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去的殖民地

噬去的殖民地_泥土文明的侵蚀

没有新的，只有被遗忘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

危地马拉人种植的咖啡豆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大部分当地人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买到。游客也买不到。记得上一次去危地马拉的时候，我不得不靠着通过冷冻干燥保存的、产自墨西哥的雀巢咖啡清醒起来——而我在西雅图离家两个街区的地方，就能买到新鲜焙烤的危地马拉咖啡。人们只知道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的事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正是欧洲人对待其土壤的方式，成了他们开辟新航线、创造“新世界”历史的推动力。当今的全球化农业——把本地产品运往海外更富有的市场——正反映了通过建立海外种植园以供养欧洲城市的殖民传统。

正如很多古老的农业文明一样，欧洲人也是直到土壤肥力下降、未开垦土地减少的时候，才试图改善他们的土地状况。幸运的是，与有着会加速裸露土壤侵蚀春夏季强降雨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西欧温和的夏雨以及冬春季的积雪，限制了土壤的侵蚀，哪怕是被耕作后极易流失的黄土。此外，通过及时重拾土壤管理技术，西欧人得以在建立起有着充足的海外可开垦新地的殖民帝国以前，控制并阻止了本地土壤进一步的退化和侵蚀。

农耕活动在七八千年前从中东传入希腊和巴尔干地区。传播至中欧易耕种的黄土区域之后，农业继续稳健地往西部和北部发展，并于三千年前左右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农业在其传播过程中消耗着欧洲的森林资源，也一次次开启了文明的“繁荣——衰退”循环：先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随后是铁器时代、古罗马文明，再到更近的中世纪文明。到了近代文明时期，殖民帝国开始开采土壤资源，并把农产品和利润一同送回欧洲，以供养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因失去土地而移居城市的农民。

大约在公元前5300年，中东的农业知识传播到了欧洲的门户地区——今保加利亚南部，并催生了欧洲最早的农业聚落。起初，农民们在几座木屋周围的小块田里种植小麦和大麦。农业随后扩张到相对边缘的地区，并持续了大概两千年，直到该地区的可耕地已全部被开垦，而在同一地块上的持续耕作则开始使土壤枯竭。在没有气候变化证据的情况下，随着农业聚落扩张到整个地区，当地人口先是持续增长，随后开始减少。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严重土壤流失的证据表明，农业从位于谷地的小面积宜耕土壤，逐渐扩张到陡坡之上易侵蚀的林地土壤。最终，整个地区布满了几百人规模的小聚落，各自耕种着聚落方圆约一英里内的土地。

在这些早期的欧洲聚落中，人口往往先缓慢增长，而后极速下降——有些聚落被荒废了五百到一千年，直到青铜时代才再次出现文化的踪迹。这种规律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农业发展的根本模式：社会繁荣首先会增加土地供养人口的能力，继而更多的人口会开垦更多的土地；随后，边缘地带的土壤在被耕作后受到侵蚀，人口急剧减少，直到土壤在经过一段人口密度很低的时期后得到恢复。

在诸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背景下，这种过山车式的周期循环，是人口与食物之间关系的共同特点。这是因为，土地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和土壤状况都能影响产粮量。虽然人类可以通过改良农耕方式，做到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土壤的健康状况，才是决定其承载能力的核心因素。洪泛平原可以不断地从周期性的洪水中获取养料，但是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都不能在没有大量施肥的情况下持续保持高产。所以一个开始就依赖山地农业的社会，可以先在某一时期开垦坡地上的一小块土地，随后逐渐扩大耕作面积，并不断发展新技术，应对土壤肥力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否则，山地农业将不得不面对土壤肥力衰竭或是土壤流失所造成的农业衰退。

随着农业进一步向北部和西部扩张，欧洲人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开垦出了可持续耕种数年的小块农田。植物燃烧后的灰烬使新垦的林间耕地变得肥沃，确保了耕作初期的粮食产量；等到该地块上的养料消耗殆尽，人们便不得不再去开垦新的土地。周期性休耕的土地，给了植物再生的机会——首先是草本植物，而后是灌木，最终恢复到次生林。被耕种了几年的土地随后休耕几十年，在此期间，次生林土壤的养分逐渐得到恢复，使地块得以在数十年后再次被用于农耕。

湖泊沉淀物、洪泛平原沉积物以及土壤，它们记录着后冰川时代欧洲景观的变迁。公元前7000—前5500年间，欧洲的环境条件稳定，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人类影响的证据。湖床沉淀物中保留的花粉显示，随着农业从巴尔干半岛向北发展，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开始在密林中清出空地用以耕作。土壤层和沉积物岩心中保留的花粉显示，谷物在公元前5500年出现于中欧。湖泊沉淀物岩心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能够证明人类对中欧景观所造成的影响的有力证据：岩心含有能够表明该地区土壤流失加速的大量木炭以及增多的沉积物。岩心提供的信息，与谷物花粉为我们展现的历史图景不谋而合——公元前4300年左右，也就是后冰川时代中最温暖的一段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谷物种植。

农民到来了，但那时的欧洲依然是蛮荒之地。狮子和河马聚居在泰晤士河和莱茵河沿岸。当人们在欧洲的河岸、湖岸和海岸边四散觅食时，肥沃的土壤正在负责稳固黄土斜坡的巨大橡树、榆树和榉树下悄然生成。

德国最早的农民，是被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覆于淤泥层之上的森林土壤吸引而来——冰川时代的寒风将土壤吹至此处。几个世纪后，在欧洲北部一片从俄罗斯延伸至法国的广袤地带，第二批农人居住了下来。农民们很快便在该地区肥沃的黄土上种植了小麦、大麦、豌豆和扁豆。狩猎和采集则在黄土带之外蓬勃发展。

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们驯养牲畜，居住在靠近农田、临水而建的狭长大屋中。他们在这些房屋中居住了几十年，并持续耕种着周围的农地。当一栋栋孤立的长屋渐渐汇聚成小村落，其耕作的范围也就慢慢超出了黄土区。人们不断开垦更多的处女地，并在每一地块上更为持久地耕作。到公元前3400年，以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在中欧消失了。

德国的土壤记载了数次土壤“侵蚀—恢复”周期：农业导致山坡土壤流失，紧随其后的是五百到一千年的土壤恢复期。德国南部黑森林的土壤层和泥沙冲积物，记载着几次与人口膨胀相关的土壤流失。在新石器时代断土层中的文物显示，首次土壤流失发生于公元前4000年农业被引入之后；到了公元前2000年，大规模水土流失达到顶峰；其后便是以人口低密度为特征的一千年，在此期间，谷物花粉减少，土壤重新生成；直到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时代，这一地区才再次兴起了一轮土壤侵蚀。紧接着的，是第二轮的农业衰退、土壤重生和森林扩张；直到中世纪，新的人口增长开启了第三轮的循环周期。

在德国东南部的弗劳恩贝格的土壤，记录着自青铜时代起，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失去其整个土壤层的过程。该遗址位于多瑙河一个内弯侧的三百多英尺高的山丘上。这里曾经覆盖着易耕的黄土以及一览无余的景致，它们将史前农民吸引而来。考古发掘得到的原始土壤剩余，记录了三次不同的人类居住期，其对应代表分别是青铜时代的农地、古罗马时代的堡垒，以及中世纪的修道院。对土层中挖掘出的木炭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研究表明，在冰川消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地区都未出现土壤侵蚀——直到青铜时代，几乎整个黄土层都被侵蚀殆尽，富含黏土质的心土层暴露于地表。一旦不易蚀的心土层露出地面，侵蚀也随之减缓。虽然如今这里覆盖着次生林，但是土地的农业潜力仍极其有限。

