工程上是下了大力气的。然而，洪水却依然肆虐，并且越来越猖狂。原因何在？恐怕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人水争地上。

中国的人口，在清朝以前从未超过6000万，只是从乾隆年间开始，人口才跃上了1亿。而自乾隆年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0年间，人口也不过增长到4亿多人。但是，从50年代至今的50多年里，中国却进入了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短短的50多年间，人口翻了3倍，达到整整13亿人。如此众多的人口在中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狭小的空间蔓延开来，光是居住面积便要占去相当大的一片空间，更不要说开的荒和种的地了。这样，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历史上大片的排泄洪水的森林荒地被蚕食殆尽。一句话，洪水被积蓄缓冲的空间缩小了，所以，今天的情况变成了一降雨便即刻成灾。即使有再高大的堤坝，往往也无济于事。更不要说在全国8万多座大中小水库中，病险水库已达到1／3，它们不但不能发挥效益，反而对下游的防洪安全构成威胁。如1993年青海省沟后水库塌坝失事，造成300多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由于人口密度增大，财富的密度增大，所以一发生洪水，人们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大片农村地区被开辟成新兴的工业区，乡镇企业星罗棋布，人民的财富和资产日益增多，使得防洪战线越拉越长。今天的防洪已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防洪。1963年的海河大水冲的只是大片的耕地和简陋的房舍，今天如果再发大水，受威胁的将是大批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富庶的乡村。如荆江分洪区，1954年仅17万人口，工农业总产值仅2275万元；199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达46.4万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7.4亿元。至于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种地方，更是既淹不得，也淹不起的地方。防洪标准低与经济发展迅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矛盾。目前，全国设市的555座城市中，有80％的城市存在外洪内涝的问题，在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有2／3的防洪标准不到20年一遇，防洪标准普遍偏低。原有的一些防洪工程经多年的运行，由于缺乏更新和维护资金，老化失修严重。

人水争地的问题的确已成为一大矛盾。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使许多地区大规模地“围剿”河道及湖泊，使河道和湖泊的调蓄洪水能力下降。最为典型的是长江中游的洞庭湖，由于淤积和围垦，近年来减少湖面约1500平方公里，现在已几乎变成了“洞庭河”。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湖泊面积减少了70％。江苏的太湖，湖泊和河道被盲目围垦，现已减少蓄洪面积528平方公里，致使1991年大水之际不得不炸开多处大堤进行泄洪，导致下游地区大面积被淹。

由于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在泱泱水患的威胁下，中国的防洪能力是薄弱的。现在，防洪工作已进入了一个需要人们高度重视的时期。1／3的病险水库需要改造，上万公里的堤坝和河道需要加高加固和疏理，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口，人们又能做何处理呢？

中国土地的空间可以说已经饱和，在承载着如此稠密的人口和建筑的土地上，短时间内要流过如此巨量的洪水，能不发生水灾吗？这将是一个打不完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