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坟墓

帝国的坟墓_泥土文明的侵蚀

治水必先治山。

大禹

19世纪40年代初，一位名叫约翰·罗伊德·史蒂芬斯的纽约律师（同时也是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在中美洲的丛林里找到了四十余座古城邦遗迹。在发掘了危地马拉边境的科潘遗址（Copan）之后，他继续北上来到了墨西哥被废弃的城市帕伦克（Pelenque），然后回到了北临墨西哥湾的尤卡坦（Yucatan）。这一路的所见让史蒂芬斯意识到，这些丛林里隐藏了一整个失落的古文明，而他的发现也震惊了整个北美。美洲本土的文明竟能与中东古文明相媲美，这与白人移民眼中的美洲——一个需要教化启蒙的原始大陆——相悖。

在史蒂芬斯发现古城邦废墟的一个半世纪以后，我站在雄伟的蒂卡尔（Tikal）金字塔塔顶，重温他当时发觉周围山丘其实是古建筑群时的情景。地形本身勾勒出了那个已被巨大树木所占领的失落之城，树根盘踞在一堆堆表面满是象形文字的瓦砾上。高出树冠的一个个神庙顶是这个古老的热带帝国唯一的标志。

蒂卡尔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中东、欧洲或是亚洲——被一次次重演，只是主角和社会背景不同。这些已逝的古文明曾经辉煌的首都，如今靠旅游为生。是土壤的退化导致了这些早期文明的毁灭吗？或许两者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土壤问题，的确一次次让文明在面对不友善的邻邦、内部社会政治骚动，以及严冬或干旱时变得不堪一击。

虽有诸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破坏环境直至灭亡的先例，“重拾已逝的古代土地管理方式之梦”依然是当代环保宣传的惯用辞藻。不可否认，古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想法，一直深植于西方文明的神话，被铭刻在《圣经》的“伊甸园”意象和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观念中。而事实上，古代社会不大懂得如何保护土壤——无论是在农田扩张遍布山野，或是在村庄融合为城镇的过程中，都未形成明文规定或口口相传的土地使用之道。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许多文明都为我们展示了相似的发展模式：先是经历缓慢而稳定的人口增长，紧接着便是出乎意料的社会衰落。

当代人往往过分相信“失落的乌托邦”的故事，古希腊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赫西俄德（Hesiod），一位跟荷马同时代的诗人，于公元前800年写下了现存最早的描述古希腊农业的著作。那时，即使是希腊最大的庄园，也只能出产比养活奴隶主、奴隶及其各自家庭所需水平多一点的粮食作物。正如尤利西斯的父亲勒替斯（Laertes）那样，古希腊的早期领导者会亲自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

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对希腊农业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论述。那时，富有的地主们开始雇用监工看管奴隶；即便如此，色诺芬仍然建议地主们要观察其土地的承载力。他说：“在开始耕作土壤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什么作物最适合生长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土里生长的杂草，来了解这片土壤最适合哪些作物生长。”[7]色诺芬还建议农民通过向田间施撒粪肥以及作物残茬焚烧后的灰烬来滋养土壤。

古希腊人知道粪肥和有机物堆肥的施用特性，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实施了这一做法便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在欧洲文艺复兴、古典思想复苏之后的数百年间，历史学家都在颂扬古希腊人如何细心管理和使用他们的土地。但现今希腊的土壤状况，却为我们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土壤侵蚀导致文明毁灭的故事。

古希腊地图。

大部分的希腊高地覆盖着薄薄的石质土，仅有五分之一的希腊土地适于农业耕作。土壤侵蚀对社会的不利影响自希腊古典时代便为人所知；希腊人通过补充土壤养分并在坡地上筑坝平土来延缓土壤侵蚀。尽管如此，雅典周围的山丘到了公元前590年已经变得光秃，如何养活这座城市也成了问题。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以至于著名的政治家和宪法改革者梭伦（Solon）提出了禁止在陡坡耕作的禁令。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城邦所需的食物，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是由埃及和西西里岛供给。

帕特农神庙。蛋白相纸印像，威廉·詹姆斯·斯蒂尔曼制于1869年。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把他的家乡阿提卡（Attica）的岩石坡地景观，归因于早期希腊森林砍伐造成的土壤侵蚀的后果。他还谈到土壤在塑造雅典社会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早期的土壤更为肥沃。柏拉图认为，雅典周围的土壤能够反映出这一地区从前的样貌，他引据表明，这些如今裸露的斜坡上，曾覆盖着郁葱的森林。“肥沃松软的土壤流失以后，剩下的只不过是大地的皮肤和骨骼。在侵蚀还未发生的年代，菲利斯（Phelleus）的岩石平原上曾经覆盖着肥沃的土壤，山顶上曾长满茂密的树林——今天，我们仍然能找到些许痕迹。”[8]看到雅典如何运用其周边土地的自然肥力而成长为地域强邦，柏拉图指出，一座城市的财富之花根植于它的土壤。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赞同柏拉图所说的古希腊青铜时代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土壤生产力的减退。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1—前286年）区分出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土壤和它们的分层组成，包括心土层之上富含腐殖质、能为植物提供养分的表土层。泰奥弗拉斯托斯对肥沃的表土层与其下土层做了重要区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希腊青铜时代的土地使用导致其土壤退化的迹象。在经过了几个文明几千年的兴衰之后，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态学家证实了亚里士多德对各个时间段的推测：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农民来到这一地区；公元前3000年，数十个农耕聚居地分布在整个地区；农耕活动变得密集的时期，正好与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发生第一次严重的水土流失的时间相重合。但是，这些知识并没能阻止希腊古典时代的人们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整个希腊地区——从阿其夫平原（Argive Plain）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格利斯（Argolid）南部，到色萨利（Thessaly）和马其顿东部——的土壤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末次冰川作用末期的剧烈气候变化，都未能造成这一地区土壤侵蚀的增加。相反，伴随着冰川期后的气候回暖，橡树林取代了草原，在希腊乡村繁茂生长，形成了深厚而肥沃的森林土。在这一变化的作用下，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希腊的土壤在几千年间增加了半英尺到几英尺的厚度。直至耕犁的出现，土壤侵蚀的速度才超过了土壤增长的速度。

希腊的第一个小村落，位于附近有可靠水源供应且土壤优良的山谷地区。当人口增加遍布山谷时，农人便开始开垦更为陡峭且生产力较低的山坡。广泛的耕作和放牧将土壤从山坡上剥离，被反复耕作的厚土层在山谷中堆积。如今，在这一地区植被稀少、岩石裸露的山坡上，仍然可以找到古时的农耕文物。

谷底的沉积物和山坡上残存的土块，记录着整个希腊土壤形成与侵蚀的循环过程。山谷最底层的沉积物，可以追溯至过去二十五万年冰川期与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的时期。再往上的沉积层则反映出更近期的山坡土壤侵蚀期，以及穿插其间的土壤形成期。在后冰川时期被反复耕种的山坡土壤的沉积层，最早出现于希腊青铜时代农业萌发的时期。沉积层反映出，当农耕活动遍布山谷并扩散至山坡时，细节不同但大致相似的土壤侵蚀期在古希腊反复出现。

比如，阿格利斯南部的土壤，记录着后冰川时期因土地集约使用造成的四个主要的土壤侵蚀期。第一个侵蚀期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500—前3500年，当时深厚肥沃的林地土壤开始被早期农民广泛耕犁。大约在公元前2300—前1600年，犁具的使用和在陡峭坡地的耕种，导致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土壤流失。在希腊文化达到全盛的古典时代到来之前的黑暗时代，山坡土壤得到休养恢复。之后，该地区又经历了罗马时代后期的人口大量增长，以及公元7世纪的人口缩减。据估算，自青铜时代农业开端以来，大约十五英寸厚的土壤从阿格利斯高地流失。而在低地山坡，更有近三英尺厚的土壤可能被剥蚀。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其夫平原的山谷底部的沉积物，也证实了在过去五千年间有四个土壤大量流失的时期。今天，厚厚的红棕色土壤只能在没被溪流冲蚀的山洞和山脚发现。残留的山坡土壤和考古遗迹显示，自希腊青铜时代以来，曾有过数个长达百年的，以人口高度聚居、土地集约使用和土壤侵蚀加速为特征的时期，其间穿插着长达千年的、拥有低密度人口的土壤再生形成期。

亚历山大大帝的家乡，希腊东部的马其顿，也经历了类似的土壤侵蚀期，同时还伴随着后冰川时期的溪流回涨，随后是一段景观稳定期；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土壤侵蚀的速度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到7世纪的时间里再次翻番；新一轮的土壤侵蚀发生在15世纪以后——马其顿土壤的变迁，与希腊其他地区一样，大致是以千年为周期。