从德国各地的土壤、洪泛平原以及湖泊沉积物中获得的证据表明，自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人类成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水土流失和人类定居相伴而生，但这并不具有像气候驱动事件那样的区域模式。与古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情况一样，中欧也经历了一次次从农业开垦到土壤流失的周期循环，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口增长被人口迁徙和衰退所取代，继而进入土地重生期的循环模式。

对莱茵河沿岸八百多个地址的坡地土壤断层的调查显示，后罗马时代的农业剥去了通过砍伐原生森林得到的坡耕地上数英尺厚的土壤。自公元600年以来，光秃的坡耕地的水土流失速度，是森林未被砍伐前水平的十倍左右。在卢森堡进行的一项类似的土壤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土壤层的平均流失厚度为二十二英寸，同时有超过90%的土地正经历着逐渐加速的土壤侵蚀。虽然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耕作更多是在中欧的山坡上发生，但如今该地区大多数的现代农地都位于谷底——那里沉积着从山坡上被剥蚀而下的、曾被耕作过的土壤。

新石器时代，法国南部的居住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石灰岩高地之上；那里如今是白色的坡地，其上覆盖着薄薄的岩石质土壤和稀疏的植被。当史前农民到达此地时，高地上覆盖着肥厚的棕色土壤，比覆盖谷底的黏质土壤更易于耕作；如今，不再适于耕种且被认为是毫无生机之地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附近的石灰岩高地，主要被用于放牧。在希腊殖民者于公元前600年建立城市后不久，马赛附近的海港就开始累积泥沙。农民开始在村庄附近的陡坡上开垦耕种后，海港中的沉积物骤增至原有水平的三十倍。

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很久，英国早期的森林砍伐就已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那时，逐渐增加的人口慢慢将森林植被清除以进行农耕；到了罗马时代，高密度的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土壤流失。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更先进的犁具使耕作范围更大且更频繁。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以后，人口急剧下降，大约过了一千年才回到相似的水平。

塞文河（River Severn）支流涟漪溪（Ripple Brook）沿岸的洪泛平原，是典型的不列颠低地景观。该平原的沉积物记录的是，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沉积物的沉积速度急剧增加——这也说明山坡土壤流失的速度急剧增加。河谷沉积物中含有的大量树种花粉显示，在两千九百到两千五百年前，繁茂的森林被人们砍伐，并被集约耕种。增加了四倍的洪泛平原沉积物，讲述着山坡急剧增加的土壤侵蚀。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森林被开垦以后有平均三到六英寸的土壤净流失量。有些流域甚至已经失去了八英寸厚的表土层。虽然大部分流失发生在青铜时代或古罗马时代，但也有一些地方在中世纪之后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在诺丁汉郡著名的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被开垦为农田后仅两百年，原始的森林土壤就已经变为一层附在岩石上的褐色薄沙土。正如黎巴嫩的古杉森林那样，如今，大部分表土层已从罗宾汉劫富济贫的舍伍德森林里消失了。

科学家从苏格兰边境的阿伯丁以西的一个小湖中，提取出了沉积物岩心。对该岩心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在过去一万年间从周围山坡被冲刷流失的土壤的连续记录。在有着后冰川期灌木林和桦树林覆盖土壤的五千年时间里，湖泊中沉积物增加的速度，亦即周围山坡的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很低的。随着农业的到来，农作物和杂草花粉增加，泥沙沉积速度也增加了两倍。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过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随着原生植物在广袤的废弃景观上再生，水土流失速度也持续大幅下降——直到近代，侵蚀速度才再次回升。

从瑞典南部的一些小型湖泊里提取的相似沉积物岩心，亦记录了从前农业时代侵蚀现象几近于无，到耕作普遍化后土壤流失速度明显提高的转变。来自巴斯沃斯鸠湖的沉积物岩心显示，公元前7250—前750年间森林统领着当地的景观；直到森林遭到砍伐，水土流失才开始加速，并在16—17世纪农业集约化后进一步加剧。从哈弗格斯鸠湖（Havgårdssjön）中取出的沉积物岩心记录了一千年间植被和土壤侵蚀的情况。对该湖周边地区的考古记录中，没有出现青铜或铁器时代的文物。直到公元1100年农业聚落出现后，湖底沉积物的沉积速度是之前的四到十倍。对于生活在横跨斯堪的纳维亚、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曾受冰蚀作用的地区的农民，需要等到足够长的冰释期过后，土壤恢复到可供耕作的状态，才能在该地区开展农耕。

简而言之，欧洲的史前历史涉及农业民族的逐步迁移，紧随其后的土壤加速侵蚀，以及之后在古罗马或现代文明到来前的人口低密度期。与希腊和罗马一样，中欧和西欧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早期的森林砍伐和农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随后人口开始衰减，但最终又出现反弹。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其文明的重心转向北方。公元300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放弃了首都罗马，并迁都至米兰。当狄奥多里克大帝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意大利的哥特王国时，他选择了维罗纳（Verona）作为其在北方的新首都。即便如此，许多意大利北部的农田依旧被废弃了数百年，直到一个11世纪的土地复垦计划将其再次变为耕地。经过几百年的持续努力，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可耕地被再次耕作，这支持了那些孕育文艺复兴繁华的中世纪城市。

随着意大利北部人口的反弹，土地的集约利用增加了该地区河流的淤泥负荷量。这引起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重视，并再次振兴了古罗马水利和防洪工程的技艺。大规模的丘陵耕地一直蔓延到了阿尔卑斯山地区——这对波河（Po River）造成的影响，类似于古罗马土地利用对台伯河造成的影响。最终，在历经八个世纪的重新耕作后，连意大利北部的土壤也开始衰退。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投入约五亿美元用于水土保持。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北非、埃及和中东生产的粮食，古罗马对波河流域、高卢地区（法国）、不列颠和日耳曼各省份土壤的需求较低。古罗马在西欧各省份的农耕多限于河谷，因此那些在青铜时代曾被耕种的山坡在中世纪时树木丛生。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意大利的北方省份能够供养从废墟中诞生的西欧文明，这绝非巧合。

帝国灭亡后，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和西部的许多古罗马农地恢复成森林或草地。在11世纪，这一地区的耕种面积不及英国耕种面积的五分之一。每年只有约5%的土地得到耕种，并且实行的是半牧半农、隔年休耕的农畜混合模式。在中世纪，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每年只有不到10%的土地被耕种。即使是在人口最稠密的法国南部，每年被耕种的土地也不超过15%。

在中世纪早期，村镇控制着由所有村民共有的一定面积的土地。每户每季度可分到一部分公地用于耕种，之后田地被收回公用。一般的规则是，先种植小麦，然后是豆类，接着是休耕季节。收获过后，牛啃食田间残茬，并将其转化为肉、奶和粪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西姆霍维奇把中世纪的村庄结构，看作是为了耕种已退化的土壤而产生的适应性模式。他指出，遍布欧洲的很多古老村落，都实行类似的土地使用和所有权模式；那时，农民还没有将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围起来。谷仓、马厩和菜园总是离家很近，而各户农民所持有的田地是大田中划分出的条形地块；每个农民可能拥有从三块不同的大田里分出的十多块不连续的条形地。农户们共同管理大田，先是种植小麦或黑麦，然后种燕麦、大麦或豆类，最后休耕放牧。

