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

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_科学在现代文明中

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 [1]

施穆勒教授的《大纲》 [2] 是经济学文献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根据后来的报道，该书下卷，也是结论性的一卷，面世的时间不会像作者在本卷的前言中所表明的那么早。因此，放在施穆勒教授著作的第1卷《概论》的读者前面的只是旨在表明他的理论立场，以及他关于经济学范围和方法的观点和例证的扼要阐述的一半内容。因此，如果只根据这一卷显然不完整的阐述，就试图去归纳他的经济学体系的特征似乎是一种颇为冒险的举动。然而这样一种努力并非全然没有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需要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第一卷的序言以提纲挈领的形式概述了作者的目标，足以为他所说的科学“体系”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序言之后这两本书的内容表明了施穆勒教授一贯采用的考察方法，也表明了他认为存在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结论的适用范围和性质。虽然说不上是一位提倡打破旧习的人，但作为一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位倡导创新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如此直接而深刻地触及了经济学的基础，至少从现在来看，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他的人，都必然要集中于他的讨论中谈到的理论的范围和性质问题，都要集中于他使用的材料的范围和特征问题，都要集中于他那种睿智的、身体力行的考察方法问题。因此，尽管第一卷《概论》是不完整的，只是理论细节的一个纲要，但这种未完成的表述还是足以表达施穆勒教授与经济科学的关系。

因此，经济学的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以施穆勒教授为权威代表的现代历史学派所理解和提出的观点经过充分考虑的陈述。尽管他早期对经济学范围和方法的讨论是有价值的、独特的，但与这一成熟著作相比，这些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阐述，他的成熟著作不仅公开声明是一种最终的阐述，而且到处都笼罩着一种终局性的气氛。但这几乎等于是说它惟一地全面制定了历史学派的科学目标。大量部分地涵盖了这些领域的讨论、大量专论和概论表明，经济理论的这种模式是要探寻“历史转换”的结果。这些讨论、专论和概论中的某些内容，尤其是后期的内容的结果是很有价值的，德国研究者所倡导的这种经济学倾向也是很有意义的。 [3]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致力于阐述以“历史方法”为基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全面的著作。

要对以上这一泛泛之辞提出异议的话，也许可以引用舍弗列尔（Schaeffle）在70年代（19世纪，下同——译者）出版的那部几乎已被遗忘的著作，以及回溯到这个学派最初几十年其他一些更不为人所知、更不连贯的同类著作。任何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都不太可能会引述罗雪尔的著作从而来反驳上述这种泛泛之辞。尽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用来接受和证明早期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一门经济科学——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未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证明；而且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失败不是决定性的。

在过去20年中，历史学派分成了两个稍有区别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今天就不能像早先的任何时候那样，自信地就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作宽泛的一般性阐述了。现在就被视为更为保守的那个分支来说，这些更严格地遵守传统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学派更古老传统的现代继承者们，根本就没有建立一种科学，他们的目标不是理论工作。诚然，无疑以瓦格纳（Wagner）教授为首的这种更古老传统的工作，绝不能被视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对于历史学派经济学的任务来说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但一般地说，它与经济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德国经济学这一较古老的传统在其众多现代代表人物的著作中表现出了洞察力和公正性；但就经济理论来说，他们的工作具有折中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建设性的进步特征。尽管一般说来他们会频繁地就学说观点发表一些专断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很少体现由那些提出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得出或证实，或者由这些经济学家特有的考察方法得出或证实的理论观点。在那些对学说的表达不具有权宜之计准则性质的地方，众所周知，它们一般来说是不加批评地借用古典经济学这个源泉。德国经济学的这一更古老传统缺乏建设性的科学成就——也就是说，缺乏理论；除非他们出乎意料地更为历史地（在这个词广为接受的意义上）提出建议，更为历史地建立他们的考察范围和方法，否则历史学派的这个分支在最终的理论结果上似乎不会有什么前途。这种保守的历史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似乎是一块贫瘠之地。