区域性的气候变化不能解释在古希腊人口聚居的“繁荣—衰退”的模式，因为各个地区人口聚居与土壤侵蚀的时间段都有所不同。现代地质考古的调查表明，土壤侵蚀阶段性地破坏当地文化，迫使人们移居，引发农业耕作的变化，甚至是周期性地造成对整个地区的遗弃。

一个古老的地缘政治奇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表明人们是如何摧毁希腊土壤的证据。帕尼斯山（Parnes）的北坡划定了维奥蒂亚（Boeotia）和阿提卡两个城邦之间的边界。奇怪的是，该地区属于阿提卡，但只能从维奥蒂亚进入。由于雅典人无法接近这一区域，而维奥蒂亚人不能使用它，所以该地区始终是森林。虽然这两个城邦的中心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土壤侵蚀，但这片位于边境的无人地带却仍保留了植被和深厚肥沃的森林土。

青铜时代大规模的土壤侵蚀，与农耕方式发生变化以适应人口的大幅增加的时间段相重合。随着靠木棍挖掘、溪流灌溉的高度本地化的农业，转变为以修整和耕犁大片土地为基础的雨养农业，聚居地开始扩张。最初，伴随着农业的蔓延，原本极低的坡地土壤侵蚀速度缓慢增加；直到青铜时代，土壤侵蚀速度增加了九倍。随后，侵蚀速度一度又回落至接近自然侵蚀的状态，然后在希腊古典时代和罗马时代再增加了九倍。

到了希腊古典时代，几乎全境的土地都已被耕种。沉积在河谷最底部的大量泥土，记载着最早期的农垦活动如何使坡地的森林广泛出现土壤侵蚀。在一些地区，后期发生的土壤侵蚀，看起来反而不如农业初次到来时严重，这是因为持续的耕种和放牧已经使深厚的土壤层无法再次形成。即便如此，一系列针对土壤侵蚀所展开的控制措施，比如在山坡上建造梯田，以及为减缓冲沟扩大趋势而建起的拦沙坝，也都提供了人类努力拯救土壤的直接证据。

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多种作物，显示出希腊在青铜时代前的农业是高度多样化的。绵羊、山羊、牛和猪被饲养在被集约耕种的小型农场上，其上还种植着多样化的作物。其后，依靠牛力拉动耕犁的农业的遗迹，记录着从多样化的小规模农场向大型种植园的渐进转变。到了希腊青铜时代晚期，大面积的土地由擅长谷物种植的大宅所控制。当小型农场进一步扩张到易发生水土流失的边缘地区，橄榄和葡萄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是巧合——这些作物在薄薄的岩石土壤上生长良好。

赫西俄德、荷马和色诺芬都描述过被称为“二圃耕作制”的农地轮休模式。当时常见的情况，无论是休耕田还是耕作田，都要进行一年三次的翻犁——春季一次，夏季一次，秋播前再犁一次。不断的翻犁使土壤逐渐向山下流失，田地裸露而易受侵蚀。赫西俄德曾建议，要使用经验丰富的犁地人，因为他们在任何状况的土地上都能犁出直沟；然而到了希腊古典时代，农地已经从平地蔓延至山坡，人们通过建造梯田，来试图阻止水土流失，并延长坡面耕地的生产力。

现代的例子显示了希腊的土壤能如何迅速地被侵蚀。在一些过度放牧的山坡上，有五十年树龄的橡木灌木丛，挺立在1.5英尺高、周围已被侵蚀的残余土块上——这表明现代土壤的侵蚀速度达到了每年0.25英寸以上。根茎突出地面多达2.5英尺的活树显示出，过去几十年间土壤年平均侵蚀速度在0.5英尺左右。当土壤直接暴露在雨水的影响下时，其流失速度更加明显，连普通的观察者也能轻易看出来。

公元前776年，希腊人举办了第一届奥运会；六百多年后，到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克摧毁了科林斯，把希腊并入罗马帝国的疆域。至此，在经历了第二次严重的土壤侵蚀后，希腊已不再是主要强邦。一些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已经显示，罗马人是如何像希腊人一样，也因加剧土壤侵蚀而阻碍了社会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克劳迪奥·维塔—芬兹，在利比亚河岸从曾被认为是来自冰川时代的沉积物中捡到了古罗马的陶器残片。由于不明白为何这里有如此多的近期河流沉积的泥沙，维塔—芬兹观察了周边散布的古代水坝、蓄水池和毁坏的城邑，进而发现了大量关于历史上土壤侵蚀以及洪泛平原沉积的证据。出于好奇，他开始试图确认，这些历史上的地质变化，究竟是与气候变化相关，还是与土地滥用相关。

从摩洛哥北行至西班牙，然后向东横贯北非到达约旦，维塔—芬兹找到了地中海周边地区发生严重山坡侵蚀和山谷沉积的两个时期的证据。他所称的“旧沉积物”（Older Fill）是在冰川期末期形成的。维塔—芬兹相信，那些曾被认为是利比亚特有的侵蚀现象，其实是更为广泛的区域侵蚀的一部分。维塔—芬兹把较晚形成的谷底沉积物，归因于罗马时代晚期日益严重的干旱所造成的河流下游输沙量的增加。

与对待其他新理论时一样，人们往往试图将更广泛的观察融入简单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土壤侵蚀和山谷沉积发生的时间段在区域各处有所不同。因此，维塔—芬兹所提出的作用于整个区域的干旱期，如何解释“各个地区土壤的侵蚀和沉积发生在不同时间段”这一事实？又如何解释在有些地方，这一过程曾反复发生？有证据表明，与古希腊的情况相似，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以及在北非和中东的罗马各省份，均发生过人为作用加速水土流失的情况。即便如此，在“气候作用”和“人为影响”两者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事实是，人类的农业实践使裸露的土壤变得脆弱，干旱和强风则周期性地加剧了土壤侵蚀。

古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地图。

与欧洲南部其他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文化一样，伴随着冰川消退、森林回归，意大利中部原本几乎完全依靠狩猎大型动物为生的生活方式，被更为复杂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等生活方式所替代。数千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间的某个时候，来自东部的移民向意大利半岛引进了农业。考古发现的绵羊、山羊和猪的遗骨，以及小麦、大麦种子和磨石，显示了这些最早的农民依靠混合谷物种植以及畜牧业为生。他们居住在拥有易耕且排水良好的土壤的山脊上，依靠一个结合了谷物种植和畜牧活动的综合系统为生——这与几千年之后罗马农学家所描述的传统小农农业类似。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的时间里，农耕聚居点在整个意大利蔓延。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结束，意大利的农业也从最初的核心农田扩展到渐趋边缘的土地。在这一农业扩张期内，混合了畜牧活动和作物多样种植的小规模农场，仍极度稳定——青铜时代的农民依旧遵循着新石器时代的祖先的做法。然而，在大约公元前4000—前1000年，农业用地开始从早期农民的宜耕田，蔓延到了陡峭的坡地以及不宜耕作的谷底黏土地。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铁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在此之前，只有富人和军人才能接触到金属工具。与青铜相比，铁更便宜且产量充裕，同时坚硬耐用，并且易于塑造成各种形状，以贴合木质部件。农民开始给木质的犁与铲装上铁片，这种新工具能够穿透表土层，深入到密实的心土层。在公元前30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还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伴随着新的金属工具的出现，森林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遭到过度的砍伐。

大约公元前750年，罗慕路斯（Romulus）建立了罗马，并将这个新国家的土地进行划分，每个单元为两英亩——这是其追随者可以自己耕作的面积。公元前508年罗马共和国成立时，意大利中部的土壤以其富饶多产而闻名。一般农田的面积仍然为一到五英亩（半公顷到两公顷），刚好是足够养活一家人的土地面积。许多著名的罗马姓氏均来自他们的祖先所擅长种植的蔬菜的名字。在罗马共和国，“好农夫”是对一个人极高的评价。公元前458年，当辛西内塔斯被召唤成为掌权者的时候，他就正在耕犁自己的田地。

种植着多样作物的早期罗马农场需要繁重的劳动：锄地、手工除草以及仔细的施肥。最早的罗马农户实行一种被称为“混合种植”的耕作方式，即将冠高不同的作物（比如橄榄、葡萄、谷物和饲料作物）进行间植。这种方法能够遏制杂草滋生，节省劳动，并使耕地因全年有植被覆盖而减少了土壤侵蚀。不同作物的根部达到不同的深度，所以不会相互竞争。相反，多种作物混合耕作的系统，提高了土壤温度，并延长了作物生长期。在罗马共和国早期，一个家庭在普通的田地进行人力耕作，便可养活全家（这种基于大量劳动力的农耕方式，适合在小规模的农地进行）。使用牛耕虽然能节省劳动力，但是需要耕种两倍的土地才能养活一家人。当牛耕逐渐普及时，对土地需求的增长比人口的增加更快。

