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从上面的考虑中得出的两个结果,即科学的材料与宇宙中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样广阔,再者我们对宇宙知觉的限度只是表观的,而非实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宇宙对于我们的曾祖与对于我们并不相同,它在所有的可能性上对于我们的曾孙将截然不同。宇宙是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取决于我们感觉器官的敏锐性和结构,取决于我们观察能力和观察仪器的灵敏度。当我们在另一章更周密地讨论宇宙如何主要是每一个个体心智的建构时,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谈论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必须简要地考虑一下前一谈论,它确定了科学的无限范围。说存在着科学从中被排除、科学方法在其中未应用的某些领域(例如形而上学),即是说有条理观察的法则和逻辑思维的规律不适用于处在这样的领域内的事实(若有的话)。这些领域即使确实存在,也必然处在任何能够就知识一词给出的可理解的定义之外。如果有事实以及在这些事实之间观察到的关联,那么我们就具有科学分类和科学知识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没有事实或没有在它们之间观察到的关联,那么一切知识的可能性便消失了。日常生活的最大假定——形而上学家告诉我们的推理完全超越了科学——即其他生命像我们一样也具有意识的假定,与把地球上生长的苹果带到另外恒星的行星上它会落到地上的陈述一样,似乎具有或多或少的科学的有效性。二者都超越了实验证明的界限,但是假定大脑的“物质”的特征在某些条件下之一致性,似乎像假定恒星的“物质”的特征之一致性一样是科学的。二者仅仅是工作假设,就它们简化我们对宇宙的描述而言是有价值的。可是,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常常被双方的信徒明智地坚持着。如果我们采用任何一群物理学事实或生物学事实,比如说电现象或卵细胞的发育,我们将发现,虽然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他们的测量或假设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差异,可是在基本的原理和关联上,每一个个别科学的教授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一致的。在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事实比较难以分类,个人看法的偏见更为强烈,但类似的、尽管还不如此完全的一致也迅速出现了。不管怎样,我们更彻底地分类人类发展的事实,我们更精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早期史以及原始的习惯、法律和宗教,我们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到人和他们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正在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转化为真正的科学。我们开始看到心理事实群和社会事实群二者中的无可争辩的关联。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兴盛或衰落的原因变得愈明显,科学研究的题目也就愈多。因此,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并没有超越科学处理的范围,但是它们的分类却不像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的分类那么完美,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也不那么毫无偏见。
对形而上学以及那些其他被设想的、主张免除科学控制的人类知识分支来说,情况是截然不同的(9)。他们是基于事实的准确分类呢,还是并非如此呢?但是,如果他们的事实分类是准确的,那么科学方法的应用应当导致他们的教授达到实际上等价的体系。可是,形而上学家的癖性之一却在于这一点:每一个形而上学家都有他自己的体系,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他的先辈和同行的体系。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形而上学是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他们或者从根本没有事实的地基上开始,或者在事实的准确分类中未找到基础之前就耸起上层建筑。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没有通向真理的捷径,除了通过科学方法的大门之外,没有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的道路。分类事实和依据事实推理的艰苦而无情的小径,是弄清真理的唯一道路。最终必须诉诸的,是理性而非想象。诗人可以用庄严崇高的语言给我们叙述宇宙的起源和意义,但是归根结底,它将不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我们的和谐和美的观念,它将不符合科学家在同一领域可能冒险告诉我们的少数事实。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将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经验相一致,而诗人告诉我们的或早或迟保证与我们的观察相矛盾,因为它是教条,我们在那里还远没有认识整个真理。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
诗人是共同体中受到尊敬的成员,因为他以诗人而闻名;当他逐渐认识到近代科学向他提供的较深刻的洞见时,他的价值将会随之增加。形而上学家是诗人,常常是十分伟大的诗人;但是不幸的是,他并不以诗人而闻名,因为他用明显理性的语言表达他的诗篇;因此可知,他易于成为共同体中的危险分子。现在,形而上学教条可能阻碍科学研究的危险也许不是很大。黑格尔哲学威胁要在德国压制幼稚的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在牛津开始凋零就是明证,证明它在它诞生的国家实际上死亡了。任何种类的哲学教条或神学教条即使在数代人期间能够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对任何领域的研究,或对所达到的真理的发表,都没有限制。但是,依然存在着不能漠视的危险,这一危险妨碍科学知识在未受启蒙的人中间传播,而且由于怀疑科学方法而迎合蒙昧主义。有某个学派发现,科学达到真理的劳动过程太使人厌倦了;这个学派够急躁的,以致要求通向知识的短暂而容易的捷径,而在这里真要获得知识,就只有通过多批工作者的长期而耐心的辛劳,也许经过几个世纪才会有收获。今日在众多领域,人类还是未知的,对我们来说最诚实的方针就是强调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可能是由于缺乏任何恰当的事实分类引起的,或者因为假定事实本身是人的未受训练的心智之不一致的、非实在的创造。但是,因为科学坦率地承认这种无知,所以有人企图把这些领域禁闭起来,作为科学没有权利侵犯、科学方法在那里没有用处的场所。按照我们提及的学派的观点,科学无论在哪里成功地弄清真理,哪里就有“合法的科学问题”。科学无论在哪里还是无知的,我们在哪里就被告知,它的方法是不适用的;在哪里存在着除原因和结果(相似的现象群重新产生相同的结局)以外的关系,即某种新的但却未确定的联系支配的关系。在这些领域,我们被告知,问题变成哲学的问题,只能够用哲学方法来处理。哲学方法是与科学方法针锋相对的;我认为,我曾提到的危险在这里产生了。我们定义科学方法在于有序地分类事实,紧接着辨认它们的关系和重现的顺序。科学的判断是基于这种辨认和摆脱个人偏见的判断。如果这就是哲学方法,那么就不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但是,正如我们被告知的,哲学的题材不是“合法的科学问题”,两种方法大概是不等价的。实际上,哲学方法似乎并非基于由事实分类开始的分析,而是通过某种内部深思达到它的判断的。因此,它具有易于受到个人偏见影响的危险倾向;正如经验向我们表明的,它导致不可胜数的对抗的和矛盾的体系。正因为所谓的哲学方法不像科学方法那样,当不同的个人研究相同的事实范围,可以导致实际一致的判断(10),所以科学比哲学能为近代公民提供更好的训练。
(9) 要满意地定义形而上学家也许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的作家赋予该词的意义最终将变得更清楚。它在这里通常实指一类作家,其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后非批判时期的康德(当时他发现,宇宙被创造,是为了人可以有一个道德行动的场所!);后康德主义者——著名的有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的物理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说明”宇宙。
(10) 这句话绝不意味着否认科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观点和未解决的问题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科学家承认它们没有解决。一般说来,它们正好横亘在知识和无知之间的边界线上,在那里科学的前哨正在向未被占据的和困难的地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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