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车悖论中，你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功利主义的问题了。
撰文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译 红猪
迈克尔·舍默是《怀疑论者》杂志的出版人。他的最新著作是《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michaelshermer。
如果只有砍掉你的腿才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你砍吗？如果你认为拷打一个人就能问出一枚炸弹的下落、拯救几百人的生命，你打吗？如果对某人实施一段时间的政治迫害就能增加全体公民的福利，你会下令吗？如果这些问题你都答“会”，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建立的伦理体系，归结起来就一句话：“最多人的最大利益”。
现代功利主义可以用那个著名的“有轨电车”思维实验来体现：你站在两条分叉的轨道旁边，远处有一辆电车驶来，如果任它行驶就会压死5名工人，你也可以扳动铁轨，令它驶上另一条岔道并压死1名工人。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会扳动轨道，杀死1人，拯救5个。然而我们只要换一个思维实验，就能看出功利主义的问题来了：你是一名医生，候诊室里有5个垂死的病人和一个健康人。你会割下这个健康人的器官去挽救那5个病人吗？如果连这个你也答“会”，那么你或许就是个变态杀人狂了。
2017年12月，《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在网络版上刊登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超越牺牲性伤害》（Beyond Sacrificial Harm）。在文中，牛津大学学者盖·卡亨（Guy Kahane）、吉姆·埃弗里特（Jim A.C.Everett）和同事区分了功利主义的两个方面，想借此修补它的缺点。这两个方面是：（1）“功能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也就是容许牺牲小部分人从而造福大众；（2）“公正的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也就是你会同意的一种说法：“假设有一笔钱你并不需要，但捐出去就能帮助别人，使他们大大获益，这时候把这笔钱纂在手里就是不道德的。”几位作者还编制了一份“牛津功利主义量表”（Oxford Utilitarianism Scale），回答其中的九个问题，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哪一类人了。我在63分里得了17分，这表示“你完全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康德一样，你不相信最大化的幸福有什么了不起。”
把我和康德比是不敢当的，不过这也引出了对相对主义的反驳，用康德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我们可以将一个行为推向普遍，由此来判断它的对错。比如以这个标准判断，就算在特定情况下说谎也是错的，因为说谎不能推广为所有情况下的普遍行为，否则就会摧毁一切人际关系和社会契约。说回前面医生的例子：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你随时都会在街上被拎出来，用所谓“集体利益”的名义让你牺牲，这可不是我们向往的世界。在历史上，正是功利主义的计算驱动了猎巫人，他们把所谓的“巫婆”抓来折磨，因为他们相信是这些人招来了疾病、瘟疫、饥荒和事故……只要能保护村庄，这区区几人还是烧死吧。到了近现代，功利主义又把这个杀1救5的比例轻易抬高到了杀死100万人拯救500万人的规模，并拿它来为种族屠杀者辩护。（比如杀死犹太人拯救“雅利安”德国人，杀死图西族人拯救胡图族人。）
康德说说谎不对，但如果你住在叙利亚，有一群伊斯兰国匪徒来敲门质问你有没有窝藏同性恋者，有的话他们就要听从所谓“上帝的旨意”把人抓去杀掉，如果你的家里确实藏着同性恋者，那么是没有几个伦理学家会反对你说谎救人的。
在这个问题上，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的伦理学都要遵从天然权利论（natural-rights theory），它认为人一出生就享有生命权，也享有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这些权利绝对不能剥夺，即便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或是遵守一条普遍的原则也不行。就美国而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部《权利法案》来保护个人免受多数人的暴政；就人类而言，这也是为什么下面的观点会推动道德进步：有知觉的个体（individual sentient beings）具有的天然权利高于任何群体、部落、种族、国家和宗教的道德要求。
功利主义虽有缺陷，但如果我们能将其中要求牺牲的一面和鼓励善行的一面分开，那它或许还是能对道德有一定的推动。还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在我们的道德思考中注入善良，由此培育出一颗善心，这样就不必次次诉诸伦理计算了。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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