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综合》

　　作者：E．O．威尔逊（美）

　　成书时间：1975年

　　推荐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E．Ｏ．威尔逊（Ｅ．Ｏ．Welson），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学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哲学学会会员。1929年6月10日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后来就读于亚拉巴马大学，并于1949年获得学士学位，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195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威尔逊曾经获得1977年的民族科学奖、1979年的普里策奖和科学院利迪奖。

　　1975年6月，威尔逊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出版，这本书系统、全面地阐释了社会生物学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社会生物学的诞生，这在当时的科学界以及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20世纪罕见的激烈的讨论热潮。其实，无论是作为社会历史的某个现象，还是作为科学学术思潮的某方面的发展，社会生物学及其创始人威尔逊的开创性工作，都值得人们给予足够的关注与研究。

　　威尔逊的主要作品有：《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论人类本性》、《社会生物学》等。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表明，人类越是具有了超乎寻常的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自觉就显得越是重要和紧迫。作者及其同事们建立的社会生物学，正是在人类盲目性造成的种种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命运，而人类自身却深深沉迷于工业文明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应运而生的。这种对人类所面临的冷酷现实的热情和负责的关注，正是生物学家面对指责非难坦然无愧，充满道义自信的可靠精神力量。因为他们的努力并非肤浅和轻率的感情冲动，而是理性与良知的深刻统一。无论这种学说将来的命运如何，这种真挚与负责的态度都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在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对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社会这种特殊生命现象的理解与把握，是人类从野蛮奔向文明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思考着的主题。回答这个问题，既是人类作为高等智能动物的自觉和理智特性的表现，又是人类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而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的表现。只要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人类就难以最后摆脱自身及自身行为的盲目、被动状态，从而无法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但是，由于功利、偏见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利害冲突，使得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并不总是自觉、清醒地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不断地提醒人类的警觉，顽强地超越一己之囿，以人类的名义寻求这个目标，便成为每个时代无私、勇敢深刻而负责的人们无可推卸的天职。

　　在明确了探索生命现象的重要性之后，作者指出，社会生物学在力图用现代科学在生命领域的全部知识去探讨社会行为这个生命现象中最错综复杂的现象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颇具特色的。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整体把握，既是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是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社会生物学是有贡献的。它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借鉴、渗透上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独到之处还不在于方法的简单转移，而在于首先着眼于两门知识内在统一性的探究和揭示。

　　作者设定的理论前提是“社会生物学是对一切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他首先确定的基本命题是，“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由此出发，进一步推导出下面的结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复制、增加自身的一种基因技巧。这样，他不仅使低等生命与高等生命实现了本质和功能上的逻辑同一，而且也使一般的生理机制与社会行为达到了内在的同一。

　　那么，什么是社会生物学呢？作者总结了社会生物学的定义，即：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它集中研究各种动物社会，研究它们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讯交流以及一切社会适应背后的生理学内容。但本学科关心早期人类社会行为和当代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组织适应特征，社会学在这种复杂性水平的人类社会研究中，由于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式和非基因倾向，仍然与社会生物学相距甚远。它企图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现型的经验描述和孤立的直觉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参考真实基因意义上的进化解释。在描述性分类学和生态学方面，社会学已获巨大成功。当它提供一个特殊现象的细节描述并表明这种现象与环境特征的相互关系时，它同样是很成功的。然而，在过去40年中，分类学和生态学由于被综合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而全然改观了———常把它称之为“现代综合进代论”———在这个综合中的各种现象都以其适应意义加以评价，并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有关。也许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有待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最后分支是不过分的。

　　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而给基因复制功能赋予伦理属性，这就为生物学理论引进社会行为的研究和证明开辟了道路，为利用迄今为止人类关于生命现象的各种知识来提高人类的自我认识创造了前提。在完成一般生物学原理由低级到高级的贯通时，作者也力图摆脱简单的行为对应和机械还原办法，致力于从一般原则出发，由低级向高级构建逐渐复杂精细的机制和概念，使各层次的有机体及其行为特征既统一又有区别地展现出来。所有这些，不仅为作者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目标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新理论在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情况下能够引起人们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原因。