因此，如果要寻找任何一篇可以代表历史学派提供给经济学的关于一般理论的典型文章，只能在像施穆勒教授这样已经偏离了严格的历史方法传统的这些人的作品里才能够找到。施穆勒教授作为宣称要发展理论考察的那个历史经济学分支公认的、最权威的代言人，我们对他的著作有着特别的兴趣。我们的兴趣在于表明历史学派这一更为科学的分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摒弃了最初的“历史”观点和概念范围，它们是如何从对所有经济理论的不信任转变到热切地寻求比源自古典作家的学说体系能更好地涵盖所有经济生活现象，而且与总的当代经济科学的标准更为一致的理论阐述。这是经过半个世纪发展的结果，这一成就很可能出乎任何一个30年前目睹了学派内部分歧开端的人的意料（如果不能说是难以置信的话），这一分歧导致了这种现代的、理论的历史经济学的起源。

施穆勒教授在60年代初期作为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范围和方法的反对者进入了这一领域。他不仅反对古典作者的方法和结论，而且反对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所持的观点，反对经济学的范围，反对经济学所寻求的法则或者一般化。他早期的著作主要是批评性的，这与他的同行有所不同；在早期著作中没有迹象表明，当时他已经对改变经济学这一建设性工作有了一个的清晰的特征概念。因此，一般将他当做一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以及历史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他实际上否认科学地对待经济问题的可行性，他的目标是把经济学限定为一门叙述性的、统计的、描述的学科。他现在的经济学观点已不再属于这个攻击传统观念的或者批评的阶段，同样，关于其科学活动的趋势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也伴随着这个阶段成为了过去。

要理解施穆勒教授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方面的转变，我们有必要简要地说明先前一代历史经济学家所持的立场，施穆勒教授的学说正是从这一立场分化而来，尤其是他逐渐与老一代历史经济学家的这些流行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就历史学派当时的地位而言，以其代表人物为例，从系统性的结果来看，它改革经济学的努力在开始的前20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即便在这个初级阶段，它对经济学的改革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明显得到要领。它说明了经济学考察的一个新的、更宽广的范围，也说明了理论讨论的一个新目标和新方法。但关于理论进展的新观念，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展而需要的方法，仍然都主要停留在一种推测的状态。对如何实现前者，或者后者的周围环境，都没有实质性的说明。不能认为当时的历史经济学家已经在他们的车间里开动了新的发动机。除了辩论和推测性的观念之外，这个学派当时严肃的兴趣和努力在于历史领域而不是经济学领域，这个新学派中只有少数人继续以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反复灌输，并且在一种不确定的程度上阐述他们所怀疑的古典作者的教条。

施穆勒教授开始他的批评和修正工作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经济学的特征，在罗雪尔的著作中有清楚的反映。无论今天罗雪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地位（有别于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会让人们产生何种想法，但毋庸置疑，在历史学派的前25年末，罗雪尔关于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的观念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并且最好地表达了那些希望通过历史方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的基本态度。因此，对于现在的目的来说，可以更加容易地把罗雪尔的观点作为典型，因为对于这里要表明的最为一般的目的来说，罗雪尔与他的两个杰出的同时代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罗雪尔更幼稚、更具体。他也留下了通过他使用的方法而得到的更多结论。

罗雪尔的方法是他称为“历史生理学”（historico-physiological）的那种方法。这是他用来与“哲学”方法或者“唯心主义”方法相对照的方法。但他对经济学中的“哲学”方法的轻视，并不意味着罗雪尔自己的经济学思考全然没有任何哲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基础。只不过他的哲学假定与他所怀疑的经济学家的哲学假定是不同的，他把他的哲学假定视为不证自明的。

作为在哲学探究方面没有特别的天赋，也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作者必然会遇到的情况，罗雪尔的形而上学假定当然主要是隐含在他的学说中的。这些假定是在罗雪尔青年时代流传于德国学术界的常识性的、普遍的形而上学——在他成长和受教育的时期，赋予了他关于生命和知识的见解，打下了他的思维习惯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这些假定属于霍夫丁（Höffding）所说的“浪漫”派思想，属于黑格尔式的思想。罗雪尔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研究者，因此，对他的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进行详述并不是一件容易和有把握的事情；但如果可以对他的哲学见解作出具体鉴别的话，必然要把他划归黑格尔主义的“右派”。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罗雪尔青年时代完整地流行于德国上层知识界，尤其是在罗雪尔所属的那个有着高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最受尊敬的学术圈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假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根本没有被当做形而上学。罗雪尔的形而上学完全是早期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典型。

