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论文

自我介绍

822年，即拿破仑死后第二年，我出生在当时奥地利西里西亚德语区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幼年我被人称作约翰·孟德尔，是家中五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我的故乡素有“多瑙河之花”的美称，村里人都爱好园艺。一个叫施赖伯的人曾在我的故乡开办果树训练班，指导当地居民培植和嫁接不同的植物品种。我的聪明好学给施赖伯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服我的父母将我送进更好的学校继续其学业。1833年，我进入一所中学。1840年，考入一所哲学学院。在大学中，我几乎身无分文，不得不经常为求学的资金而奔波。1843年，大学毕业后，21岁的我进入了修道院，不是由于受到上帝的感召，而是由于我感到“被迫走上生活的第一站，而这样便能解除我为生存而做的艰苦斗争”。因此，对于我来说，“环境决定了我职业的选择”。

维也纳大学

1849年我获得一个担任中学教师的机会。但在1850年的教师资格考试中，我的成绩不好而未能通过考试。为了“起码能胜任一个初级学校教师的工作”，我所在的修道院根据一项教育令把我派到维也纳大学，希望我能得到一张正式的教师文凭。

就这样，我被准许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度过了从1851年到1853年的四个学期。在此期间，我学习了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昆虫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和数学。同时，我还受到杰出科学家们的影响，如多普勒，我为他当物理学演示助手；又如埃汀豪生，他是一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翁格尔，他是细胞理论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但是由于否定植物物种的稳定性而受到教士们的攻击。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把细胞看作为动植物有机体结构的观点。翁格尔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生物学家。他对遗传的看法具体而实际：遗传规律不是用精神本质决定的，也不是由生命力决定的，而是通过真实的事实来决定的。我在这方面也受到了翁格尔的很大影响。

1853年，已经31岁的我重新回到布尔诺的修道院。同时有机会在布尔诺一所刚创建的技术学校教课。大约从这时起，我决定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生物学方面的具体实验。

1854年夏天，我开始用34个豌豆株系进行实验。1855年，继续试验它们在传递特性性状时的不变性。1856年，我开始了著名的一系列试验，八年试验的结果是产生了那篇在1865年“布隆自然历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这篇论文1866年发表于该会的会议录上。就是这篇当时被完全忽视而日后被发掘出来的论文奠定了我在遗传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