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崛起的关键

许多科学家尝试通过对比人类与猩猩的不同，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在狩猎和造船等活动中体现出的分工合作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人类特有的“心智”促成了这些更高级的合作形式。

撰文 加里 · 斯蒂克斯（Gary Stix）^[1]

翻译 盖志琨^[2]

在 德国莱比锡的一所心理学实验室里，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紧紧地盯着眼前的木板。上面有他们俩都够不着的小熊软糖。为了拿到心仪的糖果，两个孩子必须协力拉绳子的两端。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用力，绳子就会落下来，他们将一无所获。

在几千米之外，莱比锡动物园类人猿研究中心灵长类活动园的一个有机玻璃箱中，研究人员正在重复着相同的实验，不过这次实验的对象换成了两只黑猩猩。如果这两只灵长类动物能通过测试，它们都将获得美味可口的葡萄作为奖励。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小孩和黑猩猩，以解决一些令人头疼的难题：人类这个物种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人类与黑猩猩有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但人类为什么能够成功占据这颗星球的每个角落，建造了埃菲尔铁塔、波音747和氢弹？而黑猩猩却仍然像7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那样，在非洲赤道的热带雨林中寻觅晚餐，古人类与类人猿究竟是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在数以十万或百万年计的进化尺度上，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与众不同？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并能应用数字和其他符号。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只要在正确指导下，黑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也能加减数字、操作计算机并且点燃香烟。

人类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于类人猿，究竟有多少不同，仍是目前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不过，目前的一些研究，比如由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在莱比锡开展的实验，已经可以给出较有说服力的答案。该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鉴别出一种人类独有，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认知特征。大约满一岁之前，小孩就开始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感觉，知道父母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当父母看着，或指着某个方向时，小孩也会跟着看过去，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了这种全新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黑猩猩也能够弄明白同伴的脑子里正在想什么，但在这方面，人类走得更远：在做一项工作时，婴儿和成人能协同思考，共同去完成必须执行的任务。婴儿和成人可以互相把球丢来丢去，就源自这种微妙的认知优势。

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这种思维融合可能是发生在几十万年前的一次关键事件导致的，正是这一事件决定了人类之后的进化之路。几个人聚在一起，组成小队，共同狩猎或采集食物，这种协作方式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认知变化，导致了语言的发展和各种文化的出现。

上述关于人类心理进化的解释，是综合了各种儿童和黑猩猩研究之后的结果，目前仍然只是推测，所以还有不少质疑者。但是，这种解释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视角，去了解那些让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认知能力是如何起源的。

棘轮效应

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用于研究人类与大猩猩行为差异的基础设施，可以同时进行数十项研究。这里还有一个大型数据库，包含20 000多名儿童的信息，研究人员可以从中挑选受试者；距离研究所几千米外的莱比锡动物园里，还有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研究人员可以在该中心调用黑猩猩或其他任意类人猿成员，如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

17年前，德国重新统一后不久，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要建立这样一家人类研究所，首先要正视曾被玷污的德国人类学，这与当时纳粹的种族理论、尤其是与人类学家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人体实验有关。研究所的创立者竭力从全球招募包括遗传学、灵长类动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非德国本土科学家来担任各个研究团队负责人。其中就包括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心理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塞洛现在已经64岁，从小生活在佛罗里达半岛中心一座盛产柑橘的小城。他的学术生涯，始于他在佐治亚大学写的一篇学位论文，文中详述了蹒跚学步的孩子是如何学习一门语言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做博士研究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经常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首要特性。

托马塞洛的博士论文很有趣，记述了他两岁的女儿如何学会人生中的第一个动词。“play play”或“ni ni”等原形词的出现，反映了婴儿用各种语言要素反复试错的天然倾向，而这种做法也会逐渐出现在语法和句法结构的学习中。不过，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却与前述过程相反，他们认为，语法像大脑中一种先天存在的遗传硬件。在托马塞洛看来，这种解释属于“还原论”（reductionism，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范畴。托马塞洛说：“像语言这样复杂的东西，它不可能像我们对生的拇指一样，可以直接进化出来。”