土壤侵蚀的速度也迅速加快。由于在罗马的坎帕尼亚[9]的过度砍伐和耕犁增加了坡面侵蚀，人们开始建造防止土壤流失的截流沟来稳固山坡农地。尽管有这一系列努力，当人们开始在坡耕地使用耕犁时，从坡面剥离的土壤淤积并堵塞了河道，把谷底变成了积水的沼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伴随着沼泽的扩张，疟疾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上游农地流失的泥土堵塞了台伯河，几个世纪前还支持着十几个镇子进行农业种植的台伯河河谷，因泥沙淤积而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庞廷沼泽。大面积光秃的丘陵和新形成的沼泽河谷，意味着曾经的种植区变成了除放牧外别无他用的草场。牧场无法像农地一样养活那么多人口，因而曾一度繁荣的城镇逐渐变成了空城。

罗马人深知土地是他们财富的来源；毕竟，是他们创造了“大地母亲”（mather terra）一词。正如在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古罗马哲学家意识到了土壤侵蚀和肥力流失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然而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们仅仅陈述了历史上土壤侵蚀发生的证据，古罗马哲学家对于“人类智慧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曾干脆将罗马农业的目标概括为“打造自然世界中的第二世界”。然而，即使罗马农民使用深犁工具并种植适于在裸露的山坡上生长的作物，防止罗马中心地带的土壤流失还是变得愈加艰难。随着罗马帝国的壮大，罗马农业也不断扩张至新的区域，以满足食物之需。

意大利中部有四种主要的土壤类型：在被耕作时易受侵蚀的黏质土壤（clay-rich soil）；包括经石灰石风化而成的古老红土（Terra Rossa）在内的石灰岩土壤（limestone soil）；肥沃且排水性良好的火山灰土壤（volcanic soil）；还有谷底的冲积土壤（alluvial soil）。农业耕作使得覆盖在高地的黏质土壤以及石灰岩土壤流失严重。在某些地方，原始的森林土壤已被过度蚕食，以至于农民现在能够耕犁的只剩下被风化的岩石。在许多高地，石灰岩土壤已经被蚕食到只剩少量残余的小土块。经历了数百年的农耕和放牧以后，意大利中部的许多地区如今遍布着只剩下一层薄土的光秃的山坡。

古罗马的农民根据土壤的质地（沙土或黏土的含量）、结构（土壤颗粒能否聚集成屑或块状）以及吸水能力对其进行分类。他们根据自然生长的植被，或是土壤的颜色、味道和气味，来评估土壤的质量。不同的土壤或贫瘠或肥沃，或松软或僵硬，或潮湿或干燥。最好的土壤都带着浓郁的黑色，很容易吸收水分，并在干燥时易碎。良好的泥土不会在耕犁后使犁生锈或吸引乌鸦；在休耕期，健康的草皮会迅速地覆盖它。和古希腊的色诺芬一样，古罗马的农学家们明白，不同的作物适合生长于不同的土壤；葡萄适合沙质土壤，而橄榄树则在岩质地面上生长良好。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写了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罗马农业著作《农业志》。加图专门研究了葡萄、橄榄和水果的种植，区分出九种耕作土类型，再根据最适宜种植的作物，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二十一个子类别。他将农民称为“理想的公民”，并指出其北非强敌迦太基的农业实力直接威胁到罗马帝国的利益。那时已是一个农业强国的迦太基，很有可能成为罗马的军事强敌。加图把迦太基种植的饱满的无花果带到罗马元老院，以强调他那“迦太基必须被摧毁”的观点——这也许是已知最早的政治炒作。不管加图当时发言的主题是什么，他演讲中的这句极具煽动性的口号触发了第三次布匿战争（Third Punic War，公元前149—前146年）。迦太基城被焚毁，居民被屠杀，而它的土地也被用于供养罗马世界。

加图以务实态度对待农耕的做法，似乎是为崛起的罗马种植园主量身定制的——让他们在实现葡萄酒和橄榄油产量最大化的同时，保证成本最小化。加图所描述的“农业企业”（agrarian enterprise）——一种殖民时代和现代种植园农业的低技术版本——成为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专业化经营。奴隶以及粮食作物价格的下跌，迫使佃农离开自己的土地，并促进了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型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发展。

下一部流传至今的古罗马农业著作，大约诞生于一个世纪之后。出生在意大利乡村农场的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沃罗（公元前116—前27年），在那个大型种植园遍布罗马中心地区的时代，写出了《论农业》一书。沃罗自己所拥有的种植园，坐落于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沃罗能够识别近百种土壤，并主张应使用适应土壤类型的农具和耕作方法。“对每一种类型的土壤所适宜生长的作物及耕作方式做出解释，也是一门学问，它能够使土地保持高产。”[10]和诸多古罗马农业作家一样，沃罗强调通过集约农业获得尽可能高的产量。

虽然谷物最适宜在冲积平原生长，但在沃罗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的低地森林已经被清除并转变为耕地。人口的不断增加，亦迫使谷物种植向高地扩展。沃罗指出，罗马农民把谷物种植到了意大利各地——无论是谷地、平原、丘陵还是山地。“你们都曾在各地旅行；你们是否看到过任何一个比意大利更充分耕作其土地的国家？”[11]沃罗还指出，伴随着大范围的农地向牧场的转化，意大利的粮食进口需求也开始增加。

卢修斯·朱尼厄斯·莫德拉特斯·科鲁迈拉于公元1世纪写道，最好的土壤需要以最低限度的劳作产生最大的收益。在他看来，适于进行粮食种植的肥沃表层土壤，至少应有两英尺厚。谷物最适于在山谷底部的土壤生长，而葡萄和橄榄则能在山坡的薄土上生长。意大利河谷肥沃且易耕作的土壤，使谷物成为沿河谷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同他的前辈一样，科鲁迈拉追求农业生产最大化，并责备那些让田地休耕过久的大地主。

科鲁迈拉描述了两种检测土壤质量的简单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取一小块土，洒上少量水，然后来回搓动。好的土壤会黏在手指上，将土团扔到地上也不会碎掉。另一个相对费力的检测方法，则需要挖洞并回填土壤以进行观察：很难被全部回填进洞的土壤，富含淤泥和黏土，适合谷物生长；而能够被轻易回填的沙质土壤，更适合葡萄园或牧场。虽然我们对科鲁迈拉本人知之甚少，但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期间，仍然学习了他的第一种土质测试方法。

罗马的农学家认识到了轮作的重要性：即使是最好的土壤，也不能一直种植同一种作物。农民会周期性地让田地休耕，在其上种植豆类作物，或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覆盖作物。一般情况下，种植谷物的田地每隔一年便休耕一次。关于植物的营养需求，罗马人懂得作物是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并且认识到了粪肥使产量最大化并防止土壤营养枯竭的作用。与加图所提出的应在农地堆起“大粪堆”的建议一致，古罗马的农民收集并储存牛、马、绵羊、山羊、猪甚至鸽子的粪便，用于田地施肥。他们使用泥灰土（碎石灰石）以及草木灰来让田地更加肥沃。沃罗建议，牛粪应成堆施用，而鸟粪应零散施用；加图建议，在其他动物粪便不可得时，亦可使用人类的粪便；科鲁迈拉甚至提醒人们，应为坡地施用更多肥料，因为光秃的坡地土壤在径流冲刷的作用下极易流失，他还建议进行深层施肥，以防止肥料在阳光下被晒干。

最重要的是，古罗马的农学家们强调了耕犁的重要性。每年反复的耕犁，使土壤通气性能良好，且抑制了杂草的生长。沃罗建议每年进行三次耕犁，而科鲁迈拉则建议四次。播种前应多次耕犁僵硬的土壤，使其松软。到了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农民在易耕作的田地使用轻巧的木犁，而在土壤致密的田地则使用沉重的铁犁。大多数的农民还是沿直线耕犁，形成等宽的垄沟。正如在古希腊那样，这些耕犁活动慢慢地把土壤推下坡面，并加速了侵蚀。每一次暴雨冲刷所造成的影响既缓慢又迅速——在人生的时间轴上，累积几十年的侵蚀不易察觉；而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累积几个世纪的侵蚀却不容小觑。

古罗马的农民通过种植羽扇豆和其他豆类，来恢复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并维持土壤质地。科鲁迈拉写道，在耕种谷物之后轮作能够大幅提升土壤肥力的豆类，就能保持土地的生产力。他特别指出奴隶劳动对土地造成的破坏。“无论是对哪种类型的土地，由自由的农人耕种，都比由被看管的奴隶耕种好。特别是对于种植粮食的土地，这点尤为重要，因为佃农不会对这类土地造成大的伤害……而奴隶则会对其造成巨大的破坏。”[12]科鲁迈拉认为，大型种植园不充分的农耕活动，威胁着罗马农业的基础。

加伊乌斯·普林尼·塞坤杜斯，即人们所熟知的“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认为罗马农业衰落的原因是，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庄园主们，把大片的农田留给了管理奴隶劳动的监工在照看。老普林尼还谴责为获得最大利润而进行的经济作物种植，它使人们放弃了好的农耕方式。他断言，这种做法会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

