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真“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

中国的真“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向科学进军”、“攀登科学新高峰”成为时髦的口号。但是在老百姓心中，“科学”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人们往往把神奇的东西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于是，“耳朵认字”被当作科学上的新发现。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该省“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察，确有其事。”“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则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报纸纷纷以科学珍闻的形式转载了这条消息。《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3月13—20日，四川医学院派调查组到大足县进行调查，结果认为“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只是作假。在25次测试中，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后认出的。“唐雨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是魔术师的那一套。”这一调查结果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所以导致了后来“耳朵认字”的泛滥。

北京一8岁女孩姜燕在得知唐雨的报道后宣称，“耳朵认字”并不难，她自己也会。4月15日，《北京科技报》报道了这一消息。4月底，姜燕的功能被报道后，又发现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姐妹俩也有“耳朵认字”的功能。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功能”进行了测试，发现凡是她认出来的都是通过作弊手段偷看的，并拍下了她偷看的照片；凡是用胶水粘上的都认不出来；闭上眼睛后也不能辨认。

5月，《科学画报》刊载读者4月10日来信《用耳朵能看见东西吗？》，指出这条新闻在科学上是不可信的，国内外这类现象都是骗局，用的手法是偷看，因此必须用科学知识来加以认识和识别。

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祖甲）和《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叶圣陶）。文章认为，所谓“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了科学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之后，一些报刊转载了这两篇批评文章。《四川日报》的有关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耳朵认字”作假被揭露之后，唐雨和姜燕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7月，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一些人在北京考察了王强和王斌两姐妹“耳朵认字”的功能，并把“耳朵认字”成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在“眼见为实”的信念下，他们写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观察报告》一文，认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这种异常功能确有其事，值得探索”。从此，《自然杂志》就成为宣传“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的最重要的阵地，并重新掀起了对已经受到批评的“耳朵认字”的宣传。《自然杂志》于1978年5月创刊，在当时是一份档次很高的杂志。而到1997年，这份杂志只排到第86名。

8月，北京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到姜燕家中考察她的“耳朵认字”功能。

9—10月，陈守良写成《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技能的调查报告》的论文在《自然杂志》2卷11、12期上发表。之后，他成了“耳朵认字”最积极的宣传者。17年后的1996年，他还在《中国人体科学》上发表长文《耳朵认字是真的吗？》，重温那一段历史并为自己辩护。但在1997年的一次小型报告会上，他说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而他的辩护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和让人信服。

11月8日，胡耀邦同志就特异功能问题给中宣部领导作了这样的批示：“这类事情（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某些科学家）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但是，中宣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贯彻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所以后来特异功能的闹剧就愈演愈烈。

1980年相对于1979年，1980年是比较平淡的一年，“研究”只是在量上又多了一些特异功能人，同时在器官上，从耳朵认字发展到全身都能认字，同时，“特异功能”开始引起哲学界的思考和争论。

年初，发现辽宁本溪人张宝胜能用鼻认字，6月，该市科协组织对张的测试，肯定了他的功能。后又发现他能作人体透视。在以后的特异功能争论史上，张宝胜是个关键人物。他一直被当作“国宝”保护起来，很少露面，不像其他“大师”那样频频表演，只是偶尔作些“汇报表演”。但是在1988年的那次关键的汇报表演上，他又“辜负”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

1月，《文汇报》发表安徽袁一志的文章：《耳朵、腑下“认字”目击记》。之后，他并向报社表示要登广告：凡经他测试证实耳朵认字者，他个人馈赠二百元。

2月，《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参加的特异功能人包括唐雨、姜燕、王氏姐妹等，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他们除耳朵以外，在身体的其它部位，如头顶、腋下、手指、手腕、臀部、膝弯、脚底等，也具有这种功能……目击者都叹为观止。但是，2月4日那次正式表演却没有成功。对此，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洪东流写了一篇《“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结论是：王斌的“耳朵认字”证明了，去掉腊封胶盒和知底熟人在场两个致命障碍，特异功能就会大显奇效。

6月，某著名科学家访问《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人体科学”这个概念。

10月6日到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认为一些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

10月20日到11月4曰，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草稿修改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相信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因为那是“眼见为实”。于是在那本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把特异功能作为意识能动性写了进去。

1981年在忍了两年多之后，反对派终于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于光远在1981年7月后连续发表讲话和文章批判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于是1981年就成了对立双方公开交锋的一年。

