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地球的伦理学

第六章　一种地球的伦理学

我们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分叉点，即全球巨变的紧要关头。我们发现，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危机均处于一条下降的通道，不过我们也会走上一条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体系成为一种和平的，并能确保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的上升通道。

选择是开放的，它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信念和愿景，正如我们将见到的那样，这取决于我们的道德规范。

在全球性互相影响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不可能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种族性的。它不可能只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或犹太、穆斯林或印度教的道德规范——它一定是一种能将所有道德规范整合起来的伦理学，由它指导人的行为的道德：我们要的是一种地球的伦理学。

行之有效的地球伦理学的原则，需要转变成所有都认为是道德的、渴望的行为准则。找到这种准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在过去，制定和传播伦理准则是主导宗教的任务和特权。这样的例子，如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十诫和佛教徒的正确行动规则（Rules of Right Action）。但在今天，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道德行为准则的力量，已被科学进步大大削弱了。然而，即使科学已不将宗教视为一种权威的来源，科学家还没有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道德准则。虽已有一些尝试，但是它们还是被摈弃了。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在18世纪末，孔德（Auguste Comte）在19世纪初以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均不厌其烦地发展一种“实证的”（positive）——即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公众道德准则。这种努力与20世纪科学所暗含的“纯粹的客观性”（pure objectivity）理想背道而驰，因此也就不被主流科学家和哲学家所采纳。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和政治领袖开始认识到，需要宣扬一种全世界的行为基准原则。1990年4月，在《人类责任全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中，由24个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InterAction Council）宣布：“因为全球的互相依赖要求我们应该彼此和谐相处，人类需要规则和约束。制定道德规范目的就是让可能的集体生存有最低的标准。没有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机制，人类就会倒退到适者生存的状态。世界需要一种站得住脚的伦理基础。”

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这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组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993年，来自70个国家的1670位科学家，包括102位诺贝尔奖得主，签署了“需要新的道德规范”的宣言。“这个道德规范应激发一次庞大的运动，使那些不情愿的领袖、不情愿的政府和不情愿的人们相信，让他们自己觉得需要变革。”科学家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具有保护地球的新的责任，并警告说：“如果想要避免人类的惨剧发生，如果想要我们的地球家园不被严重戕害，那么就需要我们对地球的管理方式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变革。”他们说，人类和自然界正处于冲突的过程中，如此改变活生生的世界就不能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具有可持续性。

2003年11月，许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齐聚罗马，他们坚信“道德规范在各个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具有首位的重要性。要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最强大的国家要记住，它们如此做，其他国家也将效仿”。而在2004年11月，同一拨得奖人宣布：“只有在各国之内和它们之中通过对民主原则的观察，重申我们共有的伦理价值——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恐怖主义才能被打败。我们应该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贫穷、无知和不平等——而非以暴制暴。”

为了说服现代人以适当的行为方式应对当前的地球形势，即使许多人不情愿这样做，用来指导人们——全人类行为的有意义的准则的出台也是必须的。这种适用于互相依存和人类社区的共同命运的准则，需要从地球的道德规范中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