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文帝杨坚心目中，始终有一盏长明灯火，时而炽烈，时而温和，由一位慈眉善目的妇人双手托起，放在他床边的小桌旁，那双手又在他的头顶轻轻抚摸片刻。他就在这灯火边回忆着白日里种种见闻，伴随着点灯人温柔的嘱咐，那是他一生之中都在怀念的温暖的光。
开创了大隋帝国的杨坚，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长在一座只有女尼和他居住的佛寺，佛门清净之地，长日暮鼓晨钟，缕缕香火间伴着女尼诵佛之声。那声音不疾不徐，不轻不重，单调而平和。女尼为了清修，对这个小男孩虽然有母性的喜爱，却不会过多地与他说话，这让他没有一般孩子的多言善语，年纪不大就给人以严肃沉稳的印象。
童年时的杨坚并不姓杨，他姓普六茹，小名那罗延，这个名字来自印度，意为金刚力士。那时的人们信奉佛教，家里生了小孩，往往取个菩萨、力士的名字，希望孩子身体强健，逢凶化吉，前途无量。那罗诞生在贵族之家，因缘际会，被一位女尼抚养，这位如同母亲一样的女尼曾对他说：“儿当富贵，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受激励教育长大的孩子，比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多一份自信，杨坚一直相信自己命中自有富贵，即使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中，他想起女尼的“预言”，就会凭空产生一份对未来的期望。(www.guayunfan.com)
佛庙里有一座石佛，杨坚和女尼一样，每日都要虔诚礼佛：点香、跪拜、口中喃喃念着佛的名号。杨坚成长的佛寺建在自家的王府中，环境安宁，寺里洁净，他也曾与家中的长辈、女眷去城中的其他佛寺进香，那些寺庙不若自家佛寺的清净，进香许愿者络绎不绝，人们的信仰在生离死别中愈发坚定，人世的悲苦让高大寺庙中供奉的石像更显平和慈悲。
在那个年代，王侯将相风光一时，却可能在第二天成为他人砧上鱼肉，更遑论乱世中的普通百姓，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祈求神佛的力量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保佑自己能够吃一顿饱饭，保佑自己不在战乱中枉死。最重要的还是保佑自己能在下一世托生到一个和平喜乐的时代，即使没有大富大贵，也享受合家团圆、丰衣足食、生老病死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杨坚目睹着信徒们虔诚的面容，聆听着他们口中卑微的祷告。看到了芸芸众生的潦倒，看到他们拮据的生活，看到了乱世对百姓的伤害，当有一天他高居庙堂之上，穿着金丝银缕的龙袍，住着巍峨壮观的宫殿，心中却有难以名状的罪恶感。他会不由想起儿时所接触的普通百姓，他们想求一顿饱饭尚不可得，所以，他总以极其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大臣们厉行节约，为的是真正地爱民惜民，让百姓们能够彻底告别旧日的贫苦。
杨坚从出生就在佛寺，直到十三岁才离开，这是他人生里重要的十三年，单调、清静、安宁的童年带给他严肃老成的性格，他的童年似乎并没有普通孩童的玩耍、戏游、喧闹，但即使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成长，也已经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幸运。那个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从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这段中国历史只有战乱，没有安宁，杀人如麻的统治者，偏安怯懦的朝廷，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的王侯将相，渗透着黎民之血的泥土和低沉的空气，人们像生活在一个漆黑的罐子中，即使某日阳光普照，看到的也不过是焦土和白骨，听到的不过是兵戈杀伐与哀嚎怒骂。
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
自东汉末年起，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天下三分魏蜀吴，再之后三国归晋。晋代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统治阶层酝酿着大难的种子。灾难早在西晋末年就已初见端倪，那时西晋武帝司马炎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一个智障，晋武帝几次想要废掉这个白痴儿子，又被正妻杨皇后劝阻，他见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聪明伶俐，也看到了西晋未来的希望，于是，司马衷这个只能靠别人照顾的白痴太子被留了下来，并于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成为皇帝，史称晋惠帝。
