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时常发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以致我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不再感到不寻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别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于无法——或者至少不愿意——屈从新的、更困难的外界生活条件。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我们的朋友保耳·埃伦菲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个无瑕的人大概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这种冲突以这样或那样形式绝不饶过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
我是二十二年前认识他的。他从俄国径来布拉格看我，［当时］在俄国，犹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他想在中欧或者西欧找工作。但我们很少谈到那些，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两人都体会到，古典力学和电场理论在热辐射现象和分子过程（热的统计理论）面前都告失败，但似乎还没有可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尽管我们两人对它都大为赞赏——的逻辑缺陷，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也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有某些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带有他的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们的梦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领意会。一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的才干在于，他具有充分发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论观念的本质，剥掉理论的数学外衣，直到清楚地显露出简单的基本观念。这种能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教师。由于这个缘故，他常被邀请去参加科学会议；因为他总是把明确性和尖锐性带进任何讨论中去。他反对马虎和啰唆，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敏锐的机智，甚至直率的粗鲁态度。他的某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解释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剧却正在于几乎是病态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他的建设能力，这件事使他经常受苦。不妨说，他的批判的判断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产物出生以前，就已夺去了他对它们的爱。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埃伦菲斯特的外界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尊敬的老师洛伦兹正切望辞退正规的大学教职，他认为，埃伦菲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师，就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广阔的天地展现在这个还是年轻的人的面前。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里的最好的教师；而且也全心全意地关怀人——尤其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了解别人，得到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帮助任何被卷入外界斗争或者内心斗争中的人，鼓励年轻的人才——所有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专长，几乎胜过他在科学问题上的钻研。他在莱顿的学生和同事都爱戴他、尊敬他。他们了解他的极端的热忱，他的那种同愿为人服务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完全协调的性格。难道他不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说实在话，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所面临的崇高任务。大家对他的敬重能有什么用呢？他的这种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地折磨他，时常剥夺他平静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宁。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经常作无目的的旅行，他对无线电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静生活的其他许多特征，都不是出于安静和无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冲动，是为了逃避我已提到过的那种精神的冲突。
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恶化了，那是由于理论物理学新近经历了奇特的狂暴发展。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一个认为明确就意味着一切的人，这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况且，年过半百的人要适应新思想总会碰到愈来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然而主要地正是这一点，使他厌世自杀。
我认为，言过其实的自我批评的倾向，同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无知和自私的教师对青少年心灵的摧残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压抑，是永不能解脱的，而且常常使以后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响。就埃伦菲斯特来说，这种经验的强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爱的孩子送进任何学校这件事来判明。
在埃伦菲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关系所起的作用，要远大过大多数人。他实际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时也受以道义判断为根据的憎恶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强的关系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2)的关系，这是一位非常坚强和非常坚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当。也许她并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样伶俐，那样多才，那样敏感，但是她的平静，她对别人的独立性，她在一切困难面前的坚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的正直——所有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钟爱来报答她，这种敬爱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见到的。同她的分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他那已受创伤的灵魂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波折了。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丰美心灵的仁慈和温暖，以及他那压抑不住的幽默和锐利的机智，都丰富了我们活着的人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去世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损失。他将永远活在他的学生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导的一切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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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最初发表在1934年荷兰《莱顿大学生联合会年鉴》（Almanak van het Leidsche Studentencorps，莱顿S．C．Doesburg出版）。这里译自195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晚年集》（Out of My Later Years），伦敦，Thames和Hudson版，236—239页。标题照原来所用的。（《晚年集》中的标题为“悼念保耳·埃伦菲斯特”。）
保耳·埃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犹太人，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1880年1月18日生于维也纳，1911年以后成为爱因斯坦知交，1933年9月25日厌世自杀。——编译者
(2) 指塔姬雅娜·埃伦菲斯特（Tatyana Ehrenfest），她是俄罗斯人，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夫妻俩于1911年曾共同发表关于统计力学的逻辑基础的论文。——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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