就现在的问题来说，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生命过程的形而上学。作为世界万物的核心和实质，这种生命过程具有一种精神的性质——“精神”在这里当然不是与“物质”相对的概念。生命过程本质上是活动的、自我决定的，是根据内在的需要——它自身本质上的活动性质的需要——而演变的。这样，文化过程就是人类精神的演变（剥离）；经济学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决定这种文化剥离在经济方面的法则。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发展的法则，与世界万物普遍的过程法则是一致的；更直接地说，它们与普遍的生命过程法则是一致的。对世界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演变的生命过程，实际上具有一种精神的特征，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经济生活过程只是它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现在，自然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已经完全弄清了有机体性质的这个演变的生命过程的进展；这必然为包括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发展法则提供了一条线索——世界万物的生命法则本质上是精神的、一致的。因此，通过与生物学领域已探明的生理过程进行类比，我们得到了文化的一种生理学观念。它被视为与黑格尔考察生理过程的方式一致的生理学观念，但与生理过程的现代科学观念并不一样。 [4]

由于文化发展的这种准生理过程被视为自我实现的人类精神、他们的生命史的一种演变，文化过程就应该贯穿于一个特定的阶段序列——由精神本体活动的、演变的性质所规定的一个确定的生命史。就发展的一般特征来说，这个序列基本上是由人类生命的性质来决定的。文化兴衰的历史必然是自我重复的，因为这实质上是每一个全面的文化发展序列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同样的人类精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类精神是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惟一因素。在演变的特征上，过去文化周期的历史因而就是未来的历史。因此，对文化的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并非只对经济学而言）。过去历史中一个得到很好验证的文化现象序列对未来的文化现象序列有着同样的约束力，就像人类生命史的现象进程中按照物理学和生理学的意义来理解的“自然法”一样；那是由于因内在的需要而活跃地演变的人类精神向前发展的文化进程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在逻辑上与这种自我实现精神的性质是一致的。如果这个过程碰到了障碍或者变化的条件，它会自我适应于任何特定情况下的环境，从而沿着自己的逻辑倾向发展，直到达到由它的性质给定的完美状态。在这里，环境如果不是被简单地当做精神力量的一种功能的话，也最多只是具有附属的或者暂时的意义。环境条件最多只能产生微小的扰乱；它们不会形成一个可以深刻地影响文化过程的结果或者未来进程的累积性序列。因此，历史考察在决定文化发展的法则（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其他的）的时候就是惟一或者说几乎是惟一重要的方法。

因此，这种浪漫主义的历史学派分析经济生活的观念是一种发展的观念，或者说一种进化的观念；但不能把它与达尔文主义或者斯宾塞主义相混淆。在这种先入之见的引导下考察文化发展，会导致对现象序列同一性的或多或少武断的一般化，而决定事件进程的原因，以及形成序列的这种同一性或者变异性的原因却只得到很少的关注。通过这种方式所找到的“自然法”必然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受到考察者的偏见或者观念的歪曲。结果是一个格言式的知识体系，也许像这个体系一样美丽，一样有价值，但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和目标来衡量它们的时候，却是非常虚幻的。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种浪漫主义的历史考察和思考方式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理论成就，因为除了所有智力尚过得去的成年人都早已熟知的那些不严密的一般原则之外，这种学说的目的显然不是要阐明其他文化法则。

