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功能与脑疾病

人类研究脑功能常常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这就必然要联系到人脑疾病的表现与治疗。脑疾病的表现既包括人脑调节功能失常的表现，也包括神智功能失常的表现。这就相应地反映了脑功能的两大方面，在面向临床的领域就有两大学科门类——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门学科都要接触脑调节功能的失调和神智功能的失调，而精神病学尤其要涉及后一种失调。临床科学家感到最棘手、最难解释的种种问题，更多是在神智功能失调这方面，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近来提得较多的还有自闭症等。

研究脑是为了解释脑功能，这自不待言。研究脑也是为了解释脑疾病的表现以及治疗脑疾病的原理。研究脑免不了要与脑疾病发生关系，因为脑疾病是脑功能不正常的表现，这些表现可以是整体性的，也可以从属于神经回路活动的某些行为表现，也可以是人的主观感受方面的诉述。

神经病学（neurology）来源于拉丁文（：neuron；-λογíα：-logia，“study of”），它属于医学专业，特定地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具体而言，神经病学研究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周围神经系统（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处于各种不同情况和各种不同疾病（或者说，自主神经系统和躯体神经系统疾病）时的诊断与治疗。神经病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与神经组织密切相关的脑膜、血管及效应组织例如肌肉等的疾病。

“精神”（psych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它是“灵魂”或“蝴蝶”的意思，所以英国皇家精神病院制服的臂膀上就画了一只蝴蝶。精神病学属于医学专业，它致力于研究、诊断、治疗和防治精神性疾病，包括各种情感性的、行为的、认知的和知觉的异常。精神病学（psychiatry）这个术语是由德国医生J. C. Reil在1808年铸造的。从字面上解释，精神病学的含义是：灵魂的医学处理。

虽然有些人认为，所有神智疾病都归属于涉及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的神经疾病，但是传统上仍然把精神疾病分为单独的一类疾病，由精神科的医生来治疗。2002年，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J. Martin教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看法，他是一位受过神经病学训练的医生，他认为，“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个病类分开是人为的，这经常是受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根据科学事实。因为事实上脑和精神是一回事，既然如此，把这两类疾病分开就完全是人为的了。”

神经病经常会有精神病的表现，例如中风后发生的抑郁、与帕金森病相关联的抑郁和痴呆、伴随阿尔茨海默病和亨廷顿病的心境和认知障碍等，仅举数例。神经病和精神病之间并无截然界限。从生物学的基础看，在20世纪的前三个25年，精神病学被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理论所主宰，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药理学观点取代了精神分析的地位。今天，精神病学虽然已经转移到医学模式上来，但是目前的脑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科学家或临床学家可以很有把握地指认某种病理学改变或者遗传学异常，说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神智性疾病（精神病）的确定和可预测的生物学指标。

在20世纪早期维也纳的精神分析方法显露出来的时候，它代表着一种思考人的神智及神智疾病的革命性的方法。而从德国和奥地利赴北美的移民，又把精神分析方法带到了美国。围绕着无意识神智过程的理论激情升温了。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精神病学从与神经病学相关联的实验性医学，转变成为非经验性的学科，聚焦于心理治疗。在20世纪50年代，学院派精神病学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某些生物学根据，逐步转变为一个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学科。在随后的50年里，精神分析耗竭了许多新的研究能量。精神分析不能提出一种可接受强有力检验的假说，然而必须有这种检验才能鼓舞信心。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学界的某些人士想到，经验研究对于今后的学说是必需的。正是由于他们，过去几十年来有一个研究方向得到了推动，就是坚持循证心理治疗（evidence-based psychotherapy）；而另外一个方向是让精神分析和发展着的神智生物学结盟［5］。

A. T. Beck可能是循证心理治疗方向之最重要驱动力量，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分析师。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教导人们说，神智的问题主要起于无意识的冲突，但是Beck确信，意识的思维加工在神智疾病中也起作用。他发现，认知风格［也就是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觉察、代表（representation）(1)和思考方式］是一系列疾病的关键因素，包括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还有强迫观念与行为（obsessive-compulsive）状态。他发现，抑郁症病人有系统性的负性偏向，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有一种不现实的过高预期，只要有可能就把自己压在下面，而对自己个人的将来都是悲观的。Beck讨论了这些扭曲负性的认识。他发现，经过几次治疗，他的病人常常会得到改善，有时是相当快的改善。这引导他发展了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后者是一种系统途径的治疗，聚焦于病人的认知风格及思维的扭曲方面［5］。

这种系统途径使得Beck和其他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研究抑郁症的处理结果。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处理轻度或中度抑郁的病人方面，与抗抑郁的药物治疗相比，认知行为治疗可达到同样的效果；而对于重度抑郁的病人，行为治疗的效果不好，但行为治疗在与抗抑郁药联合应用时有协同作用。Beck的发现鼓励了研究者实行一种基于精神分析方法的、以经验式结果为归属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事实上，研究者们正在适度地开发一些用以检测精神分析特定方面的生物学方法，从而将精神分析和神智的生物学联系起来［5］。

为什么关于神智疾病的生物学，我们知道得那么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发生精神病时出了毛病的神经回路就不清楚。不过，现在正开始辨别抑郁症出现时不正常的复杂神经回路。例如，H. Mayberg和其他科学家应用脑扫描技术，鉴定了这个回路的某些方面，找出了其中特别重要的两个脑区。一个是布罗德曼25区（Brodmann 25，解剖上的胼胝体下扣带区），此区实现情绪应激的植物性反应和运动反应；另一个是右前脑岛，此区在两种作业之下活跃——包含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的作业，以及包含人与人之间经验的作业。这两个脑区还连接到其他重要脑区。所有这些脑区在抑郁症发生时都可能出现紊乱。在最近对抑郁症病人的研究中，Mayberg对每个病人或是进行认知行为治疗，或是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她发现，如果开始时病人的右前脑岛活动水平低于平均，则这种病人对于认知行为治疗的反应比较好，但对于抗抑郁药的反应不好；而那些右侧前岛回活动水平高于平均的病人，则对抗抑郁药的反应好，但对认知行为治疗的反应不好。Mayberg事实上能够预测抑郁症病人的反应，对病人的具体治疗根据病人的基础活性，从病人右侧前岛回的基础活性即可判断，应该使用哪种治疗。虽然我们需要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差别性的基础活性，但是结果告诉了我们关于神智疾病的几件重要事情：①很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神经回路被打断了；②我们可以鉴定特定的、可以量度的神智疾病之生物学标记物，而这些生物学标记物是可以用来预测两种不同治疗结果的，即神智治疗和药物治疗；③神智治疗是一种生物学处理、一种脑治疗，脑所产生的物理变化是可以用脑成像方法检测出来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