一些当代学者支持如下观点：尽管罗马人有丰富的耕种实践知识，他们利用土地的方式还是大大加速了土壤流失。老普林尼描述了对坡地森林的过度砍伐，使得雨水无法再渗入土里，从而产生了毁灭性的洪流。到了公元2世纪，鲍桑尼亚比较了希腊的两个流域：一个是土地被高度耕种的门德雷斯河流域（Maeander），另一个是因居民被罗马人赶走而使土地被长期闲置的阿克洛奥斯河流域（Achelous）。结果表明，人口稠密且土地被高度耕种的门德雷斯河流域产生了更多的沉积物，使得河口三角洲不断推进，将岛屿变成了半岛。但是，农业究竟使古罗马和意大利的土壤侵蚀速度增加了多少呢？

20世纪6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地质学家谢尔顿·贾德森研究了古罗马周边的土壤流失情况。他看到了一个大约建于公元150年的罗马别墅的蓄水池，其地基露出地面二十到五十一英寸，这表明自其建造完成起，平均每百年就有一英寸多厚的土壤被侵蚀。他还指出，一条自罗马西行的主要道路——普雷内斯蒂纳路（Via Prenestina）——也显示出相似的土壤侵蚀速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条在建造时与山脊表面齐平的道路，其玄武岩的铺面石已高出周围易被侵蚀的火山土坡面耕地数英尺。罗马周边的其他地方的证据也显示，自罗马建城以来，每个世纪有四分之三英寸到四英寸厚的土壤受到侵蚀。

位于乡村的火山湖中的沉积物，也证实了土壤侵蚀的剧烈程度。从蒙泰罗西湖（Lago di Monterosi）——一个位于罗马北部二十五英里处的小湖——取得的样本显示，在自罗马向北修建的卡斯亚路（Via Cassia）于公元前2世纪穿越这一地区以前，土地侵蚀速度大约是每千年一英寸；道路建成后，由于农场和种植园开始种植适销作物，土壤侵蚀速度也随之上升到差不多百年一英寸。从巴卡诺河流域（Baccano）一个已干涸的湖床——位于自罗马沿卡斯亚路北行约二十英里处——取得的样本也显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围湖造田之前的五千多年间，土壤侵蚀速度大约是每千年一英寸。沿罗马北部溪流分布的厚重沉积物，是因山坡侵蚀而沉积于谷底，这进一步显示出罗马帝国末期严重的土壤侵蚀。

维塔—芬兹的发现加上来自各方面的证据表明，罗马农业所造成的土壤侵蚀急剧增加。不足一英寸的年净增量似乎很少，以至于很难被发现；如果表土层最初的厚度介于六英寸到一英尺之间，那么将罗马中心地带的表土层侵蚀，需要至少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最多超不过一千年。当移居城市的大庄园主们不再亲自看管自家的田地，就更少会有人注意到土壤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在主要河流的下游地区，更容易观察到水土流失的证据：从山坡被剥离的土壤顺流而下，泥沙沉积使海岸线不断向海洋推进，渐渐把下游的港口变成内陆城镇。古罗马的海港奥斯蒂亚（Ostia）被台伯河的泥沙淹没，如今位于距海岸线数英里的内陆。其他城镇，比如拉文纳（Ravenna），由于失去了临海优势而逐渐衰落。位于意大利南端的锡巴里斯镇（Sybaris），则因被克拉蒂河（Crathis River）的沉积物掩埋而消失。

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着罗马帝国崩溃背后的原因，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帝国政治、外部压力以及环境退化等方面。实际上，罗马并非突然崩溃，而是自身逐步消耗殆尽。虽然将罗马帝国衰败归因于土壤侵蚀的观点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但不可否认，逐渐退化的土地面临着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压力，这加速了帝国的瓦解。更何况，这种关系实际是双向的：一方面，土壤侵蚀影响了罗马社会；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塑造了罗马人对待其土地的方式。

当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把意大利的乡村夷为平地时，成千上万失去了田地和房屋的罗马农民拥入城市。汉尼拔兵败之后，空置的农地对于有钱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同时，战争中被遗弃的土地被罗马政府用来向富裕公民偿还战争贷款。约二十五万被带回意大利的奴隶，则成为现成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具备了农业生产所需的三种主要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它们便宜且现成可用。

战后，被称为“大地产”（latifundia）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大型种植园的发展壮大，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资源来提高葡萄酒和橄榄油的产量。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种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型种植园在罗马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拥有土地的佃农”成为一个过时的理念，但也成为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在公元前131年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标志。他们修改法律，重新赋予每位农民一块几英亩大的国有租用地；然而，其中很多人已无法依靠土地耕作为生。他们将土地出售给大地产所有者，回到罗马城，依靠政府的救济为生。在格拉古兄弟被暗杀不到两个世纪后，大地产几乎成为罗马周边所有耕地的主要形式。虽然罗马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经商，但是许多富有的元老院议员通过将其种植园以商业农地的形式经营，得以规避法律。自给农业向农业种植园的转变，使罗马的总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并重塑了意大利的乡村。

在这些庞大种植园耕作下的土地表现不佳。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历史学家提图斯·利维乌斯对“意大利中部的田地究竟如何得以在几个世纪以前支持那支抵抗罗马扩张的军队”表示不解——肥力衰竭、生产力低下的土地状态，使人不得不开始怀疑罗马旧敌对历史的陈述。两个世纪后，当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制定了将意大利中部的农田无偿提供给任何愿意耕种两年的人的政策时，竟然没有多少人接受这一“恩惠”。一个世纪之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不得不将自由农民和奴隶强留在他们曾经耕种的土地上。一代人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将“农民之子离开养育他长大的农田”这种行为定为犯罪。在那时，意大利中部的土地状况，使农民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了。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城四周平原的荒田面积，几乎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早期七万五千个农场的面积总和。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罗马周边的乡村供养着人口不断增长的大都市。过了公元元年，仅靠罗马周围土地的产粮已经不足以供养城市。为了满足百万人口的粮食之需，罗马开始每年从埃及和北非通过海运进口十万多吨粮食。罗马皇帝提比略曾向元老院表明自己的担忧：“罗马人的日常生存之本，如今竟不得不任凭海上无常的风浪所摆布。”[13]至此，罗马必须依靠从外地进口的食物来满足首都的需求，从而防止难以控制的饥民暴乱的发生。粮食被运到最接近罗马的港口奥斯蒂亚。任何延迟或干扰粮食交付的人，都可能会被处决。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北非行省不得不为罗马的人口提供免费的粮食，因而持续面临着尽可能多地产粮的压力。利比亚的沿海地带原是粮食高产区，直到后来土壤的侵蚀和退化，使得南面的沙漠开始北侵。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血洗迦太基，并通过在其农田里撒盐来防止它复兴，这段历史已广为人知。在罗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其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北非行省被迫加强耕作强度，并因此造成长远影响，这段历史则鲜为人知。

罗马元老院花钱请人翻译了从迦太基废城抢救出的玛戈（Mago）的二十八卷迦太基农业手册。待撒在迦太基田地里的盐分被水冲走后，饥饿的罗马人立刻把北非的沿海地带转变成了集约种植的橄榄农场——然而农场只维持了一阵子。大多数橄榄农场都分布在于公元1世纪发明的橄榄油压榨工坊的周边。负责粮食生产的罗马执政官，在北非部署了高达二十万人的军队，来防止游牧民的劫掠。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虽然成功击退了野蛮人的干扰，却无法击退土壤的侵蚀——在政治稳定的罗马和平时期（pax romana），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年产量，人们提倡不休耕的耕作方式。当来自西班牙的汪达尔人（Vandal）入侵非洲，并在公元439年攻陷迦太基时，罗马帝国已毫无抵抗能力，以至于对方凭借区区一万五千人就征服了整个北非。罗马人投降后，游牧民族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过度放牧，使土壤的复原化为泡影。

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北非曾是古代世界的粮仓。然而，北非的粮食的确在公元前330年缓解了希腊饥荒，而罗马征服迦太基，也部分地是出于保护其耕地的目的。公元前75年，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一直以来作为独立殖民城市的昔兰尼加（Cyrenaica）——位于迦太基和埃及之间的北非沿海地区——并入其领土。此时正值罗马在西班牙进行战争以及高卢地区发生粮食歉收，这意味着，当时北部省份的产粮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不用说为首都供粮。正是罗马饥饿的暴徒，使罗马元老院决定将有能力生产粮食的昔兰尼加并入其领土。

一系列能够证实古罗马土壤流失的证据，对如下观点提出了质疑：气候突变导致后罗马时代北非灌溉农业被荒废。尽管大部分受控于罗马的北非土地属于边缘农地，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80年代中期的调查报告却证实，最初一批来到北非的罗马殖民者是进行自给农业的个体农户。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当小农场合并为致力于持续增加粮食和橄榄产量以供出口的大型种植园时，灌溉农业才逐渐在北非扩大规模。