这里有必要再详细地说明一下为施穆勒教授的修正工作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的“历史的”目标和方法的特征。当他首次将流行观念和方法视为不明智、不彻底而加以反对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浪漫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的偏见。他的早期著作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5] 甚至不能说他后期的著作就没有表现出某种同样的基本态度，比如他假定文化事件的进程中有一种改良趋势。 [6] 他的工作与上面所说的那些历史经济学更古老传统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这些偏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表现得较不明显，或者说相对缺乏这种偏见。特别是他拒绝在明确以黑格尔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思想流派为基础的理论领域进行研究。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对同一性或者常态的分类意义上的阐述，是科学理论问题的恰当答案。实际上，他通常并不否认早期历史经济学家的经验归纳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事实上，他很重视这种经验归纳，并且还迫切敦促对历史资料进行充分的调查，提倡通过全面的经验归纳对素材进行艰苦的消化。众所周知，在他早期的批评性著作和方法论论战著作中，他主张至少一代经济学家必须甘愿把他们的精力用在这种描述性工作上；这也使他得到了这样的名声，说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简化为细节知识的描述，将经济学的方法局限在培根式的通过简单列举进行归纳的范围内。但在施穆勒教授看来，这种详尽的历史研究以及对细节的描述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最终理论的初步。对细节的调查，以及在这种调查的帮助下实现的经验归纳，只是对于这样的科学目的来说才是有用的：服务于最终阐述经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因果法则这个目的。更深远的问题（对它而言，所有其他问题都是辅助性的）是起作用的原因问题，而不是现象序列中可以观察到的历史同一性问题。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对历史细节的详细研究，定义了文化发展中偶尔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的范围和特征，而且作为其更为直接的含义，像过去的考察者认为的那样，它们塑造着这种演变的文化序列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目的。

从而，在定义和刻画经济生活中的原因或者因素这一初步工作中，历史考察发挥着重要的（如果不是最大的）作用；但它绝不是为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惟一考察方法。此外，这也不是历史考察的惟一使用。为了同样的目的，考察中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气候、地理、地质特征的比较研究；而且尤其需要对文化变迁中所包含的文化的心理学基础和心理学因素进行人种学的对比分析和仔细研究。

因此，施穆勒教授的工作显然与历史经济学的更古老传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既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初步工作的范围和特征上，也表现在他为经济学设定的更遥远的目标上。只有赋予其更广泛的含义，这门科学最近的发展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历史的”经济学。它是达尔文主义的，而不是黑格尔主义的，尽管它不时表现出明显的黑格尔主义的烙印；只有在类似于达尔文主义所分析的经济制度也许可以称为历史的进化这个意义上，它才是“历史的”。施穆勒教授的著作区别于他所属的那一类经济学家早期著作的特征，是他的著作集中分析的是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制度的起源、发展、持续和变化，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这些制度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他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同时代人和历史学派的先辈是一致的；由于他的“历史”先辈的影响，他在很多地方既表现出优点，也表现出缺点。但他明显的、典型的优点在于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后达尔文主义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在这一类型的理论考察中，并非只有施穆勒教授一个人，他或许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像其他某些人那样，走得那么远或者那么专一；但他却获得了资深的地位，而且他的工作还在综合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我们回到《国民经济学大纲》，用它来证实这里提到的这些特征。整部著作计划由一个序言和四篇组成，第1卷包括序言和前两篇，已经出版。尚未出版的第2卷中的两篇的篇幅有可能与前两篇保持一致。因此，从篇幅上看，第1卷大约应该包含了全书五分之三的内容。这部著作的结构如下：一个“序言”（第1~124页），论述了（1）“经济学的概念”，（2）“经济生活与文化的心理学、伦理学（或者习俗的）和法学基础”，以及（3）“经济学的文献和方法”。紧接着的第一篇（第125~228页）论述“土地、人口和生产技艺”，将它们视为经济生活中的集体现象和因素，第2篇（第229~457页）论述的是“经济社会的构造”，论述其主要元件和因果要素。第3篇和第4篇将研究“物品流通和收入分配”，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一种演变的考察。

