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中的岛屿

如果土壤消失，我们亦将灭亡，

除非我们能找到以岩石为生的方法。

托马斯·C.张伯伦

1722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去印度尼西亚和香料群岛的途中，一位荷兰海军上将在太平洋的偏远海域发现了一座小的火山岛。在被该岛原住民的公然食人行为震惊后，雅各布·罗赫芬和他的船员并未在此停留，而是继续其穿越太平洋的航行。直到半个世纪后被西班牙吞并，由于资源的匮乏，复活节岛从未被殖民过。岛上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凌乱散布的上百座奇怪而巨大的石像。

对于欧洲人来说，复活节岛是一个世界级的谜团：一群未开化的食人野人，是如何雕刻出那些巨大的人像的？这个谜团将来此探访的人长期笼罩于一种神秘氛围中；直到考古学家将复活节岛的环境历史拼凑起来，人们才看到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退化成为野蛮民族的过程。如今，复活节岛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寓言式的历史，一个关于环境恶化是如何摧毁文明社会的故事。

这一悲剧讲述的，并不是文明灾难性地瞬间崩溃，而是原住民经年累月对资源的破坏使文明逐步消亡——复活节岛上的原生文明并非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当环境恶化使岛上资源能够供养的人口逐渐小于实际人口时，文明随之消逝。尽管这并非一个瞬间剧变的过程，但缓慢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同样是毁灭性的。

湖泊沉积层中的花粉记录的是，复活节岛少有人居时广阔的森林覆盖面积。人们一般认为，玻利尼西亚人在公元5世纪到达了复活节岛，又在随后的千年里伐林垦田，并将木材用作燃料以及独木舟的制造原料——到了公元15世纪时，岛上人口达到了近一万。在人口达到顶峰后的一百年间，木材供应的短缺迫使人们移居山洞中。尽管最近的放射性碳测年研究显示，玻利尼西亚人对复活节岛开始殖民的时间可能比预想的要再晚几个世纪，但沉积层岩心中的花粉和碳元素仍表明，该岛直到17世纪还保持着一定的森林覆盖率。当欧洲人于17世纪首次登岛时，这里已经彻底成为无树的岛屿；所剩无几的树木生长在人们难以到达的地方——复活节岛最深的一个死火山的山口中。

森林消失后土地裸露，导致土壤侵蚀急剧加重。农作物产量开始下降；用于制造渔网的纤维，由于对原生棕榈树的砍伐而减少，捕鱼也因此变得困难。能获取的食物越来越少，复活节岛的原住民开始建造防御性的石头围栏，用来保护家鸡——家禽不会受岛上森林退化和水土流失的直接影响，因而成了岛民最后的食物来源。

拉帕努伊岛（Rapa Nui，原住民对“复活节岛”的称呼）地处南半球，其纬度位置与北半球的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相同。复活节岛常年沐浴在温润的太平洋暖风中，是一个由三座古老火山所组成的，面积不到五十平方英里的热带天堂，与最近的有人居住的陆地距离超过一千英里。如此封闭的环境意味着，当随兴而至的玻利尼西亚人渡过太平洋到达此地时，岛上只有很少的原生动植物。由于原生动植物能够提供的食物量很少，因此，早期移民的饮食主要依赖于他们带上岛的家鸡和红薯。岛上炎热潮湿的环境，使红薯的种植轻而易举，因此岛民有足够时间去建立一个以雕刻和竖立巨大石质头像为中心的复杂社会。

巨大的石像在采石场被雕刻出来，再穿过岛屿被运到另一个采石场，以在石像顶上盖上一块巨大的红色石制头饰。建造这些石像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原住民如何建造石像，也是多年的谜团。在面对这片无树的环境时，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原住民是如何在没有任何机械器材的时代，仅凭人力运输这些巨大石像的？

当被问及巨大的石像是如何被运输的时候，仅存的岛民并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如何做到的。他们仅仅回答说，是石像自己走过了整座岛屿。长达数个世纪，光秃秃的复活节岛景观衬托着这些石像的神秘。没有人（包括石像雕刻者的后人）曾料想到，那些巨石实际上是通过滚木移动的——就如同岛民所描述的那样，仿佛石像自己走过了整座岛屿。