在公地模式下，农民对自己田里轮作种植的作物类型以及耕犁方式没有决定权，且其所持有的各块田地常常相距较远。西姆霍维奇认为，这种看似不便利的模式能够在整个欧洲大陆广泛实行，一定有其道理。他不认为这种模式是从古罗马农庄继承而来，或是由封建制度强行决定。西姆霍维奇猜想，这或许是由于，一个农民可能没有足够的牛来提供所需肥料，但村里的牲畜可以一起为公地施肥，以减缓土壤退化。他认为，正是土地已经退化的状态使人们合作以谋求生存——这与认为集体农地引起了土地退化的“公地悲剧”的看法相反。

西姆霍维奇指出，古代社会因未能保护好土壤而走向衰败。“去古老而富饶的小亚细亚、北非或其他文明的遗迹走走吧。看看那些无人谷，那些逝去的和被埋葬的城市……那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巨大尺度的废弃农田的故事。不断的耕作耗尽了土壤中的腐殖质，当大地再也无法奖赏那些辛勤劳作以维持生计的人时，人们便将其遗弃。”[22]西姆霍维奇断定，是紫花苜蓿和三叶草的引进帮助欧洲农业恢复了土壤肥力。他指出，在16世纪之前，欧洲没有任何干草田；通过圈占公地，人们才能够在足够的土地上种植牧草，饲养能够提供粪肥的牛羊以提高土地肥力，从而增加作物产量。

来自16世纪早期中古英语诗《神助尔犁》（God Spede ye Plough）手稿的缩图（原件保存于大英博物馆）。

关于中世纪农业作物产量低的传统解释是：缺乏足够的牧场，来畜养能够为耕地提供粪肥、维持土壤肥力的牲畜。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仍普遍认为，低产农作反映了农人对粪便维持土壤肥力的价值的无知。而事实告诉我们，中世纪的农民懂得，将部分土地留作牧场，能恢复土壤肥力；但是，欠缺耐心以及经济考量，最终使农民们觉得这种维护土壤的投资没有吸引力——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年的收成”为终极目标。

在后罗马时代的农业方法和实践限制了作物产量的几个世纪之后，中世纪一段较长的气候适宜期使作物产量增加，并促进了人口的加速增长。人口增长继而带来对作物产量增长的迫切需求，这再次引发了对欧洲剩余森林的砍伐。新的重型耕犁的出现，使农民能够耕种树木根系盘绕的低地，以及覆盖着硬厚的黏质土壤的河谷。在11—13世纪，整个西欧的耕地量翻了一番。农业扩张带动了村镇和城市的发展，使其逐渐取代封建庄园和修道院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到了公元1200年左右，欧洲最好的土壤之上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到了13世纪末期，新的定居点开始耕种贫瘠而陡峭的边缘土地，田地的扩张使人口不断地增加。到了公元1300年，欧洲人口在两个世纪中翻了一番，达到八千万。

强大的城邦在农耕最密集的地方诞生了，尤其是比利时和荷兰的肥沃低地及其周边地区。到了14世纪中叶，农民已开垦了西欧绝大部分黄土地，以养活迅速增长的社会和新兴中产阶级。在被强大邻国包围的弗拉芒和荷兰，当地农民采用了与现代相似的轮作。

公元1311—1317年欧洲灾难性的饥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当人口达到农业系统承载力的极限，恶劣天气的出现将造成怎样的后果。1315年全年都是潮湿的，涝田断送了春播。作物产量只是往年的一半，收得的少量干草潮湿并腐烂于谷仓。到了1316年初，普遍的粮食短缺，让人们不得不吃掉为下一年准备的作物种子。当潮湿的天气贯串整个夏天，农作物再次歉收，小麦的价格也增加了两倍。穷人买不起食物，而那些有钱人——甚至是国王——也不是总能买到食物。一些饥饿的农民转向了抢劫；饥荒灾区甚至有过人吃人的现象。

营养不良和饥饿的乌云开始笼罩整个西欧。自诺曼底人于1066年入侵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缓慢但稳定，直到1348年黑死病爆发。几次大饥荒进一步雪上加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13世纪初的约四百万下降到了14世纪初的约两百万。整个欧洲的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

在黑死病爆发以后，农村人口大幅下降，为了换取微薄的租金，地主竞相给予佃农其所耕种土地的终身使用权甚至继承权，以让他们继续留在土地上。随着人口之后的反弹，在16世纪初出现了该地区农业的最后一次扩张，农田布满大地。自12世纪后期开始，为了从价格急剧上升的土地中获得更高的租金，地主们开始圈占以前用于共同放牧的土地。已经没有足够土地而又被强大邻国包围的荷兰人，展开了雄心勃勃的从海上获取土地的计划。

约翰·菲茨赫伯特写于1523年的《测绘书》，是第一部以英文出版的农业作品。书中指出，提高一个村镇价值的方式，是实行农业整合——将农民使用公地和牧场的权利，转变为在每户农家旁边圈出单独的田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给每个农户分配三亩地一头牛的公地整合策略，演变为把英国乡村改造成一个个大农庄的运动；农庄可部分租给佃农以盈利。除了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多数人认为公地私有化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对增加农业产量有利无弊。

在动荡的16和17世纪，英格兰的大部分农地在亨利八世反对天主教会的战争、王位争夺战以及英国内战中易主。不受保护的农地使用权，削减了人们对于投资土地改良的热情。到了17世纪下半叶，有人提出，英国应该采取弗拉芒人的农田租赁传统：如果四个公正的评判人——其中两个由地主选出，另外两个由佃户选出——认为一块农地在租期结束后其土壤质量得到改善，地主就应向佃户支付一定数额的钱。

当欧洲的气候从中世纪暖期进入小冰河时代（大约从公元1430年一直持续到1850年）时，一年中的寒冷期延长，意味着作物的生长季缩短、产量下降，可耕地亦相对减少。常年生活在食物需求不足的边缘的底层人民，在歉收后的粮食严重短缺时期非常脆弱。这时，政府监控着面包价格，以衡量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

农民们对土地改革的渴望，在粮产不稳定和供应短缺的进一步推动下，助长并触发了宗教改革。由于教会很少拒绝信徒们捐赠的土地，因而经过数百年的累积，教堂所持有的土地量已远远超出神职人员开垦和耕作的能力。因而，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将“上帝的土地”租给贫穷而缺乏土地的农民。到了15世纪，教堂在部分地区所持有的土地量高达五分之四，它超过贵族阶级成了欧洲最大的地主。试图抢回教会所占土地的贵族及其盟友，借机利用了佃农的广泛不满。民众对宗教改革的广泛支持，不仅是为寻求宗教自由的承诺，也是为寻求更多的土地。

对农作物需求的不断增加，意味着牧场减少，动物越冬饲料不足，以及肥料短缺难以维持土壤的肥力。随着人口不断上升，集约耕作的土地迅速丧失了生产能力，因而需要不断开垦更多的边缘地区的土地。同时，新耕地的短缺鼓励了人们重新采用轮作、施肥和堆肥等古罗马农业实践方式。

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的复兴，也刺激了农业实验。16世纪，伯纳德·帕利西认为，草木灰是好的肥料，因为其成分与植物从土壤中所提取的营养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被重复使用以促进新植物的生长。17世纪初，比利时哲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试图解答“植物是由土、气、火还是水组成”的问题。他在两百磅重的土壤中种植了树苗并实施了防尘措施，在仅添加水的情况下让其生长五年。他发现，树的重量增加了一百七十磅，而土壤只失去了微不足道的两盎司。范海尔蒙特因此得出结论：树增加的重量来源于其生长过程中唯一添加的物质——水。鉴于土壤失去的重量仅占树增加重量的极小一部分，他否认了土壤对树生长做出贡献的可能性。我怀疑，他也未认真考虑过空气或许是树所增加的重量的主要来源——在范海尔蒙特之后，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发现二氧化碳并理解植物的光合作用。