对于天下，对于朝廷，对于司马衷本人，这次继位都是一个灾难。司马衷本人什么也不懂，当御史急三火四地对他汇报各地的灾情，说到难民食不果腹，司马衷努力地理解着御史说的内容，半晌才反问道：“何不食肉糜？”———灾民吃不饱饭，为什么不去吃肉粥？这就是这位皇帝的逻辑。大臣们绝望地看着这位皇帝，看着朝政越来越混乱。
司马衷的智商不能理政，只能成为别人任意摆弄的傀儡，他的正妻贾南风是历史上有名的悍妇，她不满朝政由司马衷的姥爷杨骏把持，就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了政变，杀掉杨骏后，她又反手杀掉了司马玮，把朝政把持在自己手中，从此在后宫呼风唤雨，臭名远扬。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她还杀了不是自己所生的司马遹，这一举动，让司马家族的其他人或义愤填膺，或趁火打劫，司马家族的男性轮番兴起战乱，你打我，我打你；今天联合，明天反目，这段历史被称为“八王之乱”。
晋惠帝司马衷总是在深夜被人粗暴地叫醒，然后稀里糊涂地在一张诏书上签字，才能继续睡觉。这张诏书的内容，无外乎哪个人犯了大罪，立即处死。这个人不是他的皇兄皇弟，就是他的皇叔，或者是朝廷的重臣。他这位皇帝在众人心中越来越没有分量，在公元306年，他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结束了浑噩又悲哀的一生。
在那之前，他的妻子、儿子、诸多亲戚都已在更迭的时局中丧命，昔日富饶的国土也在频繁的战乱下沦为焦土，民不聊生。《晋书》记载，当时“流民四散，十不存二”，偌大的中国，四处逃难的百姓却找不到一个安稳的落脚之地，而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外族人，却看到了极好的机会。
公元304年，匈奴将领刘渊在山西称汉王，西晋将领王弥、石勒投降。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为“汉”。此后，刘渊率兵与西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建兴四年（316年），晋愍帝司马邺投降，建国五十年的西晋灭亡。而这一切，只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祸乱中原的序幕，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五胡乱华”，一共持续了一百三十六年。
五胡入主中原后，纷纷建立政权，彼此攻伐不断，华夏大地上一时之间王国林立，前前后后有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夏、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
在这期间，汉人也建立了冉魏、成汉、代国三个政权。频繁的政权更迭加速了民族融合，中原百姓在苦难中呻吟、挣扎、死亡，这种现状加速了佛教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庙里的神佛，似乎只有他们，才能结束人间无边的苦难。
而司马家族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江东地区一向被豪门贵族把持，司马睿努力迎合豪门贵族，得到他们的支持，才在这里立稳脚跟，东晋政权持续了一百多年，其间少不了与北方各族的战争，东晋的皇帝也不过是豪门贵族眼中的符号，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公元420年，相国刘裕废掉晋帝，建立宋。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南方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更替，这段历史被称为“南朝时期”。
北方混乱的局面由鲜卑拓跋部改变，北魏的皇帝拓跋焘统一了北部中国，而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是一位有为君主，他不但维持了北部中国的统一，还带着百官迁都洛阳，全盘接受汉族文化，命鲜卑贵族说汉语、穿汉服、娶汉人，连自己的姓氏“拓跋”，也改为“元”。孝文帝元宏的一系列措施，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基础，成为中华大一统的先声。
历史飞快地前进，当佛寺之中的杨坚，听到女尼和长辈们零星地说起过去的历史，对那些他并不知道的朝代，并不认识的人，不会产生太多的感慨。在那个年代，儒学散佚，人们所需要的只有生存，所信奉的只有胜者为王。年幼的杨坚也早早地懂得了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他更爱听自己的父亲杨忠的故事，那才是他人生的教科书。而在他津津有味地聆听父亲所经历的重重风波，一股自豪不禁涌上心头，他的背后，是数年不变的石佛，哀悯地注视着一个天真的孩子有一天走出这座佛堂，成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吏、权臣、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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