由于一直致力于语言研究，托马塞洛在看待文化与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时，眼界更开阔。托马塞洛意识到，仅凭自然选择，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人类仅在和黑猩猩分道扬镳后不久，就能“发明”出复杂的工具、语言、数学和精妙的社会制度，因为自然选择通常只作用于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以，我们的祖先必定具有某些天生的智力能力，以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快速增强寻觅食物和遮身蔽体的能力，从而能在各种环境下繁衍生息，不管环境有多恶劣。而在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中，这种智力能力是不存在的。

20世纪80年代，托马塞洛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他在该校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primate research center）开展试验，对比儿童与黑猩猩的行为，寻找前文所说的那种能力存在的线索。这项研究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以至于1998年以后，他仍然在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在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能力时，托马塞洛注意到，类人猿可以像人类一样，模仿对方。一只黑猩猩会效仿另一只黑猩猩，用一根木棍钓取蚂蚁。然后，种群里的其他黑猩猩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做了更细致的观察后，托马塞洛发现，黑猩猩能够理解木棍可以用作“蚂蚁钓竿”，但它们并不会模仿或学习钓取蚂蚁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会去同伴那儿学习木棍的用法，然后做一些改进，制作出更新、更好的蚂蚁捕捉工具。与此相反，在人类社会中，这类改进或创新恰恰是最显著的特性。托马塞洛称之为“棘轮效应”，因为人类能改进自己的工具，使它们更好用，然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后代；接着，后代自己会做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像向棘轮一样不断提高。比如，投掷石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猎杀乳齿象的一个小发明，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后，就演变成了弹弓，然后是弹射器、子弹、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文化棘轮”粗略解释了，作为物种之一，人类为什么在地球上如此成功。但同时，这又牵出另一个问题：人类在传递这类知识时，有着怎样的心理和智力过程？答案可能要从几十万年前古人类在生理和行为上的变化说起。由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认为：随着大脑变大，群体规模扩大，文化的复杂性也会成比例增长。科学家现在知道，在以色列凯塞姆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生活在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它们很可能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而且在那时，它们就已经拥有了容量几乎和我们一样的大脑。

跨物种智商测试

聪明的黑猩猩?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人类因具有更高的一般智力（记忆或策划等），因此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在德国莱比锡开展的一项对比研究发现，黑猩猩和人类婴幼儿的智商几乎相同（猩猩稍微差点），但人类婴幼儿具备了更好的社交能力（与人沟通、向他人学习、揣摩他人想法的能力）。

托马塞洛推测，由于拥有了更大的脑容量，而且当时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于是古人类渐渐开始学会使用策略，更聪明地追踪和抓捕猎物。用长矛狩猎（当时的新发明）就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一些缺陷。当时的狩猎方式也给团队内的成员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因为狩猎团队在追踪和围捕猎物的时候，所有人必须分工明确，紧密合作，任何一个没有团队精神的成员，都将被逐出狩猎活动，而一旦脱离团队，个人前景会变得非常黯淡。“如果我在团队中表现不好，”托马塞洛解释说，团队的其他成员就会决定，“我们不跟他一起狩猎了”。在托马塞洛看来，现代人的祖先从其他古人类群体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们进化出了高度的社会属性。

由于在考古学中，很难找到合适的骨骼化石和古人类的工具来为托马塞洛的假说提供支撑，因此他只能另辟蹊径：把人类近亲黑猩猩与尚未学会说话或还没上学的孩子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获得一些间接证据。在还没上学的孩子身上，研究人员可以评估，在受到文化影响之前，人类的认知能力处于什么水平，而这部分认知能力，可以视为天生的。

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莱比锡开展的研究已经发现，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相似性远多于不同之处，当然，这也凸显了托马塞洛所说的“小差别导致大不同”。在托马塞洛的指导下，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发展与比较心理学系的埃斯特·赫尔曼（Esther Herrmann）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规模宏大的研究，该研究自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才将成果发表在《科学》上。在这项研究中，赫尔曼和同事对来自非洲两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的106只黑猩猩、印度尼西亚的32只猩猩以及105位两岁半的莱比锡孩子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

研究人员开始着手探讨，人类拥有了更大的大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比类人猿更聪明。如果真是这样，更聪明又意味着什么？首先，研究人员需要测试这三个物种的空间推理能力（四处搜寻已经设置好的奖品），

然后是辨别数量多少的能力和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事实证明，人类婴幼儿和黑猩猩在这些项目上的得分几乎相同，只有猩猩表现得差一些。