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基督徒昆塔斯·塞普蒂米乌斯·弗罗伦斯·德尔图良努斯（现通常简称为德尔图良），在公元200年左右生活在迦太基。在描述罗马的北非边疆的崩溃时，他便对过度开发环境的行径发出过警告：“如今，各个地方都已畅通无阻，世人皆知，通商自由。令人愉悦的农田已将大地之上那一切令人生厌的无用之物铲除；耕地取代了林地……人类令世界拥挤不堪。地球资源难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我们的要求也更加强烈，而大自然已无法再忍受我们。”[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有助于解释德尔图良的忧虑的证据。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了溪谷两侧洪泛平原边缘的坡地的大范围土壤侵蚀。在保卫水和土壤资源有限的北非边疆的压力下，罗马在利比亚的农业聚居地，逐渐转变为大量沿山谷分布、相隔几百英尺的由围墙防御的农地。在公元7世纪，当阿拉伯穆斯林将领阿慕尔·本·阿绥（Amr ibn al-As）占领拜占庭的残余殖民地时，该地区已不再是繁荣的农业中心。

191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西姆霍维奇指出，土壤匮乏是造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在帝国晚期，土壤的衰竭和侵蚀使罗马郊区人口减少；他指出，从罗马建国到恺撒大帝时期，每况愈下的土壤，使维持一个罗马农民生计所需的土地数量，从最初配给的小块农田，扩展至原有份额十倍之多的面积。西姆霍维奇教授指出，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曾在他的史诗《物性论》中提到“大地母亲”生产力愈下的情况，这正呼应了当代学者的观点。

罗马腹地土壤肥力普遍下降的事实，究竟是特殊国情还是普世规律？这很难说。大约在公元60年，科鲁迈拉在其为《论农业》所写的序言中便谈到这个问题：“我常听我们国家最杰出的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表示担忧，他们说这是由贫瘠的土壤和无常的天气造成的。还有人指出，这些担忧有着极具历史规律性的背景，在罗马之前的各个时代，均发生过耕作使土壤衰竭、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15]

科鲁迈拉继续写道，虽然以前农业作家的大多数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们均表示过对土壤衰竭的担忧。但是，土壤并非年久便一定退化，久耕就一定贫瘠。相反，科鲁迈拉指出，上帝已赋予土壤以永久肥沃的潜力，因此认为土壤会退化衰竭的想法有违上帝之意。不过，科鲁迈拉还是为这一论断提出了先决条件——给予土壤适当关照并经常施肥，它将一直保持肥沃。

科鲁迈拉为何在给农民的实用指南中如此开篇？他是为了指出，罗马农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自身利用土地的方式，而非普世性的土壤退化的规律——罗马人是自酿苦果。早在公元前2世纪，沃罗就提到拉齐奥（Latium）的荒田的例子：这片在几个世纪前还能养活数户家庭的土地，后来变得极度贫瘠，稀疏的叶子和干枯的藤蔓在其上艰难生长着。几个世纪以后，科鲁迈拉认同了沃罗的观点，认为若没有依靠首都获取进口的食物，拉齐奥的居民早就饿死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农民日益增长的债务催生了帝国内部的动乱。农民的债务可能来自借款购买耕作所需的工具，或者因为农耕收入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罗马农业的低资本需求表明，在共和国时期耕种传统小型农场的农民已经很难养活自己。大型种植园主正是利用这点，大量买下这些贫穷小农的土地。与“叛乱和战争使罗马农村人口减少”这一传统观点相反，小型农场的消失事实上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为了避免乡村的土地无人耕种，罗马颁布了禁止农奴离开其耕种的土地的法律。而随着问题的进一步升级，自由佃农也被命令与其耕种的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者——捆绑在一起。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为法律所塑造和制约的农民（农奴）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社会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为中世纪农奴制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至此，我们还未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深知农畜业、轮作和施肥知识的罗马人，怎么会使意大利的土壤衰竭？事实是，这些土壤维护所需的花费，都需要由小农来承担；若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土地的眼前利益，“花费”的则是土壤肥力。此外，当农民陷入债务或饥饿的时候，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榨取能够从土地——甚至是肥力衰退的土地——获得的利益。

罗马领土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保障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的需求所推动。在这一背景下，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粮食减产，促进了集约农业在罗马新征服的各个行省的开展。在这种农作方式下，土壤侵蚀首先使罗马腹地的土地退化，继而蔓延至罗马的各个行省——埃及是一个例外。然而在公元前30年克娄巴特拉死后，埃及便成了被不断剥削以供养罗马的殖民地。

在尼罗河那赋予生命的洪水的滋养下，埃及未受集约农业的影响。埃及作为罗马皇帝私有财产的地位，便是尼罗河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的明证。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大帝禁止元老院议员或罗马贵族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埃及。“无论是谁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对这一港口城市的控制）使整个意大利半岛陷入饥荒。”[16]在罗马帝国的末期，是尼罗河的土壤养育了罗马。土壤侵蚀并非导致罗马灭亡的唯一原因，但是现代意大利以及前罗马殖民地的土壤情况，已经足够说明一些问题。

在古罗马灭亡的千余年后，一个游历广泛的新英格兰律师展开了关于土壤侵蚀对古代社会的影响的研究。1801年出生于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郊区的乔治·珀金斯·马尔什，广泛游历过“旧世界”（欧、亚、非三大洲），并在1864年出版了环保主义的奠基之作《人与自然》。马尔什酷爱读书，他于1843年放弃律师职业并竞选国会议员，并于五年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土耳其公使。由于工作清闲并有充裕时间旅行，在1851年回到美国之前，马尔什远游至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探险考察，并在此过程中为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集动植物标本。十年后，马尔什被林肯总统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在结束了对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考察后，他继续前行并目睹了“旧世界”由于忽视土壤而导致其退化的情况，一如当年他亲眼看到家乡佛蒙特州的森林被转化为麦田和牧场。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那片比整个欧洲更大、更肥沃的领土养育的人口，不会少于当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口；而如今，这片土地已完全不再被人使用或是人烟稀少……小亚细亚、北非、希腊甚至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某些地方，在人为作用下，其地表已变得几乎像月球一般荒凉——而事实上，在那段被我们称为“历史时期”的短暂间隔期里，这片土地上覆盖着繁茂的树林、青翠的牧场和茂盛的草地。[17]

马尔什的话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土地被滥用后不一定能够恢复；第二，人们在追求短期目标时，不知不觉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他提醒人们，人类自身活动曾在不经意间削弱了土地支持社会发展的能力，但他相信，美国可以避免重蹈旧世界的覆辙。

马尔什认为，只要还有土壤可被耕种，农业技术就能跟上世界人口不断上升的步伐。但他指出，人类对土地造成破坏的能力，也会随技术的成熟而增强。他通过向人们普及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如何毁掉中东文明，挑战了美国当时所盛行的“资源不会穷尽”的观念。他的著作立即成为经典并三次再版。马尔什对这一著作不断进行着修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半个世纪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农业部派出知名土壤专家沃尔特·罗德民前往中东、北非和欧洲，开展关于“土地使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的调查。希特勒对波兰的入侵，使罗德民无法继续前行至中欧和巴尔干地区。但和马尔什先前的观察一样，罗德民在欧洲和亚洲的所见足以使他坚信，土壤问题是“旧世界”帝国的坟墓。

罗德民考察了位于非洲北部海岸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古罗马农业殖民地，发现了一种在古罗马政治家加图看来很难视其为威胁的景观。“在这片作为古罗马粮仓的地区，我们发现泥土已被剥蚀，基岩层露了出来，而过度放牧则使丘陵冲沟纵横。谷底仍遍布耕地，但是从光秃山坡席卷而下的径流正在地表刻下冲沟。”[18]在奎库尔城（Cuicul），昔日大城市的遗迹被埋在三英尺厚的泥土下面，这些泥土来自曾经被橄榄种植园所覆盖而如今只剩下裸露岩石的山坡。坡地基岩层之上仅一两英尺厚的土壤，支持着少量残余的树丛。

古代城市提姆加德给罗德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在罗马政权鼎盛时期，由图拉真（Trajan）于公元1世纪建造的这座城市，拥有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一个能够容纳两千五百人的剧场，十几间公共浴场，以及配有大理石抽水马桶的公共浴室。罗德民发现，这个城市的几百户居民，如今都住在用古城残石搭建的房子里。被遗弃了一千多年的巨型橄榄油压榨工坊，如今立在寸草不生的光秃山坡上，诉说着往日的风采。

建于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提姆加德城遗迹，北非（罗德民，1953年，第17页，图9）。

