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地球伦理学的第一步

生态伦理学：通向地球伦理学的第一步

在伦理学理论中，与地球伦理学最为接近的就是被称之为生态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目标在于协调节奏和动力学，以及人类生活意识到的或没有意识到的对自然界产生影响的节奏和动力学。生态伦理学至多是一种生物圈中减轻人类影响可持续的理论。

生态伦理学是伦理学理论谱系中的新来者。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整个时期，伦理学的讨论并未直接彰显出人类可能会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这种冷漠甚至拓展到其他生物，像是植物和动物。它们的价值主要根据人类认可的价值来衡量。至多，植物和动物被视为一种间接的、工具性的价值，无论它们对人类有贡献或有损害，它们均在实现人类的价值。伦理的承诺和道德的义务停留在人到人的基础上：作为个体的人们对其家庭、朋友和同胞具有伦理承诺；它们彼此共同构成具有公认的道德义务的社团。

伦理的承诺已被拓展到自己之外的社团。道德哲学家认为，一个道德社团的伦理承诺，不只对它自己的成员如此，而且在各大陆的社团也应如此。最后，由于出现了我们对于下一代责任的辩论，伦理承诺已经拓展到超越时空的人类社团。

但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承诺中并不包括环境。只有当某些内容有助于人类这唯一的道德主体话语的健康、福祉，或社会和精神满足的时候，才至多被认为具有衍生的价值。按西方的常识，对自然界工具性的使用具有杰出意义。有人说价值的载体是人类，仅仅视为他或她有意识的时候这种价值观才能得到包容从而感到满意或沮丧。

对环境持工具价值的理念到20世纪70年代均处于支配地位。直到哲学家提出了具体涉及主要与人类相关的其他物种和与人类利益相关的问题。这种态度甚至拓展到濒危物种。譬如，玫瑰红色的长春花，在马达加斯加就是一种濒临灭绝的植物，但是正如魏斯科尔（Timothy Weiskel）所注意到的那样，这种情形的道德已典型地根据长春花是天然抗癌药物这一来源进行估价。

然而，也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价值，称之为内在价值。传统地，内在价值只有人类才有：康德（Immanuel Kant）清楚地表达，人类自身便是目的，而永远不能被用作工具。显而易见，人类具有内在价值，而在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质疑，内在价值是否一定限于人类。有的思想家，其中就有挪威哲学家纳斯（Arne Naess），坚持认为不只我们人类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其他形式的生命也要以其自身的价值来衡量。随着纳斯所谓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内在价值终于取代了工具价值，而扩展到自然界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

挪威哲学家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