5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酝酿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于光远认为这件事影响不小，并给科协负责同志写了信，要求科协“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的问题”。在其后的六年中，中国科协一直不承认这个学会是由他们组织成立的。

7月，著名学者、理论家于光远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发表演讲。他认为所谓“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并从哲学上批判了一些人“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错误。这次演讲的动因是，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出版前加了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而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灵学的变种，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判过华莱士等大科学家做了灵学的俘虏。

10月，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小组不定期地出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

10月，美国一个著名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克里普纳带领的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具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儿童。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一位华侨妇女的协调下，考察团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儿童的特异功能表演。他们发现，尽管一些儿童在不正式的条件下表演很成功，但对他们从美国和加拿大带去的密封样品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异功能来。那些成功的表演全都是用小戏法的途径完成的，可是在场的研究者大多浑然不知。对这样一件大事，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却一直闭口不谈，直到1998年才有航天医学研究所的何宏博士指出，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相当成问题”。

11月，《知识就是力量》第11期开始连载于光远同志的长文：《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这篇重要论文主要内容主要有：（1）回顾了历史上所谓的特异功能，指出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有过，它们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2）指出特异功能完全不符合科学，也经不起科学的严格检验。（3）指出这种宣传的认识论基础是主观经验主义，作为其表现形式的“眼见为实”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4）由于“耳朵认字”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

于光远在文章中提出了进行科学检验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则：第一，试样要密封；第二，测试中不允许用手接触试样；第三，测试前应接受检查以防止夹带；第四，与特异儿童有关的家长、教师等人员在测试中应回避。这样一些规则是严格的科学测试所应遵守的，而且这些规则并不妨碍特异儿童的“功能”。

11月4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讲话《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12月，他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外〉》，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灵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判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并存的”。

1981年的那场争论持续到1982年，直到6月份中宣部发出指导性通知：不宣传、不介绍、不争论、不批判，对弄虚作假者要给予批评或处分。之后，反对者就基本上没有再进行批判。但是支持者以“研究”的名义进行宣传的活动却没有停止。

年初，《百科知识》和《中国社会科学》分别发表了于光远的《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PSI和他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我国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PSI（超心理现象）根本不是事实，Parapsycb010sy是一门伪科学。

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科学报告会。会上于光远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他用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论证再次批评了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说，他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不相信所谓人体特异功能。2月25，《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报告会的新闻并加了编者按，说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一’，但是对“特异功能”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问题的争论不是由《人民日报》来裁定，可以按严格科学程序和方法组织对特异功能进行测试。

3月3日，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震寰找到曾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伍绍祖等人观看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并希望伍绍祖能向胡耀邦反映。虽然“那夭的表演实际上很不理想”，但还是给伍绍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从此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

4月10日，胡耀邦给胡乔木、王任重、方毅、邓力群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个问题（指特异功能），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做过三次批语，指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纸刊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这两条路线（指‘不介绍’和‘不宣传’）。请宣传部门把关。”

4月20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说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对耳朵认字之类不要介绍和宣传”。通知发出后，某著名科学家致信给中宣部某副部长。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对特异功能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以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5月18日，叶剑英在家中观看了张宝胜的表演。6月15日，中宣部再次发出通知，重申在科学上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组织批判和争论；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同时指出，对个别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人，可以给予批评或处分。”

4—7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组织了几个省市联合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实验设计的“五项原则”：（1）试样具有唯一性；（2）辨认“目标”采用“不透光、不可逆”的封装；（3）主试人和被试人均不知“目标”的内容，以做到“双盲”；（4）现场监测可靠，不允许将试样带离现场；（5）实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比较上述实验设计原则和于光远提出的检验规则，只有一项原则性差别就是测试过程允许不允许用手。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如果是测试手的“辨认”功能；那就允许用手；如果是测试耳朵、脚底或腋下的“辨认”功能，那就与手无关，因而不必用手。而且这并不妨碍用手“发功”。因为如果“外气”存在，它的特点就是能够不接触而对物体起作用。

8月，受国际超心理学会的邀请，航天医学研究所的陈信等人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超心理学年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中国有关的研究。当时，中国的特异功能的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除发现耳朵能够认字以外，还发现人体手、腋下、脚底等部位也能“认字”，并“证实这些部位具有感知和分辨可见光波段颜色的能力”。研究者们还研究了“特异致动和转运”等功能。研究报告指出，“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认目标时，具有展开、放大、分层辨认、对比选择、分步显示、自动调整方位等特点。”有些刊物还宣传特异人能进行遥感、透视、甚至能看见死人的灵魂。我国特异功能研究者参加国际超心理学大会表示他们承认，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研究了一百多年的“超心理学”或称“灵学”。