进行社交技巧的测试时，原本平分秋色的测试对象突然变得没有可比性。在测试沟通交流、向他人学习、揣摩他人意图的能力上，人类婴幼儿轻松击败了黑猩猩和猩猩（因为猿类无法使用语言，所以专门为它们调整过测试方法）。就像在《科学》上提出的那样，研究人员对测试结果的解释表明，人类婴幼儿天生并不具备更高的智商（一般智力），而是拥有了一项特殊的能力——“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这项技能为他们后来向大人、老师和玩伴学习做好了准备。赫尔曼说：“这是我们首次发现，社会认知能力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能力。”

要进一步研究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需要弄清楚人类那种高度社会属性背后的心理过程。托马塞洛研究发现，大约在9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和孩子就可以相互理解对方的想法了——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过程称为“心智理论”。每当父母和孩子一起看向小球或方块，并用它玩游戏的时候，他们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对方的想法。此时，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关于小球或方块的“精神意象”（mental image），这就跟一群海德堡人把正在追赶的小鹿想象成它们的晚餐一样。这种在与他人玩游戏，或实现共同目标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就是托马塞洛所谓的“共享意向”（他借用的哲学术语）。在托马塞洛看来，“共享意向”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这是一种可以引发重大影响的微小差异，来源于人类固有的一种社会性合作倾向，而这种倾向是黑猩猩或其他任何物种所不具备的。

“心智”的优势

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注意到，黑猩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的想法。但它们这种天然倾向的方式很特别，不论这些黑猩猩学到了什么，一律都想通过这些技能在觅食或求偶的竞争中胜出。看起来，黑猩猩的头脑就像卷入一场“权谋诡计”：“如果我这样做，它也要这样做吗？” 托马塞洛解释到。在2010年10月，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做报告时说：“你不可能看到两只黑猩猩一起搬运一块圆木。”

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绳—板实验”中，正式证明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标志性差异。实验中，莱比锡动物园里的两只黑猩猩都要拉动板子上的绳索，才能得到葡萄。如果食物放置在板子的两端，黑猩猩会直接去拿离它们最近的葡萄。但是，如果食物放在板子中间，那么更强势一些的黑猩猩就会率先抢夺食物，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居于弱势的黑猩猩就只好放弃。而在研究所的儿童实验室里，无论小熊软糖放置在板子中间，还是两端，孩子们都会一起分工合作。当食物放在中间时，3岁的孩子会通过谈判、协商，保证每个人都获得相同的份额。

托马塞洛认为，古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知道为了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做些什么，是因为社会性互动在当时已经萌芽，并且也有了一种合作文化。这是一种“共性”，也就是说，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大致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正是这种“共性”，为发展出新的交流方式奠定了基础。

古人类能够制订并理解共同目标（还能够凭直觉，立即知道狩猎的伙伴在想什么），这也让它们的认知能力可以朝其他方向延伸，比如使用手势进行交流时，人类祖先使用的手势就比猿类更多更复杂。

古人类的基本手势可能一度与类人猿的非常相似。就像现在的黑猩猩所做的那样，古人类也有可能通过指方向来传达命令，“给我这个”或“去做那个” ，它是一种以个人需求为中心的沟通形式。现在的黑猩猩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远古人类的经历，可惜的是，它们仍然没有尝试使用这些手势教学或传承信息。

对于人类来说，随着大脑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手势也逐渐有了新的含义。如果猎人在森林中指向一块空地，在附近的同伴就会立即明白，他在表示那里有鹿在吃草。这样的手势也可以在现代生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我可以通过指向来表示‘让我们去那边喝杯咖啡’，而不用语言。”托马塞洛说，“这个动作中，‘那家咖啡馆’可以通过手指的指向来表示，而我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即使人类的婴儿也能理解这种指向的含义，但黑猩猩却不能。这种差异在实验中尤为明显。一个成年人和一个一岁的婴儿玩游戏，实验者先让婴儿知道，他们想要的小球或方块被习惯性地放在某个盘子的特定位置。在某个时刻，即使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婴儿也会指向空空如也的盘子，表明他想要的那个玩具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孩子知道大人会做出正确的推理，因为指向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的能力，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也经历了类似的实验，只是把原来的玩具换成了食物，但当它们面对空空如也的盘子时，却从来没有举起过一根手指。