许多石像散布在古采石场周围，它们或是未完成，或是被遗弃于此。这一事实表明，其雕刻者忽视了迫在眉睫的原木紧缺的状况——直至资源枯竭。即使木材变得稀缺，对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依然刺激并推动着更多石像的竖立。尽管复活节岛的岛民知道，他们被孤立在一个仅用一两天就能绕完一圈的小世界里，然而势不可当的文化使命感，还是压倒了一切对树木资源即将枯竭的忧虑。

欧洲人的到来，进一步扫清了岛上残余的原住民文化。在19世纪中叶，岛上大部分身强力壮的男人——包括国王和王子——都被贩卖到秘鲁的矿场成为奴隶。几年后，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秘鲁政府将十五名幸存者送回该岛，却给没有免疫力的岛屿带去了天花病毒。很快，岛上的人口骤降至一百一十一人，这彻底破坏了延续原住民文化的可能性。

关于复活节岛的岛民如何走向生态自杀的故事，被记录在了岛屿的土壤中。如今，岛上覆盖着浅浅的一层——在有些地方仅有数英寸厚——由火山基岩风化形成的雏形土。和其他亚热带地区的情况一样，土壤大部分的有效营养蕴含在薄薄的表土层中。当岛上的植被被清除后，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也随之大大下降。其后，岛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地区仍保留了耕种能力。

如今，岛上极薄的心土层暴露于地表，这证实了岛上最肥沃的土壤已经流失。山脚的土壤断层显示，从高坡处被冲刷下来的土石，如今覆盖在低坡处遗留的原初土壤之上。这些土壤的剖面中，夹杂着如今已经灭绝了的复活节岛棕榈树的根。

土层与遗址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大部分水土流失，发生在随岛上农业兴起的被称为“阿胡斯”（ahus）的石头房屋出现后。“阿胡斯”的基底被直接建造在原始土壤上，而从坡地冲刷而下的新的沉积物，则将房屋的基础掩埋。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表土层的流失，发生在“阿胡斯”兴起之后。

研究人员对路堑或手挖土穴中的坡地冲蚀沉积物，以及由侵蚀形成的土壤剖面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鉴定。结果显示，复活节岛上的原初表土层，大约在1200—1650年间因侵蚀而流失。显然，为发展农业而进行的植被清除，引发了大规模的土壤流失，特别是决定了土壤肥力的腐殖质层（A层）。文明紧随复活节岛表土层的消失而逝去——这大约发生在荷兰海军上将罗赫芬意外到访前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

一项对伯伊克半岛土壤进行的详细研究，揭示了复活节岛上农业活动的改变和土壤侵蚀之间的直接关系。原始地表被侵蚀后留下一些平顶的小丘，上面残留的少量原始土壤，诉说着原始表土层大范围流失的故事。在这些残留土台的底部，堆积着数百层薄薄的、厚度不足一英寸的土壤，将夹杂着已灭绝的原生棕榈树树根的种植土层覆盖。在这层被掩埋的土层上，有一层半英寸厚的碳，这表明，长期烧林为田的活动，形成了散布于棕榈树林的农耕地块，并因此使森林大面积消失。

最初，小块田地零星散布于密林间的农业种植方式，使土地不受强风和重雨侵蚀，亦使作物不受热带阳光暴晒。对沉积层中的碳层和其他材料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鉴定表明，在1280—1400年间，土壤从高坡被剥蚀而下，并将低坡表土掩埋。低坡处沉积层中的各个叠层表明，一次大暴雨能将约一英寸厚的土壤从高坡冲蚀而下。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零星的小块田地被周边茂密树冠遮蔽的几个世纪间，伯伊克半岛很少有水土流失发生；而随着大规模烧林为田的活动的兴起，森林的大片消失使土地裸露，进而加速了水土流失；到了公元1500年，这一地区的农地已被荒废。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每一场暴雨剥蚀去一层薄土，岛上的土壤就这样慢慢消失了。

岛上的鸟类也随之消失。在玻利尼西亚人刚到达复活节岛时，岛上生活着二十多种海鸟；而到了有史时期，只有两种幸存了下来。鸟类在原生森林连绵的树冠层中筑巢；海洋的养分通过海鸟粪被施撒在岛上原本贫瘠的火山土壤上。原生鸟类的消失，意味着土壤养分补充的关键因素不复存在，并因此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或许，这亦是导致森林无法再生的原因。复活节岛的居民大概万万想不到，吃光岛上所有的鸟，会损害他们的红薯收成。