与此同时，在17世纪农田布满大地的情况下，农地“改良者”开始崭露头角。荷兰大部分的低丘和浅谷覆盖着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富含石英的沙质土壤。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荷兰人开始在自然贫瘠的泥土里混合粪肥、落叶及其他有机废料。由于在相对平坦的土地上耕作不会造成水土流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累积起厚达三英尺的、富含有机质的黝黑土壤——缺乏足够的土地令其找寻造土之法。像荷兰一样，丹麦人通过采用包括豆类作物的轮作，以及施撒粪肥，改善了自然的沙质土壤，并使作物收成翻番。换句话说，他们重拾了古罗马农业的关键要素。

土壤改良理论传播到了英国，那里也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探寻农业创新以提高作物产量。17世纪的农学家扩大了饲料作物的范围，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轮作。他们通过种植豆类提高土壤肥力，也通过施撒更多粪肥以保持土壤肥力。此外，他们引入了弗拉芒人种植三叶草和萝卜作为地被植物以及冬用饲料的方法，改变了动物与土地的比例，增加了可用的动物粪便量。英国的农地改良者推广种植三叶草以修复农田的方法，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三叶草根部具有固氮根瘤菌，直接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同时它可以作为牛的饲料，间接提高粪肥量。

在1550—1700年间，尽管有着寒冷的冬季、潮湿的夏季和较短的作物生长季，英国的农业亩产还是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后被称为“自耕农的农业革命”。在17世纪初，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英国农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即那些拥有小块地产或长期承租自营地的农民或佃户。痴迷于给土地施肥的农民，开始把石灰、粪便和几乎其他任何可得的有机废料翻犁进他们的田里。农民也开始转变在固定地块农牧的做法，开始实行耕种三四年后休耕，将该地块用于长达四五年的畜牧后再被重新耕种的模式。这种“循环农牧”的新做法带来了更高的作物产量，并吸引更多人来开垦曾被用于放牧的“公地”。

新兴的土地改良者亦率先发展出对湿地进行排水以用来耕种的系统。他们尝试设计耕犁，以及各种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上层地主阶级主张圈出牧场，并种植饲料作物（尤其是大头菜）作为牛的越冬饲料，从而增加粪肥量。他们的主张建立在如今被称为“公地悲剧”——公地会使土地退化——的论点上。农业改良者认为，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必须将分散的公地圈起来，合并为大庄园。于是，由土地所有人和律师组成的议会，通过了把已使用数世纪的公地圈为私有地的数条法律。圈地的确增加了作物产量，为大地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因圈地合法化而被隔在围栏之外的农民——其父辈依靠自己的劳动吃到肉、奶酪和蔬菜——只能靠吃面包和土豆为生。

对土壤实施管理，开始被看作是高产和盈利的农业的关键。首位用英语（而非拉丁语）写作的农学作家杰维斯·马卡姆把土壤描述为各种黏土、沙子和砾石的混合物。土壤良好状态的保持，取决于当地的气候、土壤自身的性质和状况，以及当地的植物（作物）。“把黏土、沙子和碎石混在一起便是土壤；它抑或是可提高作物产量的优良土壤，抑或是（使作物）全部……荒芜的土壤。”了解土壤本身，是理解何种作物能够在其上生长良好的关键，也是保持一片农地生产力的重点。“因此，要真正懂你的土地的性质和状况……不仅需要了解开垦和清理土地的方法……更需要了解使土壤状况提高与改善的方式。”[23]

马卡姆提出改善英国农田土壤的步骤，并推荐使用适合所耕土地的耕犁。他建议将河沙以及碾碎并焚烧过的石灰石混进土壤，然后再加入可获得的最好的粪肥——最好是公牛、奶牛或马的粪便。在描述如何改善贫瘠土壤的手段时，马卡姆主张，应在田间种植两年小麦或黑麦，然后牧羊一年并积累粪肥。牧羊后，可以耕种几轮大麦，到了第七年改种豌豆或蚕豆，而后几年休耕放牧。经过这个农牧周期的田地，其种植谷物的能力将大大改善。保持土壤肥力的关键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交替进行家畜养殖与作物种植。

另一个同等重要但较少受到关注的关键点是，要防止土壤侵蚀。马卡姆指出，春耕时需要小心避免水流积聚在侵蚀留下的冲沟里。好土壤是好农地的关键，即使是在英格兰和缓起伏的山丘地区，依然需要给田地以特殊照顾，才能够防止土壤流失。

近半个世纪后，约翰·伊夫林于1675年4月29日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全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进行了题为“关于泥土、沃土和土壤的探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恳请皇家学会的会员们将目光从天体起源这类“高尚”的问题，转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土壤的问题，伊夫林认为，并不是不值得在座诸位聪明绝顶之士过目的“粗鄙”问题。他呼吁会员们思考土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王国的长期繁荣是如何依赖其土壤状况的改善。

伊夫林描述了性质各异的表土层和心土层是如何由深处的岩石层转化而来。“位于表层的、对人类最有用的那部分土壤或泥土……是天然的草垫下的土（请允许我这样称呼它），通常还有其下其他部分——在各地层（strata）或土层（layers）中——直到最下方贫瘠且坚硬的岩石。”在八九种基本的土壤类型中，最好的一种是由矿物质与植被混合而成的肥沃表层土壤。

我就从掀开草坪后最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分说起；如果它从未被铲损或混入外来之物，我们就将它称为“处女土”（Virgin Earth）……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田野里，这部分土壤大约有一英尺深，它与更深的土层有明显的颜色和质地区别。表层土壤不断被空气、露水、雨水和大气环境所滋养，因而是最好的，最富营养的。

理想的表层土壤是一种富含矿物质和有机质的混合物，其形成源自“其上所生长的……青草、植物、树叶、树枝［和］苔藓持续不断的腐烂”。[24]

伊夫林向他的听众讲述古罗马农学家的著作，描述着如何通过粪肥、覆被作物和轮作来改良土壤。像古罗马人一样，伊夫林以气味、味道（甜或苦）、触觉（湿滑或粗糙）和视觉（颜色）为标准来评估土壤。他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粪肥及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还讲述了种植豆类以改善土壤的经验。

伊夫林重申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的观点，他指出，只有了解土壤，才能知道其上能种什么。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在地里自然生长的植被，来判断何种作物最宜生长于此。“我们知道，植物是被土壤中的成分——它们亦是形成土壤的材料——所滋养的。所以这些物质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需要我们仔细阅读土壤和肥料的经验之书加以认知。”土壤厚度的增加，是通过来自上方的有机质与来自下方的碎石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若要维持好的收成，就需要保持最宜耕的富含有机质的表土层。富含矿物质的心土层生产力较低，但伊夫林认为，含氮盐类能改良哪怕是最贫瘠的土地。“我坚信，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硝石，我们将不再需要其他肥料就能改良我们的农田。”[25]伊夫林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预言了化肥对于支撑和推动农业生产的价值。

到了18世纪初期，人们认为改良耕地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圈地来获得足够大的私有化牧场，用来饲养能为农地供应粪肥的禽畜——家牛在公地上留下的粪便作用不大。对粪肥的需要决定了高产农场的规模：过小的农场在持续耕作时容易降低土壤肥力；虽然实施大农场耕作的最终结果还是对土壤本身的严重消耗，但在当时土壤侵蚀还不明显——古罗马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早已被人遗忘。对于个体农户而言，圈地被视为确保其施用粪肥改善土壤肥力的投资得到回报的方法。