10月，在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某著名科学家发表了《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讲话。他批评《科学美国人》的编辑马丁，加德纳和霍夫斯塔特，这两个人一直是激烈地反对特异功能，说人体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他说：“真正吸引着我们沿着这条曲折而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呢？谁呢？”这段话表明，他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是因为他预测那将导致科学革命。作为一个敏感的科学家有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直到今天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不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异功能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反而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特异功能不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方向。

10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该书披露了震惊欧美的以“特异功能”行骗的以色列人尤里，盖勒的真相，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特异功能的宣传开始改头换面，与气功联系在一起。认为“气功”可以开发“特异功能”，于是掀起了气功热。

某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那是翻天覆地的事，是科学要整个改变面貌，整个世界也会大大地向前发展。”

钱伟长同《中华气功》杂志编辑人员谈话。他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也没有万能的东西。科学是各种事物在发展与进步中互相促进的。科学是没有顶峰的。宣传气功也一样，应该留有余地，不要有迷信。”

3月14日，某著名科学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作“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之后，到1987年10月5日，他在该所一共作了一百多次报告、发言，就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以及科学革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报告后来整理成一本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这些观点对人体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3月30日，《文汇报》发表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香桐的文章：《对大脑研究的哲学思考》，批评了特异功能。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专门的功能。“前一段时期盛传的‘耳朵认字’，用所谓特异功能否认感觉器官的特异性，否认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所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要科学地回答它的挑战，需要脑科学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某著名科学家看到这篇文章后，批评张教授不知道特异功能的进展。“我看这位老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

5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80年10月]5日创刊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

6月12日到19日，在北京举办“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

1984年2月10日，某著名科学家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就会到来。”他认为，不能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这是模仿《共产党宣言》把人体科学比喻成共产主义运动。并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5年《气功与体育》杂志在西安创刊。主编郭周礼原是一个体育教师，气功爱好者。此人值得一提是因为，他后来任“国际气功联合会”和“中华体育气功研究会”两会秘书长，并利用气功进行诈骗。

7月，《读书》杂志发表于光远的文章：《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他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过去不被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重视，而今天成为一个反对伪科学宣传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写它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写的这篇论文，是对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出现的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有力驳斥。”

8月2日，于光远把他在三四年前写的文章收集起来计划出版，但是这本书直到1986年1月才出版。

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6年2月23日，某著名科学家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就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该闻名于世了。”

3月，《气功与科学》发表一篇介绍严新的文章：《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严新开始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位“现代济公”后来成为中国气功界的风云人物。他曾在中国大地红极一时，几十元一张的带功报告门票被炒到几百元，几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有人半开玩笑他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外，在公开场合，群众对任何名人的狂热程度没有超过严新的。

4月5日，某著名科学家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对特异功能，“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科学的范围。”他支持特异功能是因为，“它真正变成科学革命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最后将引起科学革命。”

5月26—31日，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某著名科学家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的革命。”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许是因为感觉到人体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相冲突，因此他认为，“我们工作的环境”不像1981年那时想象的那么好，“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同时批评“一些人创造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是‘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的……有的同志提出这个‘场’，那个‘子’。无非使用一个说不清楚代替另一个说不清。这不能叫做科学。”会上，杨超作了《哲学界在思考》的发言。他说，“人体科学的发展必然引起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6月，严新到北京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资本，但是却为他在北京传功创造了条件。中国气功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了他。9月至12月，严新开始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和一系列气功“外气”实验。

11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这是严新第一次在全国大报上露面。

11月，于光远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时特异功能已经在中国闹腾了近八年。这本书收集了他从198]年7月到]982年4月左右的文章。讲话、书信等，是我国反对伪科学的一本经典之作。

这一年还成立了“人体科学”三人小组，成员有当时国防科工委的伍绍祖、安全部的贾春旺和中宣部的滕藤。之后，这个小组一直领导中国人体科学的研究。1987年，改为四人小组。1990年12月，又改为六人小组。这个小组虽经多次变换，伍绍祖一直在其中，并在1990年后明确他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