复活节岛的故事绝非独一无二。玻利尼西亚人烧林为田引发灾难性水土流失的故事，还发生在很多（并非全部）太平洋岛屿上。作为最后一批被人类开垦的土地，南太平洋岛屿为我们学习人类社会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背景环境：在人类将鸡、猪、狗和老鼠带上岛之前，这些岛上并没有陆栖脊椎动物。

曼加伊亚岛和提科皮亚岛这两座岛屿，为我们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类适应资源有限的环境的案例。在被人类开发之前，这两座岛屿拥有诸多相同特征和相似的环境历史；岛上的人类社会在面对资源逐渐减少的困境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家帕特里克·基尔希破解了这两段历史；两座岛屿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伴随一代代人逐渐累积的变化趋势，是如何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命运。

位于南纬21.5度的曼加伊亚岛，是南太平洋中一座面积仅为二十平方英里的小岛。在1777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到访时，曼加伊亚岛看上去就像是一座从海中升起的高墙耸立的中世纪要塞。岛上风化严重的玄武岩山体比海平面高出了五百英尺，其外围是一圈露出海面的灰色珊瑚礁。十万年前，邻近的火山岛拉罗汤加岛在形成过程中弯曲了地壳，使曼加伊亚岛及其周边的珊瑚礁一起被顶出海面。水流从曼加伊亚岛中央的高地流向周边一圈半英里宽的裙礁——像刀片一样锋利的珊瑚礁从海中升起，约为岛屿高度的一半。水流所携带的沉积物在裙礁沉淀，水则渗透礁穴，流到了岛屿外围一圈狭长的沙滩上。

玻利尼西亚人在公元前500年到达曼加伊亚岛。在此之前的五千年里，小岛被森林覆盖，水土流失十分缓慢，使岛中心的火山坡上积累了一层厚厚的土壤。基尔希所采集的沉积物岩心，记录了在公元前400—公元400年间这座小岛上发生的剧烈变化：这一时期骤增的碳微粒含量，显示了刀耕火种农业的快速扩张。在年代超过两千四百年的沉积层中，几乎不存在碳微粒，而年代不足两千年的沉积层中，每立方英寸就含有上百万微小的碳碎片。沉积物岩心中突然上升的铁含量和氧化铝含量，以及下降的磷含量，表明在相应时期内伴随着浅薄而肥沃的表土层的快速流失，养分匮乏的心土层暴露于地表。风化岩石无法为原生森林提供其所依赖的循环养分，因此表土层的流失造成森林再生过程的减缓。如今，对人类生存无益但很好地适应了贫瘠心土层的蕨类和灌木植被，覆盖着超过岛屿四分之一的面积。

到了公元1200年，刀耕火种的农业模式，已将散布着不断变动的耕地的坡地表土层大量剥蚀；曼加伊亚岛的岛民因此转移到冲积谷地，展开依靠灌溉的劳动集约型的芋头种植。这些肥沃的谷地只占了岛屿面积非常小的部分，并因此成为持续不断的部落战争的目标。一个个人口中心围绕着富饶的谷地绿洲分布，对残存沃土的控制权，决定了部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玻利尼西亚人的到来对岛屿生态构成的改变，绝不仅限于土壤。在1000—1650年间，随着岛民杀光了超过半数的原生鸟类，同样为土壤提供粪肥的果蝠也消失了。历史纪录和史前沉积层中骨骼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可以说明，在库克船长到访时，曼加伊亚人已经吃光了他们带到岛上的猪和狗，可能也吃光了岛上的鸡。曼加伊亚人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那是糟糕的变化。

在失去了大部分蛋白质来源后，从史前时期石窟中挖掘出的沉积物里，出现大量烧焦的鼠类动物骨骼。19世纪早期，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写道，老鼠是曼加伊亚岛最受欢迎的主要食物之一：“原住民说它们（老鼠）吃起来非常‘香甜和美味’；确实，岛上常见的用来形容食物美味的说法，就是‘甜得像鼠肉一样’。”[116]石窟中公元1500年左右的沉积物中，出现了被啃食过的，烧焦且粉碎的人类骨骼，这说明在欧洲人到达曼加伊亚岛的几百年前，各个部落间对于资源的争夺已经非常激烈。长期的战乱、暴力的统治以及恐怖的文化，成为曼加伊亚岛社会与欧洲文明接触前的最后时期的特征。