1708年出版的《耕作技艺大全》一书的扉页。

农业作家认为，获得好收成的关键是保持充足的肥料供应。这意味着，需要保持每个农场——或者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圈地形成的大庄园——中牧场与耕地的正确比例。“可耕地量必须与牧场形成的粪便量成正比，因为适量的粪肥是保证耕地收益的基础。”[26]通过将饲养牲畜的牧场与种植谷物的耕地整合并置，从而顺利利用粪肥补充耕地肥力，这种模式被视为提高农业产能的关键。

不过，土地间亦存在差异；人们需要根据土壤的性质对改良方法进行调整。英国有三种基本农田类型：不受洪水困扰的山地，沿河流和湿地分布的低地，还有易被海水淹没的土地。这些土地有各自不同的弱点。

山坡上那约一英尺厚的薄薄的表土层，是好的农业所不可或缺的；这些土地天然易蚀，且容易受到不恰当的农耕方式的破坏。覆盖于低地的土壤，不断由因为高地侵蚀而聚集到低坡的细小沉积物所补充。“对于河流附近的土地而言，土壤的改良来自携卷着高地土壤而来的洪水，因此这些土地除了不断的除草以外，不需要施用其他的土壤改良方法。”[27]

长期的集约耕作会降低土壤肥力，而坡地格外脆弱。“当田地位于山坡之上……更需要避免过度翻犁。”[28]认识到这一点后，大部分地主强制要求佃户每三年休耕一次，或是在没有粪肥的情况下每两年休耕一次。当围圈起的私有农场面积足够大时，修复被损毁的土地的做法，被证明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农业改良的旗帜下，议会不断将圈地运动合法化，以公地为代价建立大庄园——这使得乡绅更富有，而农民则更贫穷。

英国农民逐渐使每英亩产粮量增至略高于中世纪水平，即收获量为播种量的两倍，但这并不比早期埃及作物产量要高。历史学家曾把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期间粮产总量的增加，归功于在18和19世纪把三叶草等固氮植物引入轮作的做法。事实上，18世纪初的亩产量并不比中世纪高很多，这意味着这段时间内增加的粮产总量，要归功于总耕地面积的扩大而非改良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中世纪十到十二斗的小麦亩产量相比，18世纪小麦亩产量仅增加了一斗半。到了1810年，小麦亩产量翻番；到了1860年，小麦亩产量也仅为每英亩二十五到二十八斗。

收割一亩作物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增加，可用以证明作物亩产量在相应的一段时间内有所提升。从1600年左右到18世纪初，每天收割一亩小麦所需的劳动力从2人增加到2.5人左右；到了186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3。尽管农作物亩产量有所增长——在1200—1800年的六百年里，亩产量增加了一倍半——然而，九倍的人口增长量说明，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增加应主要归因于扩大的种植总面积。

在同一时期，英格兰约四分之一的耕地从开放的公地被圈为庄园；到了18世纪末，公地几乎从英国的大地上消失了。失去公地，使农村人口分化为“自由农”和“特贫农”——他们原本拥有一头在公地上放养的牛。无依无靠、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工作只得靠公共救济为生。看到英国乡村转型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时任英国农业部部长的阿瑟·扬将圈地运动视为破坏乡村自给自足模式的危险趋势。但是，圈地以及公地私有化，却在无形之中推动着这批新生的无地农民去寻找新的工作——劳动力正为经历工业化过程的英国城市所急需。

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农场已经发展成为农牧并置的混合系统。对农耕与畜牧活动的同等重视，使庄园有充足的可用以补充土壤养分的粪肥，以及三叶草和豆类等覆盖作物。英国人口的增长反映了从黑死病到工业革命期间的农产总量的增长。在1750—1850年，英国的谷物产量和人口均翻了一番。究竟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带动了农产品需求？还是增加的农产量使得人口更为快速地增长？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其中的因果关系，人口与粮产量都是并行增长。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的饮食水平却下降了。当几乎所有可耕地都已被耕种，欧洲人逐渐变为以蔬菜、燕麦粥和面包为食。在不再有余粮能为牲畜提供冬季饲料，继而又失去了可牧牛的公地的情况下，吃肉便成了上流社会的特权。1688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无名小册子，将欧洲的高失业率归因于“人太多”，并奉劝国民成批移民到美国。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每天依靠不到两千卡路里的食物生存——这大约相当于当今印度的平均水准，低于拉丁美洲和北非的平均水平。终日在田间劳作的欧洲农民，其摄入的食物量还不如每周仅工作三天的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

尽管农产量增加，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却出现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1690—1710年间，饥荒持续蔓延，粮食产量无法满足人口的粮食需求。尽管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英国却躲过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农民动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从爱尔兰进口了大量粮食。

除了对帝国发展和宗教自由的渴求，由粮食不足所带来的真正的饥饿，推动着欧洲向“新世界”前进。人口密布、有着西欧被耕种得最久的耕地的西班牙，首先以最具侵略性的方式，展开了对“新世界”的殖民扩张。早在古罗马人到来之前，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就聚居在西班牙的东海岸，但直到古罗马人开展集约耕种以前，伊比利亚半岛的农业基本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在罗马帝国灭亡几个世纪之后，摩尔人将集约灌溉技术引入西班牙。持续了超过五百年的摩尔式农业，使西班牙的土壤被进一步破坏。到了15世纪，对于那些耕种着西班牙受到侵蚀并衰竭的土壤的人来说，“新世界”的土壤可谓极度肥沃。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农民就取代了找寻黄金的征服者，成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主要移民。

相比之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北欧农民才开始向西寻找宗教与政治的自由——以及可耕作的土地。此时，英国和法国的农民仍在清整和改良本国的土地；而德国农民则忙着开垦从教会手中新收回的土地。德国人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开始建立海外殖民地，北欧人也直到19世纪末期才赶到美国。从西北欧移民到美国的人较少，因为他们的家乡仍有十分肥沃的土壤。

当农场已遍布欧洲大陆较为平坦的土地时，农民开始向山坡进发，开垦农地，这便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一旦土壤从坡地流失，就再也无法供养饥饿的人口。当18世纪的农民开垦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陡峭坡地时，他们引发了剥蚀并卷走土壤的山体滑坡，并使谷底农田被沙石掩埋。到了18世纪后期，陡坡地的森林砍伐及其后的土壤侵蚀，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阿尔卑斯山脉部分地区人口锐减。19世纪的地理学家让—雅克—埃利塞·何克律估计，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因水土流失而失去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耕地。至此，大量拥入城市寻找工作的人们，既无法种田，又买不起食物。

18世纪中期的农业景观（狄德罗编写的《百科全书》，巴黎，1751—1780年）。

持续了十年的饥饿使巴黎无家可归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也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据沙特尔的主教描述，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一样糟糕：“人们像羊一样吃草，像苍蝇一样死去。”人们排长队购买面包店高价出售的、沾满尘土的苦面包——这助长了革命的热情。稀缺食物的高昂价格，以及认为食物被扣缴而未能进入市场的观点，激起了法国大革命关键时期的民众暴乱。

贵族大庄园的瓦解，使农民得以抢夺树木丛生的高地。清垦陡坡，使山洪和泥石流从高地席卷而下，把洪泛平原的耕地掩埋在沙土和砾石之下。上普罗旺斯地区（upper Provence）的大部分农田被遗弃。在1842—1852年间，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使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低坡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一。