在突尼斯，罗德民望着曾经规模仅次于古罗马竞技场、可容纳六万人的户外圆形剧场的遗迹，陷入了沉思。据他估计，周边地区如今的人口数量，还不及露天剧场所能容纳人数的十分之一。是逐渐干燥的气候迫使人们放弃田地并任其荒芜吗？罗德民怀疑这种传统的推测。提姆加德的考古发掘的指挥者，曾尝试在山谷中一处未开挖的地块用古罗马的方法种植橄榄。蓬勃生长的橄榄表明，气候的改变并未达到使该地区农业衰退的程度。

在突尼斯的苏塞（Sousse），罗德民发现了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橄榄树，再次证实了干燥的气候并非造成北非农业崩溃的原因。在曾经满是橄榄树的山坡上，将附近山坡径流引入田间的古老梯田和土墙的做法，使山坡上仍有部分土壤残留。同时，在没有被过度放牧破坏的山坡上，仍覆盖着一层长着草地和零星树木的土层。罗德民观察到山坡上其他地方的土壤已被剥蚀，他认为，是过度放牧使这一地区的土壤发生严重侵蚀，以至于失去了供养该地居民的能力。

继续东行，罗德民一行到达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沙漠进入约旦河谷的地区。在杰里科（Jericho）停留时，他发现一半以上的丘陵地区的红土已被剥蚀。在已被冲沟深深侵蚀的谷底，残余的土块仍在被耕种。在陡坡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古村落被抛弃；在谷底，十分之九的村落仍有人居住，被遗弃的村庄矗立在土壤已被剥蚀的荒地之上。在坡地上那些幸存至今的固土石墙内，仍有可供耕种的厚土。

佩特拉古城曾是纳巴泰文明的首都，该文明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于阿拉伯沙漠边缘处的基岩上开辟出来的。在这座城市，罗德民看见了更多遍布着废弃梯田的裸露石坡。关于流失的梯田土的去处，罗德民指出，佩特拉城的居民曾经在附近的坡地上种植作物，而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入侵，坡地水土保持的措施也遭到破坏。如今，少量的游客徘徊在曾经可容纳几千人的露天剧场中。

进入叙利亚境内，罗德民参观了罗马古城杰拉什的遗迹。这个在《圣经》时代有着二十五万人口的古城，如今被埋在从周围坡地冲蚀下来的十几英尺厚的土层下。与当时盛行的考古学观点不同，罗德民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杰拉什供水系统失败的证据。正如在佩特拉和杰里科所观察到的情形一样，坡地上原先以石块为埂、固土防蚀的梯田，如今已被剥蚀得露出基石层。而曾经覆盖坡地的土壤，如今只能在谷底找到。这个曾供养着将一船船粮食运到罗马的种植园的地区，到了20世纪30年代仅剩几千人居住。

继续北上，罗德民到达了安提阿（Antioch）——使徒保罗就是在这里给该地区最多的潜在皈依人传授福音。在被罗马占领时期，百余个乡镇包围着这个古叙利亚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城市。而到了18世纪70年代，只有七个村庄仍有人居住。罗马时代的竭力耕种，使坡地土壤被冲蚀而下，积于谷底形成淤泥沼泽，淹没了另外二十八个曾经繁盛的村庄。直至考古学家挖掘到地表下二十八英尺处，部分被淤泥掩埋的古城才得以重见天日。

考古学家还找到了关于将村庄淹没的土壤来源的线索。最有说服力的景象出现在安提阿以北的高地上：那些本不应露出地表、粗糙且未完成的地基，还有那些没阶梯的门槛，它们伸出仅剩基岩层的地面三到六英尺。这个曾经以出口谷物和橄榄油而闻名的地方，在早已失去土壤的今天，只能供养一些半游牧族群。罗德民如此描述这一早已荒败之地：赤裸的石质骨架高悬于荒漠之中那岩石裸露的山坡上；正是生活于此的居民在不经意间造就了荒漠，留给这片曾经丰饶的土地永久的贫瘠。不管这里还发生过什么，叙利亚的高地土壤都已经消失了。

黎巴嫩的土壤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大约在四千五百年前，腓尼基人自沙漠西行来到地中海的东岸，并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实践带到了新的家园。最初，他们在狭长的沿海平原耕作，杉树林间仅有少量平地可供种植。在耕犁了狭窄的沿海平原后，腓尼基人开始砍伐坡地上的树木，将木材卖给林地稀少的邻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无论大规模砍伐杉树林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木材还是农田，两种活动都得到了实施，而农田也扩张到了山坡。

冬雨重击着山坡，造成土壤迅速流失。腓尼基人通过调整其农耕方式来应对这一新问题，他们建造梯田，以固土防蚀。罗德民描述了这些古老梯田的残破墙围如何遍布整个地区。没有什么农耕方式比梯田耕作需要投入更大的劳动量了，特别是在陡峭的坡地上的梯田。若其结构能得到良好维护，梯田能有效地减缓水土流失；而缺乏维护的梯田，则会迅速失去作用。

但是黎巴嫩最陡的坡地，也只有一小部分被转变成了梯田。一次次风暴的侵蚀，使大部分坡地土壤被剥蚀流失。到了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的移民在北非和地中海西部开展殖民活动，通过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到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黎巴嫩时，腓尼基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由于来自殖民地的补给被切断，本国大部分的表土层也已流失，腓尼基文明从此一蹶不振。

古代腓尼基的土地上曾覆盖着两千平方英里的茂密杉树林，到罗德民造访时，仅剩下四小片。看到这些残林成片生长在谷底那些无法牧羊的地块的土壤上，罗德民越来越相信，森林的消失并非气候变化所致。一旦土壤消失，大树便无法复生，而这一地区的过度放牧阻碍了土壤的恢复。

1979年夏天，对加利利海（亦称基内雷特湖）沉积物岩心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研究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该地区周边土壤的侵蚀速度骤增一倍多。这与以色列人到来后将聚居地与耕地扩张至山区的时间相吻合。湖泊中各层沉积物保存的花粉则表明，从以色列王国建立到古罗马灭亡的约一千三百年时间里，橄榄和葡萄取代了这里原生的橡树林。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沙漠进入迦南，他们似乎到达了农业的天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申命记》8：7—8）然而唯一不便的是，最好的谷底已经被他人占据了。

当摩西和随行之人到达时，迦南聚集着一系列已被埃及强兵征服的城邦。戒备森严的迦南城市控制着农业低地。于是，这些不气馁的新移民开始耕种高处的空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约书亚记》17：18）新移民建起小村庄，他们清除了森林并在坡地上开辟梯田，以立足于这“应许之地”。

在新开垦的坡地上，以色列人采纳了传统的迦南农业，种植和邻居一样的作物。但是他们也实行轮作和休耕，并设计了收集雨水以灌溉梯田的系统。随着铁具的出现，更大的丰收带来余粮，可以用以支持更大的聚居点。每七年一次的休耕成为强制性规定，农民还通过混合秸秆和动物粪便来生产有机肥。[19]土地被视为是上帝委托给以色列人保管的财产。在犹大高地（Judean highlands），罗德民注意到，即使被耕种了几千年，那些得到良好维护并留存至今的固土石墙内，仍有可耕种的土壤。

该地后来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农业极度扩张，以至于到公元1世纪时，帝国中东各行省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在地形太陡以致无法进行农耕的地方，牧场取代了森林。成群的山羊和绵羊渐渐把整个地区的植被啃得仅剩残桩。陡峭山坡上的过度放牧，引发了灾难性的水土流失。经过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森林土壤就这样消失了。一旦失去土壤，森林也荡然无存。

1939年6月，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沃尔特·罗德民提到，如果摩西能预见到后来发生在“应许之地”的一切，他可能会增加“第十一诫”：“你要作为一个忠实的管理者继承这神圣的土地，节约资源和生产力，以代代相传。你要照管你的土地，以防土壤流失……你要保护你的山丘，使其不被牲畜过度啃噬，你的后裔才可永久衣食无忧。你若未能管理好这片土地……你的后裔必将减少，且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从地球的表面消失。”[20]

与马尔什表达过的担忧一样，罗德民也担心，他在中东之所见，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在美洲重演。他们都在“旧世界”看到给“新世界”的经验教训；然而，他们都未意识到，自己所担心的情况那时已经在美洲发生了。玛雅文明是一个已被充分研究的案例，但绝非唯一一个因土壤退化导致灭亡的美洲社会。最早的玛雅聚居点源于尤卡坦半岛的低地丛林中，后来慢慢合并为日益复杂的聚居点。到了公元前2世纪，像蒂卡尔（Tikal）这样的大型仪式和贸易中心，逐渐成长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建筑，拥有复杂等级制度的城邦，其规模可与苏美尔城邦相媲美。在鼎盛时期，蒂卡尔曾有约三万到五万居民。

