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种子入土

罪恶的种子入土

吕不韦久在山东六国经商，对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非常熟悉的，也非常有远见地看出大国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事实上，虽然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东出函谷关攻城略地，但是秦在山东士子眼中依然是尚未开化之地。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被秦人所认可的。

按理说，经济实力并不差的秦国并非没有能力大力养士，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秦国所推行的治国理念沿袭了商鞅的法治思想。而商鞅的治国理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耕战为本。为了贯彻举国上下人人求战的习俗，秦国对一切涉及文化风尚而可能导致民心涣散的士人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意在防范其他六国浮华的风气对秦人的影响。

与此相反，战国时期尤其是山东六国的中官学是异常盛行的，其中尤以会聚了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最为出名。这座齐威王后期兴办起来的稷下学宫经历了齐威王、齐宣王、齐襄王和齐湣王四代，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稷下学宫都是天下士子的向往之地，而齐国也是天下学问的集中之地。(www.guayunfan.com)

除了官学以外，山东六国所盛行的养士之风在秦国几乎也不见踪迹。在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开始形成并壮大。虽说这些人鱼龙混杂，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人，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天下其他阶层中过滤出来的人才，而尤其以平民士人为主流。这些人于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于私可以是自己的私人势力。但秦一直奉行的是耕战立功，普通士人很少有晋升的机会，也没有哪个皇室贵族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地养士。这样一来，愿意入秦的士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此番情形之下，吕不韦要做的就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试图让秦国不仅在军事而且在文化上与山东六国并立。而要完成这一步，也只有吕不韦一人能够做到。吕不韦凭借的就是自己在秦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史记·吕不韦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后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用这种方式为秦聚集起了大批的人才。

为了体现秦国引士的成果，吕不韦集门客的智慧，编纂了一本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一共20多万言的《吕氏春秋》。而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从这本书中衍生出来的“一字千金”的典故。这在现代人看来，将著作公布在咸阳市门，“悬赏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做法无疑是一次极为高明的市场营销行为，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强大自信。

《吕氏春秋》对秦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吕氏春秋》的内容来看，他体现了战国后期各种学术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在这部政治论著中，吕不韦主张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编纂这部书的时候，吕不韦的目标相当地宏大，他希望借此为将来统一后的中国提供一整套的治世方案。后人对吕不韦编著这部书的意图进行了精辟的说明：“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必有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亡之典礼也。”可以说，《吕氏春秋》是当时的统治者主动选择统一思想方案并用行政手段加以推广的第一次尝试。

《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这其实并不是很准确的，此书其实是一种帝王之道，是先秦各种政治思潮和各种学术流派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各家思想进行吸收，而是取其精英，看似庞杂，实则有着明确的理论根基。

从现代意义上讲，《吕氏春秋》的眼光无疑是超前的。它在文化上采取了一种极为包容的政策，它既不试图取消或者贬低某一种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同时也不过分推崇和尊奉其中的任何一派，而是试图超越当时的诸子百家，容纳当时一切对君主专制有用的思路和方略。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吕不韦组织编纂《吕氏春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这个目的在他为此书写的《序意》中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这其实就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将自己比作黄帝，而嬴政则是颛顼，同时也暗示嬴政应该像颛顼那样接受黄帝的教诲。而自己费心费力编纂的《吕氏春秋》也应当成为秦王嬴政将来行政所用的教科书。但这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他的一个重大失误而断送了。他寄予厚望的《吕氏春秋》并没有被嬴政尊奉为治世的法则，反而被后世冠以杂家的名号。那一向精于算计的吕不韦犯下了什么错误呢？那就是无意中将一颗名叫嫪毐的种子引入了后宫。这个失误最终让吕不韦招致了杀身之祸，也曾经一度让秦国的前途蒙上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