19世纪40年代初，法国公路工程师亚历山大·叙雷尔曾制定应对上阿尔卑斯山脉地区（Hautes-Alpes）山体滑坡的办法。他指出，耕地被引入山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泥石流将坡地的土壤剥蚀，并将农田、村庄和居民掩埋。森林被砍伐的地方都出现了山体滑坡；森林依然存在的地方则没有发生灾害。叙雷尔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得出了树木能够帮助陡坡固土的结论。“当树木扎根于土壤之中，它的根部有上千条纤维将土壤抓牢；它的枝杈也像帐篷一样，使土壤免受突发暴雨的冲蚀。”[29]

认识到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山洪之间的联系后，叙雷尔倡导通过积极植树造林来保障该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耕种陡峭的坡地，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在伐林造田后，起初几年能有好的收成，这是因为森林留下了一层肥厚的腐殖质。但是这层宝贵的肥料，肥沃却不稳固；在斜坡上待不了多久，几次突如其来的阵雨就会将它冲散。下面一层光秃的土壤裸露出来，很快便消失了。”[30]保护森林和土壤的措施往往难以实行，因为清除植被后耕种更有利可图——就算是被砍伐的山坡无法长久耕种。

当叙雷尔在为如何恢复山地森林而焦虑时，乔治·珀金斯·马尔什在他作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期间游览了法国。马尔什目睹了砍伐森林对陡坡土地以及谷底农田造成的长期影响——土壤遭到剥蚀的光秃山坡不宜居住，且再也无法吸收雨水；雨水径流席卷而下，其携带的泥沙将山谷之中的田地淹没。

马尔什是一名细心的游客，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为“新世界”正在重复“旧世界”的错误而担忧。

人类对阿尔卑斯山脉、亚平宁山脉、比利牛斯山脉以及中南欧其他山脉的侧坡造成了破坏性的改变，其历史证据如此确凿；自然的退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某些地方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见证了这一悲哀的变迁……可以肯定的是，吞没了诸多曾经美丽富饶的欧洲地区的贫瘠与荒芜，正等待着重现于美国部分重要地区，以及其他已被欧洲文明所影响的年轻的国家。[31]

马尔什把他在欧洲与美国纽约州的所见进行了对比。他发现，纽约哈得孙河的上游，由于农民伐林为田，已被灌满泥沙。他认为，拥有平缓坡地且四季雨量均匀的地区，在合理耕种的模式下，可以永久耕作。爱尔兰、英格兰以及广袤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便符合这种条件。相比之下，若在地势险峻的地方耕种，过不了多久就会触发重度的水土流失，特别是在会发生滂沱大雨或极度干旱的地区。

法国的毁林高峰发生在19世纪初。1860年，米拉波侯爵估计，法国有一半的森林在之前的一百年间被砍伐。法国森林督察官琼斯·德·丰塔尼埃对阿尔卑斯山脉的评论，也呼应了叙雷尔的悲观展望。“土地的耕种者……终将被迫……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这完全是由他们对土地的破坏造成的。土地在支持了数代人的生存之后，慢慢被贫瘠的岩石所取代。”[32]

1859年，法国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来保护和修复公共的和私人的林地。不过，欧洲森林的砍伐量随后出现过短暂的增长——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两万八千棵核桃树被欧洲供应商砍伐，用于制造枪托。尽管出现了这一追逐暴利的情况，截至1868年，将近二十万英亩的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高地已经补植了树木或恢复了草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沃尔特·罗德民参观法国南部时发现，陡峭的山坡和平缓的谷底同时进行着集约耕作。一些农民保留了类似古代腓尼基人的坡地梯田。令罗德民惊叹的是，在梯田耕作本不常见的法国东部，农民将土壤从最低处的犁沟收集起来装入小推车，运上斜坡并倾倒在最上面的犁沟。早在几个世纪前，当梯田耕作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时，农民就已经知道，农耕破坏了土壤侵蚀与形成之间的平衡，并会使其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饱尝恶果。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比欧洲的科学家们更超前地了解了土壤的性质。

在1887年5月5日的爱丁堡地质协会会议上，副主席詹姆斯·梅尔文宣读了一份由苏格兰现代地质学奠基人詹姆斯·赫顿所撰写的未发表手稿的内容。这个被重新发现的研究，揭示了赫顿对植物、土壤以及其下岩石之间关系的观察、思考和所形成的地质学见解。梅尔文特别指出，赫顿于一百年前记录下的思考，与当时刚出版的达尔文的《蚯蚓》一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赫顿看来，蚯蚓通过将动物尸体与落叶和矿物质混合，造就了生命之源——土壤。他认为，坡面土壤来自深处的岩石层，而谷底的土壤则是由从上游而来的泥土混合再造而成。土壤是由其下方破碎的岩石和上方有机物质混合而成，因而不同的岩石和植被，能够搭配出独特的土壤。森林通常能培育出优良的土壤：“［一座森林］可以让大量的动物尸体返回土壤；其次，森林中每年的落叶，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壤的肥力有所贡献；最后，被动植物尸体所滋养着的土壤进一步为蚯蚓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它们穿梭在土壤间，它们的繁衍让土壤更为肥沃。”[33]赫顿不仅在达尔文之前发现蚯蚓对于保持土壤肥力的作用，他也了解植被对土壤性质的决定性作用。这位极富远见的地质学家，将土壤看作是连接岩石和生命之间的桥梁，它依靠不断将有机物质返还土壤来维系自身。

20世纪30年代末，法国农民成车装载最低处的犁沟中的土壤，往坡上运送（罗德民，1953年，第22页，图12）。

早在梅尔文重新发现赫顿遗失的手稿之前，赫顿曾于18世纪末与瑞士侨民让·安德烈·德·吕克在关于土地侵蚀对塑造景观的作用的认识上各执一词。德·吕克认为，被侵蚀的土地一旦被植被覆盖，侵蚀作用就会停止，景观亦随之凝固。二人争执不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地形是否是诺亚时代的洪水（意指大自然）形成的最终产物。赫顿质疑德·吕克的观点，他指出，浑浊的洪水就是导致山体不断下降的土地侵蚀的证据，“看看那些泛滥的河流——如果它们是清澈的，那么这位哲学家（德·吕克）的推断就是正确的，而我也就输掉了这场争论。我们最清澈的河流，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也是浑浊的。因此，只要有水流过，导致山体下降的主要作用力就永远存在；虽然随着山脉高度的降低，其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放缓。”[34]也就是说，尽管陡坡的侵蚀速度相对较快，但侵蚀的确发生在所有的土地之上。

几年后，赫顿的弟子、地质学家和数学家约翰·普莱费尔描述了风化作用如何形成新的土壤——其形成速度与侵蚀作用下土壤的消耗速度相同。他认为，地形是水和岩石之间持续进行的斗争的产物。“水是坚硬物质最活跃的敌人；水无论处于哪种物态——从透明的蒸汽到坚冰，从最小的溪到最大的河——都在攻击着任何位于海平面之上的东西，不断努力将其带回深海。”[35]

普莱费尔采纳了赫顿激进的地质时间概念，他意识到侵蚀是如何逐渐消磨任何敢于超出海平面的土地。然而，在这场永恒的战斗中，土壤始终覆于大地之上。

因此，（必有）其他原因促成土壤的累积……而且，这种累积显然是依靠岩石持续而缓慢的分解实现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这层始终覆于地表的腐殖土，为我们提供了岩石不断解体的实证；我们不得不欣赏，在这一复杂过程之中，诸多化学和机械力量所运用的高超技艺是如此精妙——它们使土壤的形成量与消耗量之间形成完美的平衡。[36]