这种篇章结构显然不同于经济学论著的习惯安排。它的出发点是对文化发展中的因素进行全面的一般性考察，特别是关于它们与经济的关系。这种考察主要是以心理学和人种学为基础，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考察相对来说并不明显，而且其地位显然是次要的。紧接着是对那些在任何给定情况下在经济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透彻的讨论。这些因素，或者“集体现象”并不是历史悠久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是人口、物质环境和技术条件。这里的讨论仍然是关于人种学的讨论，而不是关于适当的历史材料的讨论。人口问题所关心的并不是劳动力数量，而是种族特征的多样性，以及人种天赋与经济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物质环境的讨论同样很少谈到土壤的肥力，更多关注的是气候和地理状况的多样性以及地质条件和生态条件。第一篇的结尾部分考察的是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艺的发展。

在所有这些内容中，重要的创新并不在于细节的特征。这些细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早期历史学派的普通内容。这些细节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其进行处理，从而能够显示出它们与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那些进一步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但就像所预料到的那样，他并没有试图去探察各种研究传统的专家们所贡献的那些成果。其创新的意义完全在于：这一类材料竟然会成为经济理论的基础，施穆勒教授当时竟然会认为有必要作出如此全面而辛勤的介绍性考察。这意味着人性的这些特征以及环境的性质和状况的这些影响力，是外在于它与变化的累积式过程所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相互关系的力量，正是这种累积式的发展过程，正是其复杂而不稳定的结果，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得到的理论结果，必然是一种演变的结果。这种理论必然要根据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而不是像许多经济学家那样，根据它们对哪方面有益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样来了解和解释经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换言之，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尝试，一方面想要用经济生活的动力因考察来替代经验归纳，另一方面想用它来替代对事物永恒的适当性的思索。

从中可以看出，具有这种演变特征，以前述这一类观念为基础的经济学并不提出建议或者警告，没有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也没有经济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信条。施穆勒教授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这种标准是另一个问题。上面指明的这种学说的范围始终源于作为这部著作出发点的那些前提，不属于施穆勒思考的经济问题的范围。

第2篇借助史前材料、人种学材料和历史材料，研究社会组织方法的进化——关于制度的发展形成的经济生活的需要，以及经济生活的需要所塑造的制度的发展。这里讨论了家庭这个“元件”或者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它在城市和乡村定居和居住的方式；控制和管理的政治单位；产业阶级与其他阶级和集团在职能上的差异；所有权及其发展和分配；社会阶级和团体；商业企业、工业组织和公司。

对于其已经勾勒出轮廓并指明方向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施穆勒教授在实施这一体系过程中目标的专一度而言，与他的准备工作相比则相形见绌。不用说，他进一步的阐述就其性质来说也是很卓越的；在施穆勒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这种卓越，可能很容易会让读者不去注意这部著作本质上的缺陷（并非质量上的缺陷）。尽管就这一点进行广泛的归纳可能是危险的，也可能会有误差，但就第1卷的内容来说，以下归纳很有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只要作者论述的是制度的发展史，只要作者的讨论是按照纯粹的科学兴趣进行的（按照现代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含义来定义科学这个词），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归纳。然而，作者一旦与今天的形势短兵相接、到达一个应该对当代制度变迁中的因果复杂性客观地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节骨眼上的时候，原本纯粹的科学的光辉就会立刻涣散成彩虹般五彩缤纷的杂色，作者变身为一个热心而雄辩的顾问，并就应该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挽救现代社会等问题进行论述。这时候的论述失去了对现象的演变解释的特征，而呈现出呼吁和警告的特征，提出了私利方面的、道德方面的、好品味方面的、卫生方面的、政治结果方面的甚至是宗教方面的迫切要求。所有这些当然正是我们过去常常在历史学派的传统作者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但对于那些兴趣在于经济学，而不在于保持德国社会广为接受的文化形式的方法的研究者来说，当施穆勒教授出版他这部伟大、系统的著作时，他们始终认为他们有理由期待一些更切题的内容。它的方法和结果无疑是才华横溢的，是有价值的，这些离题的说教和革新建议意味着这种论述恰恰在经济学最薄弱的环节陷入泥潭。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对于那些年纪较轻、见解不够广博、分量较轻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在构成当代状况的整个不和谐的兴趣和感觉中顽强地坚持因果进程——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演变的经济生活理论最需要坚定的、经过训练的、不带偏见的专家的引导。但在这一点上，他对我们的引导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以上评论普遍适用于施穆勒教授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多少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后，它几乎也适用于施穆勒教授对所有问题的分析。但所需要的这些限制条件，并不会大到足以掩饰刚才提到的普遍特征的程度。如果在此将本卷书中符合这一批评的所有内容都梳理一遍从而来支持这一批评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要求就太过分了。最多是挑出两三个社会经济“元件”，看他是如何处理的，从而来说明问题。因此，比如说从第2篇开篇对家庭及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的论述来加以分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沿袭了人种学研究方法的老路，反复而恰当地采用了施穆勒教授已经充分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论题进入现代之后，这种讨论仍然接着继续表明中世纪后期以及现代早期巨大的经济变迁如何瓦解了早期文化中的父权制；但同时，他在这里（第245~249页）也渐渐表现出了对现代而不是早期的家庭形式的一种偏爱。作者不再满足于说明使早期父权制家庭被更晚时期的、有所改变的父权制家庭所取代的那些迫切需要。他也给出了为什么后来改变了的形式在本质上更为理想的原因；也许可以说，他给出的原因可能是恰当的，但他却离开了对所讨论的变化进行科学的解释这个主题。