通过考古重现的曼加伊亚岛人口变迁，与复活节岛的情况相似，只是人口规模更小。公元前500年左右，第一批登岛的玻利尼西亚人仅有数十个；随后人口稳定而持续地增长，在公元1500年达到五千人左右；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人口大幅减少，并在欧洲人抵达时跌至最低点，而后又回升至现今几千人的水平。

提科皮亚岛，是所罗门群岛中一座受英国保护的小岛。尽管与曼加伊亚岛有着非常相似的背景，提科皮亚岛的环境和文化历史，却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面积不到两平方英里的提科皮亚岛比曼加伊亚岛小得多，但是在与欧洲文化接触时，两座岛屿孕育着差不多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比曼加伊亚岛高四倍的提科皮亚岛，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而和平的社会。这座小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农业的模型，以及一个文化如何适应有限资源的鼓舞人心的范例。

提科皮亚岛初期的土地利用模式与曼加伊亚岛几乎完全一致：玻利尼西亚人在公元前900年左右登岛，随后开展的刀耕火种农业模式，加剧了水土流失，并使岛上的原生动物资源不断减少；当人们在提科皮亚岛居住了七个世纪后，为了弥补鸟类、软体动物和鱼类等蛋白质来源的短缺，岛民开始扩大猪的养殖；在此之后，提科皮亚人选择了一条与曼加伊亚岛和复活节岛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登岛后的第二个千年里，提科皮亚人开始调整其农业方法以适应岛上环境。岛上沉积物中的植物遗骸记录了这一时期乔木作物的引入；而沉积物中大量减少的碳微粒，则标志着刀耕火种农业方式的结束。在随后几代人的时间里，提科皮亚人将他们的岛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花园：上层林冠由椰子树和面包树组成；下层林木则为番薯和巨型沼泽芋头。到了16世纪后期，岛屿首领取缔了家猪饲养，因为猪会破坏他们无比重要的花园。

除了岛屿农业模式从刀耕火种向果园和农田多层次种植的转变，社会性的适应性改变，也使得提科皮亚岛的经济得以长久维持。最重要的是，岛民的宗教信仰提倡人口零增长的理念。提科皮亚岛拥有一个由多名部落首领组成的委员会，监控着岛上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在此机制下，提科皮亚人通过独身禁欲、避孕、堕胎、杀婴以及（自杀性的）强制迁移，执行着残酷的人口控制。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打破了提科皮亚人所维系的这种人口和食物供给之间的平衡。传教士对传统的人口控制律法的废除，使提科皮亚岛的人口在二十年里增长了40%。当连续两年的飓风摧毁了岛上一半的作物后，岛民依靠巨大的外来援助才阻止了饥荒的发生。此后，岛民们恢复了人口零增长的政策——只不过，这一次是基于从西方世界所传入的，将本地岛民送往其他岛屿开展殖民的方式。

为什么提科皮亚岛岛民选择了与曼加伊亚岛岛民和复活节岛岛民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尽管三座岛屿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相似，其上发展的社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或命运）。在提科皮亚岛发展成为一个田园般的岛屿天堂之时，曼加伊亚岛和复活节岛却长久地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由于提科皮亚岛的乌托邦系统是以生命为代价——生育控制及堕胎杀婴——来控制人口，我们必会探讨，人类社会走上哪条发展道路所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不管怎样，提科皮亚社会在一个偏远孤立的小岛上繁荣了几千年。

事实上，土壤状况决定了三则岛屿故事不同的结局。曼加伊亚岛中心火山坡面上深度风化的土壤养分贫瘠，其周围高耸裙礁的陡峭坡面上，亦无法形成土壤层。相比之下，提科皮亚岛则拥有大量新鲜的富磷火山土。提科皮亚岛的自然条件，使其土壤具有环境复原力——富含矿质元素的岩石被快速而持续地风化，这使得提科皮亚人得以找到保持土壤肥力的生存之道：大规模的多层次种植，使得农业对土壤养分的消耗与岩石风化对土壤养分的补充达到平衡。