当孩子的年龄稍大一些以后，他们才开始懂得一些肢体语言，比如把手放到嘴里表示饥饿或口渴。在研究的过程中，黑猩猩看到这些手势后却完全一无所知。当人用锤子敲碎坚果取出果仁的时候，黑猩猩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但当同一个人在自己手上做出反复敲击的行为，来展示进行同一动作的想法时，黑猩猩却完全糊涂了。

作为认知能力的延伸，肢体语言为一些抽象想法或概念的交流奠定了基础——抽象想法或概念是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群体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一个部落还是一个国家。有了肢体语言，人们就能表述一些故事线索，例如表达“羚羊在山的另一边吃草”时，可以让双手呈V形举过头顶来表示动物，然后用手比划上升和下降来描绘山坡。之前对比实验中的场景表明，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小孩，也对很多常规活动的标志性手势有着天生的理解能力，但黑猩猩却没有。

肢体语言也不局限于摆手或摇头等身体姿势，还可能通过发出声音来代表某种特定的对象或行为。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部落中的竞争也逐步出现，这些喉咙里的噪声就可能进化成语言，进一步提高人类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善于分工协作的群体将在竞争中胜出，那些彼此争得不可开交的群体只能走向失败。

人类不断提高的认知能力也可能推动了狩猎、捕鱼、植物采集或结婚等特定的实践活动，并把它转化成了文化传统（“我们”做事的方式），从而期望被整个群体接受。社会规范要求每个个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群体的共同价值——“群体意识”（groupmindedness），即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必须符合自己的角色预期。而且社会规范产生的一系列道德原则，最终奠定了各个组织机构的基础，并且赋予它们一定权力，执行人们赖以生存的规则，比如政府、军队、法律和宗教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行为都启蒙于一群群狩猎者某种特殊的思维形式，而现在，它们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从未走上这条路。非洲象牙海岸的黑猩猩也会聚集起来猎捕疣猴，但就像托马塞洛解释的那样，在追上猎物以后，每只黑猩猩都在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获取更多食物，而人类的狩猎采集者，即使在现代背景下，也会在追踪猎物时密切合作，之后还会公平地分享战利品。因此托马塞洛认为，类人猿和其他强食者，如狮子，可能也会出现合作，但在它们种群内合作的动力，在本质上仍然是竞争。

争议不断

“托马塞洛版本”的人类进化史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即使在他工作的研究所也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在他办公室楼上的灵长类动物学系，凯瑟琳·克罗克福德（Catherine Crockford）为我们展示了她的研究生利兰·萨姆尼（Liran Samuni）今年3月录制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黑猩猩，它居住在靠近利比里亚边境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塔伊国家公园（）里。

这只被研究人员称作“将军”（Shogun）的黑猩猩，正准备吃掉刚刚抓到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疣猴。但是，“将军”无法独自搞定这只仍然活着的猎物，于是便抓耳挠腮，发出一系列刺耳的“召唤尖叫”（recruitment screams），向躲在树冠里的两只体型稍大的黑猩猩寻求帮助。两只黑猩猩中，一只名叫“库巴”（Kuba）的很快到达现场。这时“将军”稍微镇静了一些，终于下口咬了猎物。吃得满脸是血的“将军”此时继续尖叫，将另一只黑猩猩“伊布拉西姆”（Ibrahim）也唤了过来。这只年轻的黑猩猩把它的手指放到“伊布拉西姆”嘴里，作了一个“安抚手势”（reassurance gesture）。这类似于人类的“击掌”动作，表示一切都好。“伊布拉西姆”则通过不咬“将军”的手指，对寻求情感支持的同伴给出正面的反馈。然后，3只黑猩猩共享了这顿丰盛的大餐。“有趣的是，“将军”唤过来的这两只黑猩猩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它们很可能把猴子整只夺走，”克罗克福德说，“但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它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容许‘将军’一同进食。”

克罗克福德认为，对于黑猩猩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我并不认为，这就是黑猩猩所能进行的最高程度的合作，”她说道，“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而言，托马塞洛的观点确实绝妙，也非常清晰。但是，我们正在向这一领域引进新的研究工具。未来，应用这些工具，我们才能够确定，这是否是黑猩猩所能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合作。”克罗克福德和另外几个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些测试方法，鉴定黑猩猩尿液中的催产素（oxytocin）。催产素是一种具有社会维系作用的激素。有研究表明，当黑猩猩分享食物的时候，它们体内催产素的水平会上升，这表明，它们可能在进食的过程中互相合作。