在玉米于约公元前2000年被驯化之后，第一批落户中美洲的社区日益成长为该地区的重要聚居地。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小村庄开始种植玉米，以作为对狩猎和村庄间野地里的食物采集的补充。为获得农地所进行的小规模的森林砍伐逐步扩大，玉米也成为中美洲饮食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网状散布的聚居点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祭司、工匠以及监管剩余食物分配的官员的宗礼中心和城镇。

起初，驯化的玉米的出产能力，与那些很容易被收集的野生品种很像。拇指大小的小玉米棒很容易咀嚼。当高产的玉米品种使人们得以发展永久定居点后，人们开始把玉米磨成粉。该地区一直供养着散布的农村人口，直到公元前350—公元250年间，大型城镇开始涌现。那时，玛雅地区的一些地方已出现严重土壤流失，但是许多地区出现的大范围土壤侵蚀，以及人们采取措施护土防蚀的证据，大概可以推算至公元600—900年之间。已发掘的该时间段之后的文物数量极少，其原因被解释为，玛雅社会至此逐步瓦解，其人口迅速减少（或扩散），而丛林开始再次侵入蒂卡尔以及那些与它竞争的玛雅城邦。

玛雅人口从公元前600年的不到二十万，增长到公元250年的一百余万。在五百年后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人口达到至少三百万，甚至可能多达六百万。而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间，人口却降至不足五十万。当约翰·史蒂芬斯发现玛雅古城遗迹时，整个地区除了丛林边缘都人烟稀少。即使这一地区如今快速发展，其人口密度仍低于辉煌的古代城邦。究竟发生了什么？

玛雅人最初采取的是一种被称为“刀耕火种”的农业种植方式：在雨林中，他们先用石斧将一块林地清除。被砍伐的植物留在地面上干枯几个星期后，玛雅人会赶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雨期来临前将其放火烧尽。焚烧得到的草木灰是极佳的肥料，可保证作物在随后几年间生长良好；此后，原本营养贫乏的热带雨林土壤的肥力会迅速下降。因此，被清除的林间空地在被耕种一段时间后，就会被废弃，回归丛林以恢复其土壤肥力。在这种轮作方式下，即使仅保持几块可种耕地，都意味着大片丛林需要被清除。与古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最早发生大范围水土流失的时间，与最早的农业耕种出现的时间是吻合的。

刀耕火种这种农耕方式，在人口密度较低、有足够可伐林地供农民每隔几年就换田时，运作良好。当伟大的玛雅城邦在丛林中兴起时，其居民仍像祖先那样不断伐林耕作，只是他们不再换田休耕。尤卡坦半岛的热带土壤薄且易蚀。在持续的农耕作用下，通过砍伐及焚烧林木获得的高产量迅速下降。除此之外，缺乏驯养的动物就意味着没有粪肥可被用于补充土壤营养。与希腊和罗马的情况一样，食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迫使人们将目光投向更加边缘的土地。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导致人们开始耕种排水不畅的谷底，以及覆盖着薄且易蚀的土层的石灰岩坡地。在低湿地区，人们挖掘网格状的排水沟，并利用挖出的淤泥来垒高沟渠间的地表，从而形成高出水位的农田。在一些地区，大规模开辟梯田的活动始于公元200年左右，并在其后人口不断增加的六百五十年间，蔓延至整个地区。玛雅农民通过筑坝平土，将坡地转变为梯田，从而减缓地表径流侵蚀，并将其引入田间进行灌溉。然而，在像蒂卡尔和科潘等主要地区，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开展了保持水土的工作。即使他们曾试图控制土壤侵蚀，从周围坡地被冲蚀而下的土壤，逐渐沉积在河谷底部，也破坏了其中的湿地农业。

玛雅文明腹地的湖泊沉积物岩心表明，是农业集约化加剧了土壤侵蚀。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9世纪，湖底沉积速度骤升。虽然不一定是导致玛雅社会瓦解的唯一原因，但是土壤侵蚀大约在公元700年玛雅文明瓦解之前不久达到顶峰，这也使维持社会等级结构的剩余粮食消失了。一些玛雅城邦在被遗弃时，还有建筑物正处于建造过程中。

在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家在研究伯利兹（Belize）西北部玛雅遗址周边被称为“巴吉斯”（bajos）的小洼地时，发现被耕种的湿地中，充满了来自周围森林被伐的山坡所流失的土壤。散布于尤卡坦半岛南部的洼地所形成的天然湿地，在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亦被广泛耕种。洼地中的土样显示，其来源可追溯至曾覆盖于周边坡地之上的两英尺半到六英尺厚的土层，该土层在前玛雅时期经历了两次严重侵蚀——第一次发生在早期农民从山谷向周边山坡扩张，清除森林的时候；第二次发生在玛雅文明终结前的农业集约化过程中。其后，当森林得以再次“侵占”农田和湿地时，土壤才开始恢复。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能够证明玛雅低地山坡的过度砍伐加速了水土流失的证据。在玛雅梯田仍保存完好的地方，其上所覆盖的土壤比相邻的山坡耕地要多两三倍。侵蚀控制方法的发展，使玛雅文明的腹地得以供养大量人口；然而，人口的增长，实则依赖在易受侵蚀的坡地以及在沉积物易聚的谷底湿地所进行的集约耕作。最终，玛雅文明达到了其农业生产方式再也无法供养其人口的临界点。

在土壤经过了一千年的恢复期后，在今危地马拉的佩滕发生的现代伐林活动，又一次启动了土壤侵蚀的循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没有土地的农民，已经把该地区大部分的森林转变成了被称为“密勒巴斯”（milpas）的玛雅传统小型农田。在1964—1997年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加了十九倍，同时曾经几乎不间断的森林带呈现出被砍伐殆尽的景象。

该地区大部分坡地土壤的有机质层的下面，是直接覆在弱风化石灰石基岩层之上的薄薄的矿质土壤层。一项研究发现，在该地区仅存的原始森林下，坡地土壤大约有十到二十英寸厚；与之相比，现代坡耕地已经失去三到七英寸的表土层——大部分有机质层（O层）和腐殖质层（A层）。在一些地方，由现代伐林活动及耕种方式所引发的土壤快速侵蚀，已把表土层完全剥蚀直至露出基岩层。另一项关于伯利兹中部由现代伐林活动所带来的土壤侵蚀的研究表明，按照耕种两三年后休耕一年的玉米和木薯的种植方式，一个十年长的密勒巴斯周期会造成一到四英寸表土层的流失——也就是说，将土壤完全剥蚀，只需要四个密勒巴斯周期。来自尤卡坦半岛北部一个更为惊人的例子显示，在一个名为阿瓜达·卡罗莱纳（Aguada Carolina）的天坑周围的高地上，原本厚达八英寸的土壤在重新被耕种的十年内，已被侵蚀得露出基岩层。同样，那些在佩滕调查土壤侵蚀的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在坡地森林被砍伐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土壤就被侵蚀得露出基岩层。

中美洲丛林的土壤生成速度，远低于玛雅农业造成的土壤侵蚀速度。该地区石灰石基岩的风化速度约为每千年半英寸到五英寸。一千多年前被遗弃的玛雅建筑上平均大约三英寸的覆土表明，土壤生成速度与基岩受到地质侵蚀的速度相近——两者都只有坡耕地的土壤侵蚀速度的大约百分之一。

玛雅文明腹地不是美洲本土文明受到土壤影响的唯一地区。墨西哥中部的土壤，也为我们讲述着相似的故事——陡峭山坡上土壤的过度侵蚀，使农业走向衰亡。

20世纪40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舍伯恩·库克驱车前去考察墨西哥中部高原并指出，在被西班牙征服前曾供养最多人口的土地，如今反而最为贫瘠。覆盖着厚土和草皮的未被开垦的地区，与被剥蚀了表土层的土壤剖面与被侵蚀得露出了基岩层的坡地，以及与曾覆盖人口稠密的山坡、现在积于谷底且埋藏着诸多文物的沉积物，都形成了鲜明对比。库克观察到历史上发生严重土壤侵蚀的两个时期的证据：第一个是距今已久的土壤从山坡上被剥离的时期；第二个是山谷底部在侵蚀作用下变得满是冲沟的较近时期。“显然，整个山坡曾被早期农人伐林为田；在田地被废弃后，新生林木得以生长；最后，山坡低处的林地被再次砍伐。”[21]虽然库克描述了这两个主要的土壤侵蚀期，但其发生的具体时间段，直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放射性碳测年技术才得以确定。

对墨西哥城东边的米却肯州的帕茨夸罗湖的沉积物岩心进行的研究分析，显示了发生快速水土流失的三个主要时期的证据：第一个侵蚀期伴随着大规模的林地砍伐，发生在大约三千五百年前，也就是这一地区刚开始玉米种植后不久；第二个侵蚀期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到一千两百多年前，即前古典时代的晚期；第三个侵蚀期发生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今墨西哥）的前夕，当时有近十万人居住在湖边。尽管耕犁被引入阿兹特克，但是由于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造成人口剧减，因此在第三个侵蚀期过后，土壤侵蚀速度反而开始下降。