即使侵蚀不断重塑着土地，土壤始终保持均匀的厚度。

就在赫顿和普莱费尔试图使欧洲的精英阶层理解地质时间下土壤的动态特征时，有关控制与稳定人口的论点也正处于酝酿之中。欧洲开始质疑“更多人口会带来进一步繁荣”的观点：在这片日益拥挤的大陆上，限制人口增长变得愈加实际。

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在其1798年撰写的《人口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人口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特征。时任海尔伯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马尔萨斯认为，以指数方式增长的人口数量超过了食物供给增加的速度。他认为，人口增长会使人类陷入一个死循环：人口数量超过土地承载力；饥荒和疾病通过削减人口来恢复平衡。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口将持续增长，直至与粮食供给平衡，并保持在被可用土地量与时下技术进步所制约的水平。其他学者也提出过不同观点，比如孔多塞侯爵认为，需求激励创新，农业生产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跟上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在其备受争议的文章中，忽略了创新能提高作物产量，以及粮食产量的提高会带来更大的人口压力的事实。这些缺陷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的观点产生疑问，因为他把粮食生产和粮食需求当成独立的因素在看待。他还忽略了对农业加速侵蚀使表土层被剥蚀，或是集约农耕耗尽土壤肥力所需要的时间的考量。尽管随着英格兰人口持续增长，马尔萨斯的观点似乎愈显幼稚；但其观点却迎合了试图将资产阶级对欧洲新生工人阶级的剥削合理化的政治考量，因而受到支持。

马尔萨斯的观点挑战了关于人类对自然（特别是土壤）的影响的普遍观点。在马尔萨斯撰写《人口论》五年之前，威廉·戈德温在其出版的《政治正义论》一书中，抓住了“人必将进步并最终统治自然”的流行观点：“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可居之地仍未被开垦。我们能够通过种植作物改变这一现状，而通过农业生产所能达到的对地球更高程度的利用，不为任何计算方式所限制。在过去成千上万年里不断增加的人口，终有逝去的一天；而大地将永远富足并供养其居民。”[37]戈德温认为，科学进步能带来无尽的繁荣和物质福利的不断进步。直至今日，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与戈德温式的乐观主义的主要观点，仍提供了关于人口数量、农业技术和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讨论框架。

发表于工业革命早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被那些试图认定“贫困是穷人自己造成的问题，而不是由圈地运动和工业发展造成”的人所采纳。从表面上看，马尔萨斯的观点支持了“处在经济阶梯顶层的人不应对底层人民负责”的立场。与此相反，戈德温的物质进步理论则与那些支持废除私有产权的运动相关。显然，对于由富有地主组成的议会而言，马尔萨斯的理论更有吸引力。

当知识分子辩论着土壤生产粮食的能力时，工人阶级则继续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欧洲农业几乎无法跟上城市快速发展的脚步，这使得粮食歉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高粮价，进一步加快了整个英国的圈地运动。1815年，伴随着印尼汤波若火山（Tomboro volcano）的喷发，欧洲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冷的夏天，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农作物歉收。当饥饿的工人面对疯涨的面包价格时，“粮食骚乱”在英国和法国出现，并继而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单条面包的价格是工人阶级抗议的中心，而激进者和革命者也在城市贫民的不满情绪中孕育而生。

在1844—1845年，那场经美国传入欧洲的土豆晚疫病，显示了食品生产有多么缺乏保障。当土豆晚疫病菌毁掉了爱尔兰在1845年夏天和第二年的土豆收成时，买不起由冷漠的英国政府规定市场价格的食物的穷人无以果腹。完全以土豆为食的爱尔兰人口锐减。大约一百万人因饥饿或相关疾病死去，另有一百万人在饥荒期间移民。在之后的五十年间，有三百万人移民至他国——其中大多数人移民到了美国。到1900年，爱尔兰的人口仅比19世纪40年代时的一半略多。为什么爱尔兰变得如此依赖单一作物，特别是一种一个世纪前才从南美洲引进的作物？

乍看之下，答案似乎是支持马尔萨斯的：在1500—1846年间，爱尔兰的人口增加了九倍，达到八百五十万。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减少至0.2公顷（半英亩）左右，因此只有种植土豆才能提供一家人所需口粮。到了1840年，爱尔兰有一半的人口几乎只吃土豆而很少吃其他食物。在几乎所有可用的土地上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土豆集约种植，使爱尔兰人长期生活在饥饿的边缘。然而，仔细看来，这绝非一个人口增长超越了土豆种植能力的简单故事。

事实上，在土豆作为爱尔兰主粮作物的地位愈发重要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其他农作物从爱尔兰出口至英国及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1649年，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领导下，英国入侵爱尔兰，并将其土地划分为一片片种植园，用以偿还内战时期英国议会向投机商人所借的债务。这些爱尔兰的新地主看到了出口农作物以换取加勒比地区的蔗糖和烟草的利益。随后，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对食物需求的不断增加，爱尔兰的作物出口重新转向邻近市场：在1760年，几乎没有爱尔兰牛肉出口至英国；而到了1800年，爱尔兰人送到市场的牛，有五分之四最终上了英国人的餐桌。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创造了大量食品需求，而爱尔兰的地主也乐于满足这些需求。即使是在1801年被正式并入英国版图后，爱尔兰也继续扮演着农业殖民地的角色。

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以生产出口作物时，土豆便成为爱尔兰农民的主要食物。为了将最优质的土地投入经济作物的生产，地主把农民赶到了只能种植土豆的贫瘠土地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以土豆作为提高地主利润的途径，因为佃户可以在一小块土地上只靠种植土豆为食就能存活。到了1805年，爱尔兰人几乎不吃肉了。当爱尔兰大部分的牛肉、猪肉和农产品被运到了英国，穷人在土豆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就真的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

饥荒期间不但没有实施任何救助行为，而且爱尔兰对英国的出口量还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当1846年饥荒达到高峰时，英军出面协助爱尔兰地主，依照出口合同将近五十万头爱尔兰的猪运往英格兰——这类便利政策在当时并不罕见。在欧洲数次饥荒期间，可供应的食物量，实际上比农作物歉收时毫无储备的农民所能获得的粮食多得多——只是贫穷的自耕农买不起市场上出售的食物。随着城市里贫民数量的增多，他们不但同样负担不起饥荒期间价格陡增的食物，而且没有能够养活自己的土地。因此，当1848年出现土豆晚疫病和谷物歉收时，食品骚乱便席卷了整个欧洲。

农业经济开始促成激进思想的形成。19世纪40年代早期，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遇到卡尔·马克思之前，他便对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异议。恩格斯认为，劳动和科学发展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快，因此农业创新能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

而马克思则认为，农业的商品化会让社会和土壤变得糟糕。“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38]（讽刺的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推行土地改革，并开始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有财产。因此，与马克思所料想的农民将领导俄国革命的情况不同，城市贫民首先团结在了列宁所承诺的“面包、和平和土地”的口号周围，农民较晚才加入这场革命。）

政府在饥荒期间持续出口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20世纪30年代，由于苏联中央政府把本应属于农民的收成拨给城市，或是销往国外市场，换取现金以资助工业，继而造成农民因饥荒而死。大多数的饥荒，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公或粮食分配不公导致了饥饿，以及绝对的食物短缺。

为应对中世纪后的欧洲人口增长，人们最初的做法是，开垦渐趋贫瘠的边缘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这些新农地的亩产量可能比传统农田低，但是其所增加的食物量能够帮助维持人口增长。自18世纪起，欧洲列强通过驾驭其海外殖民地的农业潜力，为本国提供了廉价的进口食品。当进口产品从糖、咖啡、茶这样的奢侈食品，转为谷物、肉类和奶制品等基本食品时，欧洲农业自力更生的时代就结束了。到19世纪末，欧洲许多国家都依赖进口食物来养活本国人口。