在破解了提科皮亚岛和曼加伊亚岛的环境历史后，帕特里克·基尔希认为，岛屿的地理尺度或许亦对塑造了社会形态的决策制定模式有着重要影响。提科皮亚岛小到所有岛民都彼此熟识。基尔希认为，这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集体决策制度的产生；相反，曼加伊亚岛的规模足以形成“我们”与“他们”这样强烈的对立关系，促成了生活在相邻山谷的部落间的竞争与战争；而复活节岛上，生活着一个更大因而也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这促成了一个更具灾难性的结局。如果基尔希的观点正确——社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各方的暴力性角逐而非集体性妥协——那么，我们便需要对全球岛屿的发展前景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人类开拓岛屿造成显著水土流失的故事，绝不仅为南太平洋诸岛所独有。维京人于公元874年登陆冰岛，其开展的殖民活动导致了一场持久的灾难性水土流失——冰岛至今仍深受其苦。这片新的殖民地最初通过放牛和种植小麦繁荣起来；到公元1100年，岛上人口几乎达到了八千人。但是到了18世纪晚期，岛上的人口数量减至中世纪人口的一半。究其原因，从公元1100年持续至公元1900年左右的小冰河时代所带来的降温，改变了冰岛殖民地的命运。土壤侵蚀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

殖民初期，冰岛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12世纪晚期，在编辑历史著作《冰岛人之书》（íslendingabók）时，智者阿里将冰岛描述为一个“从山到海岸都被森林覆盖”的地方。[117]自人类来此定居后，岛上失去了超过一半的植被。曾经繁茂且延绵数千平方英里的原生桦树林，如今只覆盖着不足原有面积3%的土地。

久而久之，绵羊放牧加剧了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步入18世纪时，有超过二十五万只羊漫步于冰岛乡间——这个数量在19世纪翻了一番。到访的人开始将冰岛描述为一个见不到一棵树的荒原。气候恶化与过度放牧的叠加效应，加重了水土流失，亦增加了被荒弃的农场数量。如今，冰岛四万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中，有四分之三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七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因为严重的土壤侵蚀而变得毫无价值。

一旦冰岛的坡地失去了森林覆被，侵蚀着中央冰盖的强风亦会将曾经被森林覆盖的土地上近半数的土壤剥离。大群的绵羊破坏了土壤结构的整体性，使强风暴雨的侵蚀能够直入其深处的基岩层。基岩层上次暴露于地表，还是末次冰川作用后冰川融化之时，而基岩层上面经过几千年积累形成的土壤，在短短的几百年间便消失殆尽。土壤不复存在的冰岛中部地区，如今是广袤的不毛之地——无物生长，无人居住。

有些地区在维京人到达后不久就开始发生水土流失的情况。在小冰河时代开始前相对温暖的11—12世纪间，严重的土壤侵蚀，导致大部分内陆农地和部分沿海农地被荒弃。此后，低地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贫瘠的边缘农地。

诸多理论试图对冰岛被荒弃的农地做出解释。内陆地区早已被荒废了数个世纪之久，有些谷地已完全成为荒漠。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将农地被荒弃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气候恶化及其引发的流行病。但是近期研究指出，严重的水土流失，是牧场和农田变为荒漠的重要原因。冰岛层叠的火山灰为我们展现了其土壤的历史。频繁的火山喷发使得冰岛的土壤中夹杂着一层层由火山灰形成的特殊地质“条码”：火山灰掩埋了之前的土地，而风又带来新的土壤覆于其上，火山灰层便成为分隔不同时期土壤的标志。

1638年，吉斯利·奥德松主教描述了夹在冰岛土壤中的火山灰层。观察力敏锐的主教发现，厚厚的火山灰分离了被掩埋的土壤，有些土层中夹着带根的古树树桩。在奥德松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自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冰岛数百次的火山喷发带来了颗粒细小的土壤。这些火山土若暴露于地表，很容易被岛上肆虐的强风侵蚀。在有植被能够抓牢地表的地方，被强风卷携的物质得以沉积，并与一层层火山灰混合，共同形成了冰岛的土壤。依据土壤剖面中的火山灰层的年代，可以算出冰岛土壤形成的速度约为每千年一英尺，或每百年一英寸。地表植被的消失不仅加速了土壤的流失，而且由于火山灰和被强风卷携的泥沙无处停靠，也妨碍了土壤的形成。