这一节的最后几段（第91段），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坚持了从过去一代流传到现在的家庭组织形式中许多有力的、美好的因素。因此，作者引用的事实无疑是很重要的，任何敢于以演变的方式讨论公认的家庭形式现在的状况以及变化的命运的经济学家，都必须适时地考虑这些事实。但是施穆勒教授甚至没能指出这些有力而美好的因素在刚过去的时代，或者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作为一种原因影响了这种制度的命运。没能把这些材料转变为科学的说明，这对施穆勒教授来说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几乎没有人处于如此有利的一个位置去描绘这个必须进行理论考察的问题。正如施穆勒教授的观点表明的那样，经济需要显然以现代家庭组织的形式发生着连续的累积式变迁；但他根本没有指出这些需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也根本没有考察相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经济理论一样重要，即父权制家庭的持续存在（尽管有所限定），如何在其他方面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如何限定和加强特定的经济需要本身在所考察的这种制度中发生的变化。同样明显的是，传统上公认的这种家庭形式的力量和美丽——也就是说，与这种家庭密切相关的生活习惯和满足习惯——在现代是一种重要的元素，它影响着在现代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这种制度变化的持续程度和方向。这些是心理学上的事实，是习惯和倾向的事实，是精神上的适当性，作为有利于制度的存在和变化的活跃力量，在所有找到的因素中，它们在这方面的功效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们几乎有权利去期待施穆勒教授凭借自己在心理学领域和文化发展领域的深厚造诣和博学多才应该把这些事实转变为一个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对那个固有的、合意的完美状态的说教。

对于当前明显的家庭的瓦解，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妇女问题”，施穆勒教授的评论具有同样的特征。他注意到工作人口对老式家庭生活的厌恶情绪在不断增长，并表明这种情感的发展或者退化有其特定的经济原因。他所提供的论述主要是一些现代社会经济讨论的平常话题，并且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反对的意味。在他就当前的运动或者就制度的不久的将来发表的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改变或者巩固这种情感体系的原因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对于“妇女问题”他最多只能提供一种即兴的情感基础，它依赖于18世纪的那种平等（égalité）精神的复兴。他用一种优雅而做作的方式反驳这种性别平等观念，呼吁完整地保留妇女的活动范围以及男性的首要地位；就好像性别地位的高低，有可能是人们生活的环境强加给社会的生活习惯产生的一种传统结果之外的其他东西。以下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即在过去的经济要求下，性别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和气质差异，被传统地解释为男性的优势和女性的劣势——就这一点，他只不过是谈到或者提出了这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对事实的这种传统解释在后来不再坚持早期的立场。他对现代文化中家庭和性别关系的讨论，始终表现出不情愿或者无力去穿越传统终局性这一障碍。