随着西方帝国的足迹遍布全球，殖民经济也取代了适合本地的农业系统。通常情况下，引进欧洲的种植方式，意味着殖民地原有的多种作物逐渐被用以出口的经济作物所取代，如咖啡、糖、香蕉、烟草或茶。在许多地区，持续种植单一作物使土壤肥力迅速降低。此外，由于引入了适合被冬雪覆盖、被温和夏雨浇灌的欧洲北部平坦农地的种植方法，有着强烈热带降雨的殖民地坡耕地，发生了严重的土壤侵蚀。

欧洲通过进口食品和人口外输解决了常年的饥荒问题。在1820—1930年的移民浪潮中，大约有五千万人离开了欧洲；如今，在前海外殖民地生活的欧洲人后裔，比在欧洲本地生活的后裔更多。倾向于发展种植园农业的殖民地的经济和政策，以非正式的形式促进了土壤的破坏，以及对处女地无节制的开垦。荒谬的是，欧洲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原初驱动力，正是欧洲高地的土壤退化，以及圈占公地形成的大庄园所造成的耕地短缺。

凭借海外殖民地生产的大量廉价食品，欧洲人从营养不良和饥饿威胁的阴云中挣脱出来。这时，欧洲人将食物生产外包，转而建立工业经济。在1875—1885年间，英国有一百万英亩的麦田被转作其他用途。随着工业经济的壮大和农业用地的萎缩，英国人愈发依赖进口食物。到1900年，英国有五分之四的粮食、四分之三的奶制品和几乎一半的肉类是依靠进口获得。不断涌入欧洲的进口食品，消耗着遥远大陆的土壤肥力，促进着欧洲工业化经济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的殖民帝国瓦解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指出，饥饿不仅酝酿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瘟疫，也一直是历史上引发战争的最常见原因。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佃农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强烈愿望所推动——在革命以前，他们被迫从极少的田地的微薄收成中，拿出一半上交给大地主。毛泽东最强大的盟友是对于饥荒的恐惧。这位主席最狂热的拥护者，是五千万他许予土地的农民。

第三世界对于土地改革的躁动，奠定了20世纪的后殖民时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基调。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的自耕农，希望获得大片原先用于种植出口作物的土地的使用权。然而从那时起，西方政府和前殖民者开始强调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农产量，并抵制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规模化种植出口作物，而非发展自给农业。有时，这也意味着政权的交替。

1954年6月，在美国的策动下，危地马拉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阿本斯政府。在1952年凭借63%的选票当选总统的雅各布·阿本斯组成了联合政府，其拥有五十六名成员的众议院中，有四名共产党人。持有危地马拉大片沿海低地长期使用租约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担心其利益受到威胁，于是挑起了一轮对“新上任的危地马拉政府受到俄国人控制”这一观点的广泛宣传。事实上，众议院中少数的几个共产党人，对政府决策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令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恐惧的，实际上是阿本斯大力推行的土地改革。

早在19世纪末期，危地马拉政府就已经占用了印第安人的公地，以促进遍布高地的商业咖啡种植园的扩张。同一时期，美国香蕉公司开始征得大片沿海低地，同时建造可将产品运至海岸的铁路。出口作物种植园迅速占用了危地马拉最肥沃的土地，而越来越多的土著人口则被迫去耕种陡峭的坡地。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农民家庭只有很少的土地供其耕作——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土地；而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企业，则只耕种了其所持有土地的五分之一还不到的部分。

上台后不久，阿本斯试图从大地主手中买下大型种植园中的闲置农地，并为农民提供土地和信贷以促进自给农业。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说法相反，阿本斯事实上并没有寻求废除私有财产；然而，他的确希望重新征得果品公司所承租的超过十万公顷的闲置农地，以分配给小农户，从而促进微资本主义（microcapitalism）的发展。阿本斯不走运的原因之一在于，那份给予美国香蕉公司九十九年租赁权限的大手笔合同，是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36年亲自起草的。有杜勒斯站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一方，即使是虚假的“共产党影响力”这种说法，也足以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初期策动危地马拉的政变。

在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后，外国投资的进入使得危地马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和饲养牲畜。国际援助和开发银行的贷款推动了以出口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大型农业项目。1956—1980年间，大规模的单作项目获得了占全部农业信贷五分之四的借款。这时，专门用于棉花种植和放牧的土地面积增加至原有水平的二十多倍，种植产糖作物的土地面积翻了两番，咖啡种植园面积增加了一半以上。危地马拉的农民从最肥沃的土地被驱赶到山坡之上，或进入丛林。1954年政变的四十年后，不到总人口的2%的大地主控制着危地马拉三分之二的农田。随着农业种植园规模的增长，小农场的平均规模下降至不足一公顷，其产量还不够养活一个家庭。

在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是爱尔兰故事在拉丁美洲的翻版。危地马拉是一个有着陡峭坡地、常年被雨水浸润的热带国度。就像爱尔兰的肉类食品一样，危地马拉的咖啡也被出口至他国销售。如同其被运往他国的咖啡，危地马拉的土壤也在流失——在雨林中被砍掉植被的陡坡上采用欧洲的耕作方式种植作物，这种做法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经济作物的单作，与被迫在天然贫瘠的边缘土地上进行的集约耕作，使危地马拉发生灾难性的土壤侵蚀；就连最不用心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这一地区侵蚀的严重程度。

1998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米奇”飓风把相当于往年一年的雨量倾泻至中美洲。山体滑坡和洪水造成一万多人死亡，三百万人流离失所或无家可归，并造成该地区超过五十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损失。尽管“米奇”飓风带来了巨大的降雨量，但毁灭性的灾难并非完全由自然造成。

“米奇”飓风并非第一场在中美洲造成如此巨大的降雨的飓风，但它却是该地区的热带雨林被转化为空旷农地后，第一场直接袭击着无植被陡坡的飓风。随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加了两倍，曾经几块农田被绵延的森林围绕的状态，被漫山遍野的农地景观所取代。现在，这一地区五分之四的农村人口都在很小的陡坡地块上耕作，进行着缩小版的常规农耕。中美洲陡坡上的农耕加速了土壤侵蚀的情况，这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米奇”飓风的到来，只是结束了对其严峻性的一切怀疑。

风暴过后，一些保存较为完好的农场，像一座座孤岛，立于被毁坏的、浩如汪洋的灾区。勘查数据显示，与常规农场相比，实行替代性农业的农田在飓风中幸存的概率更高；据此，由四十个非政府机构所组成的联合研究组，对一千八百多个位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农场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组考察了每个农场的土壤条件、侵蚀证据和作物损失，并把实行常规农耕和实行所谓可持续农耕方式的农场进行了配对比较。研究显示，在所有被考察的地区，实行可持续耕作方式的农场——例如混养、平坡造田以及生物防虫——所遭受的土壤侵蚀，是采用了大量化学性措施的、实施单作的农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常规农场相比，可持续农场受到的冲沟侵蚀较轻，且发生山体滑坡的概率只是前者概率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暴雨给可持续农场带来的经济损失亦较低。或许，调查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被调查的常规农场中，有90%的农户表达了希望改用周边未受风暴严重影响的可持续农场的耕作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许多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型种植园的发展，把前殖民地转变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农业殖民地——中美洲只是其中之一。遍布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商业化单作，使自耕农被迫移至贫瘠的边缘地进行耕种。在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下，那些原先在政治上依附帝国的殖民地，继续为富裕国家的利益服务——只是他们如今输出的不是金钱，而是土地。事实上，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美国在其进行农业革命之前，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