在史前时代，浓密的植被使松散的土壤得以在相对致密的火山岩和冰碛物（指随冰川移动而形成的，由黏土、沙砾等混合而成的无层理沉积物）上慢慢累积起来。在一些地区，其土壤直接覆于冰碛物上并累积超过万年；在另一些地区，暴露于地表的土壤和火山灰层，记录了在维京人到来前发生的土壤侵蚀现象——在气候恶化时期，冰岛的原生植被受到影响，进而引发侵蚀。在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的冰岛历史中，过度放牧和小冰河时代气候恶化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场持久的水土流失。

在发生极昼的夏天，冰岛的羊群二十四小时都在吃草，从石楠荒原一路徜徉到湿地。畜群造成了直径达数英尺的光秃区域。被剥去了拥有密实根系层的草甸后，冰岛的火山土便无法抵抗来自风雨或融雪的侵蚀。一片片光秃的土地很快便出现侵蚀沟，露出土壤深处坚硬的岩石层或冰碛层。荒原上会先形成一条条狭长的裂纹，其深度基于原有土壤层的厚度可达一到十英尺；裂纹一旦形成，侵蚀作用便作用于土壤断崖，将裂缝向两侧进一步拓宽，剥蚀掉剩余的土壤。原本富饶的牧场变成了一片暴露在风中的，布满火山碎屑和碎岩的土地。自挪威人到此定居后，水土流失造成冰岛近一半的原有土壤消失。尽管造成这一结果的，还有诸多其他因素，但过度放牧一般被认为是主要原因。在巨大的冰川过后，蚯蚓或许塑造了达尔文所研究的英格兰景观；而羊群则塑造了冰岛景观。

标示冰岛的土壤状况的地图，图中标出了受到严重侵蚀的区域、冰川区域以及未受侵蚀的区域（本图根据埃纳尔·格雷塔森提供的数据资料绘制）。

“洛法巴德”——冰岛语中意为“土壤断崖”——的崖壁厚度每年减少1—1.5英寸。如今，在有洛法巴德景观的地区，其表土面积平均每年减少0.2%—0.5%。按照这样的速度，只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冰岛的土壤就将被剥蚀殆尽。自维京人于此定居开始，洛法巴德侵蚀每年造成冰岛约五平方英里土地的土壤流失。科学家们担心，冰岛许多地区的土壤侵蚀，已超过可出现逆转的极限阈值；他们知道，一旦失去了土壤，土地将变得毫无价值。

如今，大部分冰岛人很难想象，眼前的荒原曾经被森林覆盖着；然而，在人类开拓这片陆地的一千一百年间，冰岛失去了60%的植被和96%的森林覆被。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冰岛的景观经历了多么严重的退化。就如复活节岛的原住民一样，大众对于“常态”的认知，会随着足够缓慢的景观变化而改变。

加勒比群岛中的海地和古巴，则是另外一对有关“岛居社会如何对待其土壤”的对比案例。“海地”，在土著语言中是“阿拉瓦克”（Arawak），意思是“绿色的岛屿”。这个岛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家发展屈服于土地退化”的近代案例。古巴则是一个关于“在后石油时代，国家迫于生计改变常规农业系统，建立新机制以满足人们食物需求”的案例。

占据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西部三分之一面积的海地，其历史展现的是，小型坡地农场可以像飓风一样引发破坏性的水土流失。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后的二十五年内，西班牙移民彻底清除了岛上的原住民。两个世纪后，西班牙在1697年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三分之一的土地割让给法国。被法国人从非洲大量贩运至此的黑奴，成为为欧洲市场提供木材和糖的种植园内的主要劳动力。18世纪晚期，殖民地的五十万奴隶起义，并于1804年宣布独立。海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所组成的、脱离法国（欧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的共和国。

海地共和国成立后，在陡坡上的持续耕种使其三分之一的国土变为无法发展农业的光秃岩石坡面。早在殖民时期，就有报告记录了高地的咖啡和蓼蓝种植园出现的严重水土流失；高地种植园主深知，这里的土地只能保证三年的收成。20世纪中叶，当自耕农重返高地耕种时，陡坡上随处可见的种植园再度兴盛起来。到了1990年，海地已失去了98%的原生林。常规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诸如堆土成丘或是沿坡地等高线修建台地，已无法有效控制陡坡的土壤侵蚀。