刚才我们引证的对家庭的讨论占据了第2篇开篇的一章。要进一步引证施穆勒教授对现代经济问题的分析，可能需提到第1篇的最后一章“技术手段的发展及其经济含义”，尤其是第84~86段论现代机器工业这一部分（第211~228页）。我们在这里同样关注的是在于机器工业的近代现象，以及作者分析这些现象的方法和基本态度。作者在这里（第211~218页）简要地、适当地表述了“机器时代”的主要特征，然后（第218~228页）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了批评性的讨论。他对机器体制的经济实惠、物质享受以及对传统知识的颠覆等特点进行了惯常的歌颂；并指出了机器体制如何导致财富和人口的再分配，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功能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分配。他指出（第223页）机器工业最大的社会影响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资劳动者阶级。他以一种镇静的、不同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阶级所陷入的物质环境，尤其是从物质享受方面来说；表明（第224页）在机器体制充分发展的时代，出现了一个熟练劳动者阶级，他们不仅生活舒适，而且心智健全、身体强壮。但随着引用了这样的事实，他对现代机器情形下的因果关系的探求也就终止了。剩下的主题就是极度明智而恰当的道德上的和美学上的批评，并指出应该努力实现的理想和结果。

在这里，施穆勒教授错过了以一种科学的精神处理这些素材的机会，也错过了得出对经济理论有价值的结论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原本能够为我们勾画出一种我们所寻求的有效方法和研究路线，从而就比如机器体制对这一巨大的熟练工人群体会产生何种文化效应和精神效应，以及这个工人群体反过来作为塑造今天的制度发展和明天的经济、文化状况的一种因素具有何种意义这一科学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有理由相信，施穆勒原本可以把这一类工作做得比任何同行都好；因为如上所述，他在心理学训练方面拥有必要的条件，具备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效应的广泛知识，有能力提出一种科学的观点。但相反，他又回到了传统历史主义（Historismus）乏味的说教。似乎他研究的主题一旦处于日常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关怀之外，这个主题一卷入现代的德国情感，就会成为根据传统的偏好、尊卑、道德等等标准来评价的对象。

这种不时变换角度来看待一个特定问题的习惯，产生了一种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并非没有影响力。因此，关于前面已经提到的机器工业中的技术熟练工人这个问题，在他的讨论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乱。他在有一处（第224页）把这个阶级说成“健康的、强壮的、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是先进的”，所有这些优点比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都要出众。在另一处（第250~253页）他又在“社会主义者”的名义下，把这个同样的流行元素说成是不正当的、退化的、反动的。后一种描述实质上可能是对的，但得出这个结论是以偏好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上可以决定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并且这两种描述适用于同一类人；因为众所周知，德国社会中激进的社会主义元素实质性的核心和特有的要素，正是工业城市中的这个技术熟练工人，在那些地方，机器工业的规律发挥着其原始的作用。具有激进社会主义特征的其他可以被独立出来的元素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者中才能找到。另外，在对技术知识与文化进步的关系的思考中，施穆勒教授指出（比如第226页），一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大体上意味着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效率，反之反是。在这里，他用半文化民族（Halbkulturvölker）和完整文化民族（Ganzkulturvölker）这两个词，来区分不同成熟程度的文化。按照他在各种主题下的阐述，奇怪的地方表现在：如果将工业城市里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的技术熟练工人和科学界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从德国人口中抽出来，实质上只剩下农民、贫民和大大小小的贵族，这样一来所产生的德国社会无疑属于施穆勒教授划分的半文化民族。而这些被抽出来的人口无疑属于完整文化民族。