克罗克福德在莱比锡完成了她的博士研究，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托马塞洛，以及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灵长类动物系的主任克里斯托夫·伯施（Christophe Boesch）。伯施一直用自己在塔伊国家公园进行的大量研究，反对托马塞洛的观点。他发现，黑猩猩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协作性：在围捕猴子的过程中，一只黑猩猩会诱导猴子向特定的方向逃窜，其他黑猩猩则会沿途围追堵截。在这一点上，伯施跟埃默里大学耶基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非常一致（参见第62页《我们为什么会协作？》）。不过，还是有人用截然相反的观点批评托马塞洛。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的丹尼尔·普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声称，托马塞洛认为黑猩猩能理解同伴的心理状态，这夸大了黑猩猩的认知能力。

托马塞洛自己似乎非常乐意成为学术争论的中心。他说：“在我看来，伯施和德瓦尔正在将猿猴人化，普维内利则将它们看做老鼠。但猿猴既不是人，也不是老鼠。”他开玩笑地补充道：“我们是中间派。既然两方在攻击我们时火力相当，那我们多半是正确的。”

许多人对托马塞洛的观点持深深敬仰的态度，这也缓和了他所受到的强烈抨击。“过去，我认为人类和黑猩猩非常相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说，“现在，托马塞洛多年来的工作使我开始相信，事实确如他的研究结果一样：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存在一种微小的差异——人独有一种主动与他人分享的意向。正是这种能力带领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最终到达新的彼岸，赋予我们一种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

要解决这些争论，我们需要在动物园、实验室和野外研究站进行更多研究。也许通过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哪些黑猩猩也能理解同类的想法（心智理论）。托马塞洛小组正在进行一些其他研究，其中一项是想弄清，在研究人类的行为时，如果对非洲或亚洲的孩子进行类似的测试，是否也能得到从德国儿童身上得到的结论？也有研究者想弄清，德国学龄前儿童是否能跟肯尼亚北部半游牧民族桑布鲁人分享判断对错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sense）。

也许，人类与猿类之间还有尚未发现的差异。与托马塞洛长期共事的同事、莱比锡动物园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研究中心主任何塞普·科奥（Josep Call）认为，也许“共享意向”不是解释人类与众不同的唯一因素。他说，其他的认知能力，也可能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化分离的原因，比如揣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能力。

也许，当科学家对大脑内部进行深入探测以后，会针对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共性做更精细的鉴别和研究。在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另一层楼里，另一项研究在同步进行。2009年，由斯万特·帕博（）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测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序列，在近期发布的一本书中，他们推测，托马塞洛关于人类思维独特性的观点，最终可能会通过基因分析得以验证。

上述研究如何开始？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是，在研究黑猩猩和人类行为的同时，把自闭症研究也结合起来，观察并研究引起自闭症的数百个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患有这种病症的孩子跟黑猩猩非常相似，难以理解他人的暗示。科研人员可以把自闭症患儿与正常孩子的基因进行对比，再与黑猩猩的基因对比，甚至也可以与我们进化上亲缘关系最近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进行对比。类似研究能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基因基础，同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短几千年，我们就从一群觅食者发展成了人类社会，我们不仅在寻衣觅食和建造住所的能力上比黑猩猩技高一筹，还能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成员提供交流的机会。现在我们可以在一天时间内去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能像在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那样，迅速地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图森（美国城市）或廷巴克图（西非城市）。

视频：

对话迈克尔·托马塞洛：我在研究什么？

扩展阅读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Michael Tomasell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Humans Have Evolved Specialized Skills of Social Cognition: 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 Esther Herrmann, Josep Call, María Victoria Hernàndez-Lloreda, Brian Hare and Michael Tomasello in Science, Vol. 317, pages 1360–1366; September 7, 2007.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 Michael Tomasell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e Morning of the Modern Mind. Kate Wong; June 2005.

[1] 加里·斯蒂克斯是《科学美国人》的资深编辑。

[2] 盖志琨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2012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与演化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