在雨季，高地的水土流失格外严重，以至于在首都太子港出现了必须用推土机来清理被冲蚀到街道上的泥土的场景；这些推土机有如热带版的铲雪车。据联合国估计，占海地国土面积一半的地区，其表土层流失已经严重到妨碍农业发展的地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86年的报告中指出，海地有三分之一的国土因为水土流失变为极度贫瘠的不毛之地。农民在比适耕区域大五倍的范围内劳作。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测，在20世纪80年代，海地每年有六千公顷的可耕地因水土流失遭到破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海地全境剩余的可耕地量，以每年数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缩减。海地全部的可耕地中，仅剩约一半的土地还具有生产力；这片土地已经无法满足岛上持续增长的人口的食物需求了。

海地的繁盛，伴着流失的土壤一并消逝。当农民赖以糊口的自耕农地完全消失，许多农村家庭只能砍伐岛上仅存的树木，通过卖炭来换取食物。绝望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量贫民窟，并于2004年发动暴乱，推翻了政府。

海地致命的水土流失，不仅是殖民活动的遗害。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海地共和国的土地分配模式更为民主化。在独立之后，海地政府废除了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重获自由的奴隶因而可以在无主的土地上耕作。在19世纪早期，海地总统的土地分配政策，使得一万左右的农民获益，平均每人分得超过十五公顷的土地。自此之后，土地所有权通过继承制来分配。在经过数个世纪的人口增长后，人均农地占有面积逐渐减少。到了1971年，农户平均占有的农田面积为1.5公顷；以每户五到六人的情况来计算，这意味着人均农地占有面积已缩至0.25—0.3公顷的水平。海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无法满足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最低营养标准。海地仿佛成了爱尔兰的翻版——只是这则故事中没有地主的角色。

随着人口的增长，遵循继承制进行的土地分配，使土地伴随一代代人被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地块——直至小到无法再实行休耕的程度。农业收入的减少，亦使农户无力对土壤保护进行投入。为了解决温饱，贫穷的农民最终将耕作扩大到更陡峭的坡地上——那是海地最后的处女地，同时也是只能支持若干年耕种的土地。最终，随着坡耕地的进一步缩减，以及贫穷的进一步加剧，农民被迫涌入首都太子港寻找工作机会。大批绝望的人民聚集在贫民窟里，为这个国家长久的内乱埋下伏笔。

事实上，大部分海地农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农地；由此可见，防治土壤流失，并非仅仅将大种植园变为小型农场这么简单。农地过小，不但无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实行土壤保护更为困难。与海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其五十英里、处于迎风方向的古巴。苏联的解体迫使古巴开展独特的农业尝试。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前，极少数人控制了古巴五分之四的农地，其中大多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型甘蔗种植园。尽管在剩余的五分之一的农地上，普遍存在着小型的自给农场，但是古巴那时的食品产量不足本国需求的一半。

古巴革命胜利后，沿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新政府继续支持各种出口型作物的大规模产业化单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蔗糖，其出口额占古巴出口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古巴的甘蔗种植园拥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最为机械化的作业模式；与海地的坡地种植园相比，它更接近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现代化农场。古巴的农业设备，驱动设备的燃油，以及化肥、除草剂和超过半数的食物需求，都是通过贸易从遥远的社会主义伙伴国进口的。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又面临美国长期的贸易禁令，古巴陷入了食物危机的深渊。因为无法进口食品和化肥，古巴人均日常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从1987年的三千卡路里，下降至1994年的一千九百卡路里。

苏联解体造成古巴出口贸易近九成的缩减；化肥和除草剂的进口量下降80%，石油进口量下降50%；用于修理农业机械的零件亦无法获得。《纽约时报》社论预测，卡斯特罗政权即将垮台。古巴曾是拉丁美洲饮食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其饮食水平仅略高于海地。生活在这个被孤立的岛国上的人民，被迫平均每日只吃两餐。为了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古巴农业面临着用常规农业一半的投入来生产两倍食物的艰巨挑战。

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处境，古巴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农业实验——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替代性农业尝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古巴政府引导的国营研究机构开始探寻替代性农业方案，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土壤肥力并增加粮食产量。在苏联解体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古巴开始将国有工业化农场私有化；国有农场被分配给原有员工，形成了一个由小型农场组成的粮食生产网络。政府支持的农贸市场通过取消中间商环节来增加农民收入。大型政府项目鼓励人们在闲置的城市空地发展有机农业和小规模农业。由于缺少获得化肥和除草剂的来源，新生的小型私有农场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型城市种植园进行着有机农业实践——当然，这一现实完全是由人的生存需求所决定。