最后，可以参看这一卷的最后一章（第2篇第7章），来了解关于施穆勒教授处理现代科学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态度的最终阐述。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论商业企业的这一章更好地保持了序言中概述过的、让读者通篇去寻求的科学态度。这一章表明了现代商业企业为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活动的结果，也表明了商业精神是如何保持到现在的。商业企业的原动力是在利己主义的意义上寻求红利；但施穆勒教授以比许多其他经济学家都更冷静的洞察力表明，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在它的发展期间，在各方面都受到在根本上并不属于利己主义的考虑和传统的限制和引导。他并不满足于指出利益和谐的仁慈作用，而是要描述一种利己主义的商业交易，为什么会渐渐服务于社会的利益。商业企业逐渐浮现，并作为现代生活中个人所有权和金钱评判发展的伴随物，在社会的产业中取得了中心的、支配性的位置。因此，它是现代文化状况的一个阶段；从而它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受到现代文化状况的要求的限制。这种现代文化状况是什么，以及塑造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实质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力量）是什么，没有人比施穆勒教授更适合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些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考察它们的作用，他已经给出了有价值的指示（第428~457页）。但甚至在这里，在这样一个较容易客观地描绘因果序列的地方（因为与其他情况相比，比如讨论家庭的时候，这里的论述较不容易由于情感因素而变得模糊），作者却假定现在达到的阶段已经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最终的阶段，对这个发展序列的探寻逐渐变成了提出建议和警告。后面几页所关注的内容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环境限制，转向了保持已实现的良好结果的愿望，以及牢牢地把握已实现的结果中那些好的方法的愿望。在讨论现阶段的发展中寻求答案的这个问题不是商业企业制度方面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是培育商业企业并转向考虑公共福利的乐观政策应该是什么形式的问题。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尽管不如其他地方那么明显），现存的制度形式被当成了一种最终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商业组织和商业关系的形式和惯例确实最明显地表现出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终局性。如施穆勒教授谈到的那样（第455页），商业业务的范围和特征必然与时代环境是一致的，而不是符合任何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发展。因此，有人也许也会说，商业企业的最终存在，其方法和机会本身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通过对使其存在或改变的力量的详细研究来解答，而不是提出维持和控制它的最好方法的建议。

等到施穆勒教授如所承诺的那样在结论性的第四篇对现代制度进行演变考察，从而给这部著作画上圆满的句号时，本文对施穆勒教授的著作所作的以上批评，尤其是对他在分析当前现象的时候偏离了科学研究的道路的批评即便不会被全盘否定，也很有可能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也许可以认为大家都对这样一个完美状态心存希望；但目前面世的这一卷作品并没有让读者相信自己有理由怀有这样一种期待。在此也许并不需要画蛇添足地指出：对于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来说，以上这些缺陷相对来说毕竟只是微不足道的。

[1] 本文原载《经济学季刊》，第16卷，1901年11月。经许可重印。

[2] 《国民经济学大纲》（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莱比锡：厄斯特·泰尔公司，1900年（Erster Teil. Leipzig）。

[3] 比如K. 布赫（K. Bücher）的《国民经济学的形成》（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和《工业与节奏》（Arbeit und Rythmus）；R. 希尔德布兰德（R. Hildebrand）的《法律和习惯》（Recht und Sitte）；纳普（Knapp）的《庄园制与贵族大地产》（Grundherrschaft und Rittergut）；埃伦伯格（Ehrenberg）的《弗格尔时代》（Zeitalter der Fugger）；R. 马克（Mucke）的许多著作。

[4] 以前——比如重农学派——曾经用过一种社会生理学或者共同体生理学观念，这种观念在罗雪尔的时代也为英国思想家——比如赫伯特·斯宾塞——所接受；但这种社会生理学观念出现了一条不同的进路，从中可以通向作为一种精神结构或者过程的人类文化的后黑格尔主义生理学或者生物学观念。在使用的类比方面，以及在由这种类比而得到的理论结论方面，其结果也是不同的。/br-line/这里顺便要提一下新黑格尔主义，也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左派”，它同样产生了一种自我决定的文化剥离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唯物史观”。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也颇有生理学的特征；但马克思和他的助手比罗雪尔及其追随者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哲学的训练，而不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黑格尔主义残留于流行思想中的浪漫主义。他们因此对他们的假定有更充分的意识，对他们自足的假定并不天真。

[5] 比如他与特赖奇克（Treitschke）的论战。见《社会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基本原理》（Grundfragen der Soc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尤其是第24、25页。

[6] 比如《国民经济学大纲》，第225、409、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