与古希腊和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情况一样，严重的土壤侵蚀在墨西哥中部各个地区发生的时间段不同，因此气候变化并非其主要驱动力。例如，在墨西哥中部高原的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Puebla-Tlaxcala）地区，坡地土壤侵蚀的加剧发生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该时间段与聚居点的快速扩张期相吻合。其后，在经过了自公元100年前后开始的一个土壤形成和文化停滞期后，紧接着就是在阿兹特克被西班牙征服前发生的第二个土壤快速流失期以及聚居点的快速扩张。在该地区山坡进行的地理考古调查显示，与古希腊的情况一样，农田被荒废的主要原因，是沿着山坡自上而下逐渐发生的土壤流失。

和研究人员在玛雅丛林中的小洼地见到的情形一样，墨西哥中部的莱尔马河流域（Lerma Basin）上游谷底沼泽的沉积物岩心显示，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从周围山坡被剥蚀而下的土壤开始增加。随后，自公元600年开始，从古典时代晚期持续至后古典时代早期的水土流失，伴随着聚居点的扩张而进一步加剧。十四个世纪之后，库克教授在考察中发现，这一地区在被西班牙征服前，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这亦是该地区土壤衰竭最严重的时期。

位于墨西哥城东南部约一百英里的特瓦坎山谷，被称为墨西哥的“玉米的摇篮”。这一地区的土壤也见证了前哥伦布时期严重的水土流失。在20世纪90年代初，围绕米特桑德拉镇展开的土壤调查发现，已被耕作地区和未被耕作地区的土壤状况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被集约耕种的山坡土壤流失严重，如今仅剩一层薄土覆于风化岩石之上。暴露于地表的心土层记录了农地的土壤侵蚀，而今唯一有迹可循的“土壤”，不过是薄薄的一层被风化的岩石碎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没有迹象表明曾被耕作过的地方，其风化岩石之上覆盖着厚达一英尺半的成熟土壤。被长期耕作和未被耕作地区的土层厚度差异表明，一英尺半厚的土壤已从农地被剥蚀。

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年前，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灌溉农业从谷底扩张至周围的山坡，进而引发导致该地区贫困至今的大范围土壤侵蚀。如今，这一地区的坡地农业仅能为小镇提供其玉米和豆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米特桑德拉镇的居民以手工陶瓷制作或到其他城镇当雇佣劳工为生。在这一土壤生成速度缓慢的半干旱地区，其居民所在意的首要环境问题，是如何获得供家用以及烧制陶瓷用的木柴；而他们对其土壤的逝去并不知情——土壤消失的速度慢得让人难以察觉。

农业造成的土壤流失，还导致中美洲南部的部分地区被遗弃。研究人员从巴拿马中部拉耶瓜达（Le Yeguada）的一个小湖湖底，挖出了沉积物的一条长岩心，其中保存的花粉显示，热带雨林在七千到四千年前被刀耕火种的农业模式所清除。考古记录表明，人们在这一时期内通过伐林为田，集约耕种小湖集水区内的土地，促成可观的人口增长。到了公元元年，随着山脚和高地的土壤侵蚀的加剧，人们放弃继续在集水区内进行农耕。这一地区缓慢的森林重生速度表明，其土壤已经衰竭，并且，其后的农业聚居点转移到了未曾有人居住的洪泛平原和沿海谷地。长岩心最上层的沉积物成分显示，这一地区对原始热带雨林砍伐的减少，事实上可以追溯至被西班牙征服后的时期——那时，土著居民被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击垮，人口密度急剧下降。

散布于美国西南部弗德台地（Mesa Verde）、查科峡谷（Chaco Canyon）以及谢伊峡谷（Canyon de Chelly）的壮阔的原住民文化遗迹——在第一批欧洲人来到美洲很久之前就被遗弃的古代聚居地——早已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好奇心。大约在公元1250—1400年间，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从美国西南部消失了。战争、疾病、干旱、森林砍伐等常见的假设，都曾被用于解释该文化的神秘消失。

保存于查科峡谷谷底各层沉积物中的花粉表明，在普韦布洛人到达前的数千年间，这一地区的植被群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林鼠洞穴地面发现的尿液结晶中的植物残余物，显示出该地区的原生植被为北美矮松（pinyon-juniper），并且当地植被在普韦布洛人落户于此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落户于查科峡谷的居民，在公元1000—1200年间砍伐了成千上万的黄松树（ponderosa pine）用于建造活动。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树木被当作燃料。如今，谷底的原生植物只剩下沙漠灌木和干草。但是当你走近峡谷，仍然能看到荒野之中散布的古树桩。

许多人认为，是干旱导致了查科峡谷被遗弃。虽然干旱可能促成了普韦布洛文化的衰落，但是这一地区在过去一千年间的气候浮动，仍处于过去六千年的气候变化范围内。更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当田地盐渍化和土壤侵蚀使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开始依赖周边地区以获得基本生活资源时，农业的寿命便受到了制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预知的干旱造成的农业歉收，将对当地居民产生毁灭性影响。

驯化的玉米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查科峡谷的。最初，人们将玉米种植在季节性河流或淡水沼泽附近。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玉米种植逐渐开始转向洪泛平原的灌溉农作。大约在公元800—1000年间，西南地区所有合适的地方都开始实行雨养农业。农业聚居点的大小不一，从几十人的小社区到数百居民的村庄。采集仍是当地人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旱季。

起初，人们会在一个地方居住几十年，待土壤肥力下降便迁移到新的地点进行农耕。但到了公元1150年左右，本地农业歉收的同时，也找不到未被耕作的新地可供移居。在这荒漠之中，农地已尽，降雨无常，土壤衰竭。和几个世纪以前“旧世界”上的情况一样，由于已无新地可垦，曾经不断移动的聚居点逐渐固定，其居民开始大量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并放弃了每隔几年便进行休耕的传统。大约从公元1130年开始，当所有可耕地都已被开垦时，该地区发生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干旱和无规律降雨。当城邦周边地区发生农业歉收时，农民便移居到了该地区中心的定居点——然而，周边的土地已经不足以供养城邦的人口了。

通过对比美国新墨西哥和秘鲁两地的古老农业土壤和未开垦地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耕作并非一定导致社会衰亡。吉拉国家森林公园（Gila National Forest）的土壤，是典型的美国西南部史前农业遗址的土壤，大约在普韦布洛文化的高峰期（公元1100—1150年）被耕种，随后被遗弃。被普韦布洛人耕种过的土壤是浅色的，其碳氮磷含量只有未开垦土壤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此外，被耕种过的土地冲沟遍布，有些沟壑深达三尺多。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农田仍植被稀少。即使在农耕停止八百年以后，这一地区的原生植被都无法再复生于已退化的土壤之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生活在秘鲁科尔卡峡谷中的现代农民，仍然在使用已被耕作超过十五个世纪的古老梯田。如同其印加祖先一样，他们仍然实行间作、包括豆类作物的轮作、周期性休耕等种植模式，并施用粪便和草木灰以保持土壤肥力。他们广泛奉行适合家庭种植模式的土壤分类体系，同时在种植前不进行土壤耕犁；相反，他们使用一种形似凿子的极小农具将种子嵌进地里，以尽量减少对土壤的破坏。这些被长期耕种的土壤的矿质土壤层（A层），竟然比附近未开垦的土壤的A层还要厚一到四英尺。被耕种过的秘鲁土壤中含有大量的蚯蚓，以及比天然土壤更高的碳、氮和磷含量。与新墨西哥的例子相反，在传统的土壤管理方式下，这些土壤养育了秘鲁人超过一千五百年。

普韦布洛人和印加人对待土地的不同方式，不过是一部关于土壤的历史巨著中的又一章节：农业的出现，掀起了一场试图找到能够不断增加作物产量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永久比赛。有时，一些文化找到了不会牺牲土壤生产力的解决之道；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法解开这一谜题。

无论是在“新世界”还是“旧世界”，纵观各个古代帝国的兴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普世的教训：即使有创新的适应方式，如果缺少肥沃的土壤，也无法实现生产力的增长。人类只有爱护他们的土地，土地才可以维系人类的生存。相反，人类长久以来对土壤基本健康状况的忽视，使土壤出现侵蚀和衰竭，这迫使西方社会自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一步步向希腊、罗马甚至更远的地方推进，以寻求生存之地，但最终只是加速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衰亡。

众所周知，为了满足当今全球粮食需求，人们已试图展开一场文化的革命，一场新农业技术的革命，或是一场重新分配土地给自耕农的政治革命。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历史是，在农业衰退了几百年之后的前工业化时代，那场在西欧仍然肥沃的、再次复兴的农地上展开的农业改革，如何为殖民主义的出现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