探寻替代性农业实践的古巴研究机构，在这个岛国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期间显得毫无用处；苏联解体后，在贸易禁令中失去了获得常规农业所需原料渠道的情况下，发展满足民生需求的知识集约型农业的使命，使这些农业研究机构在新的现实环境中获得重生，并得以快速而广泛地推行替代耕作方法。

在这场农业变革中，古巴采用了更偏劳动集约型农业的方案，来取代常规农业所依赖的重型机械以及化学药剂；然而，这场变革绝非回归“传统农业”这么简单——有机农业不可小觑。递给某人一把锄头让他去耕田，远非解决粮食需求的办法。事实上，就像苏联时代依赖大量原料投入的高度机械化农业一样，古巴农业的转型亦是基于科学知识。两种农业模式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所代表的常规农业依赖应用化学，而后者则是基于生物学在农业生态学中的应用。

古巴的农业变革亦与诺曼·布劳格所倡导的“绿色革命”背道而驰。绿色革命是通过增加灌溉、石油、化肥以及除草剂的使用，改变了世界农业的面貌；古巴政府则找到了适合本地环境的农业耕作方式，发展出了增强土壤肥力和防治病虫害的生物学方法。古巴的农业变革，建立起一个由两百多个遍布全境的本地农业办公室所组成的网络，用来指导农民开展低投入的免耕农业以及生物病虫害防治方法。

古巴停止了蔗糖出口，将农业重心转向满足本国需求的粮食生产。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没有食物进口以及农用化学药剂施用的情况下，古巴的饮食标准恢复到了原有水平。古巴的经历表明，不依赖工业化方式和生物育种技术，农业生态学亦可以建立起可行的农业基础。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令，在无意间促成了古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替代性农业的实验。

一些人认为，古巴的农业模式——生态学知识的本地化利用——才是解决世界温饱问题的范例；标准化机械作业以及农业化学并非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产廉价食品，而在于保护农地：小型农场被保留在大地上，甚至是城市中；拥有土地的农民耕种并照料田地。成百上千的营利型都市菜园在这座岛国的全境发展起来，仅首都哈瓦那就有上百个都市菜园。铺了石砖的城市闲置用地被转化成数英亩的菜园，为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市场供应番茄、生菜、土豆和其他农作物。到了2004年，哈瓦那曾经闲置的地块都被用于食物生产，并能够满足整个城市的蔬菜需求。

古巴从常规农业向国家范围内的半有机农业的转型，向我们证明了这种“逆向”转型的可行性——尽管，这一切发生于脱离了全球市场影响的一党专政制度之下。转变所带来的结果，也并非到了令人羡慕的程度；这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展的农业实验，在二十年之后仍无法完全满足人们对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

或许，古巴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所生产的基本作物，无法像美国工业化农业所生产的粮食那样便宜；但是，古巴的农业改革，再次满足了生活在这个岛国的人们对一日三餐的基本需求。在被迫放弃其原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在这个完全孤立的岛屿上，出现了全球第一个大范围实施生物应用和有机农业的现代社会。迫于生存之需向自给自足型农业转变的古巴，或许正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缩影：当我们耗尽了现代化农业赖以依存的便宜原油之后，这或许便是大规模农业转型的图景。使人们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这座岛屿上所展开的农业转型尝试没有带来社会的衰亡；而让人苦恼的则是，相同的转型若发生在非一党专政的社会体制下，是否还能够走向成功。

自达尔文结束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居生活后，对岛屿孤立特征的认知深深影响了生物学理论；直到最近几十年，对岛屿这一特征的关注才延伸至人类学领域。或许有那么一天，人类真的会飞向太空并移居至其他星球；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继续留守在地球上。尽管在海地、曼加伊亚岛和复活节岛发生的灾难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并非必然，但是这一个个散布地球各处的岛居社会的经历却时刻提醒我们：地球，无非也是荒芜而浩瀚的宇宙中的一座小岛。地球有如荒漠中一片孕育生命的绿洲——这绿洲的存在是由覆于其上的薄薄一层土壤来维系；这层表皮一旦失去，需要经历漫长的地质时间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