　　作者不仅把人看成是整个生物进化中的一环，而且把人类的社会行为也看作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基因技巧，把人从惯于自居的“目的”的位置上拖了下来，使之成为一种工具、中介和手段。

　　为了科学的发展，作者对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了坚决而又顽强的挑战。正是这种科学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与意志，使得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经受住了最初的严酷冲击，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生物学的专业杂志已非一种文字和民族独有，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社会生物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甚至自然科学的领域，成为一门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学科。作者称本书是把社会生物学编纂为进化生物学、特别是现代群体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尝试。这个题目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内容和自洽的概念集合，恰如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一样。过去，由于个体生态学和行为生理学的过分密切的统一，这门学科的发展被延缓了。用现在的观点看，新的社会生物学应该大致由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群体生物学相等的部分组成。

　　作者认为，生物学家总是对无脊椎动物社会，特别是昆虫社会和脊椎动物社会比较感兴趣。他们梦想着用提供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进化各个方面的洞观的方式，统一如此不同的单元。这个目的可以用现代术语表述如下：当把同样的参数和数量理论用于分析白蚁群体和罗猴、猕猴群体时，我们将得到一门统一的科学：社会生物学。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困难任务。但是由于研究已经取得进展，日益对脊椎动物社会和无脊椎动物社会之间的功能的相似性获得深刻印象，而对初看起来似乎构成它们之间的巨大鸿沟的结构差别反而不感惧怕了。例如白蚁和猴子，它们都组成占据着领土的合作群体。群体成员之间通过10-100个不合语法规则的信号指令进行有关饥饿、安静、敌意、等级状态或地位、生殖情形等方面的联络。个体对于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有着强烈的意识，亲族关系在群体结构中起重要的作用，也许正是这种亲族关系扮演了主要的社交活动起因角色。在两种社会中都有标志明显的分工，尽管在昆虫社会中具有更加强烈的生殖成份。组织的细节是通过一个未知其详的最佳进化过程发展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得到了某些伴随着合作倾向的补充适应性———至少在亲戚之间趋向于这种合作。合作的后果取决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只是对于少数的动物物种来说，这种合作在它们的进化过程中是有益的。

　　进而，作者指出，社会行为的进化，首先只有通过对人口统计学的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人口统计学提供了群体生长和年龄构成方面的重要信息；其次，还要了解群体的遗传结构，它可以使我们得知在遗传的意义上关于有效群体尺度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还有社会之内的关系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基因流数量。社会生物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形成这样一种能力：从这些群体参数和由物种的遗传构成所加强了的行为抑制相结合的知识出发，预测社会组织的特征。它将成为进化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任务，继而，从物种的进化史知识和环境知识中获得群体参数。

　　作者说，社会组织是离基因最远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由个体行为和群体统计性质派生出来的，而这两者本质上又是高度综合性的。个体行为模式的一个进化小变化，可以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多倍效应放大而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这种现象就是多倍效应。当个体行为受到社会经验特殊性的强烈影响时，多倍效应将能更加速社会进化。这个过程称之为社会化。社会化为系统发育中趋向智力较高物种的一种动力，并在高等灵长类中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认为，人类有一种强烈的先天倾向，即用非理智的仇恨对外来的威胁作出反应，并使敌意逐渐升级去征服威胁，以确保自己的广泛安全。我们的大脑似乎是被这样设计的：使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分成朋友和敌人、好人与坏人。儿童在见到银幕上和电视里的人物时，首先要问“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对陌生人的活动深怀恐惧，并用侵犯行为去解决冲突。

　　并且，作者认为人类性活动的强度和变化是独特的，性的目的几乎完全与生殖脱节。妇女性接受能力几乎是连续的，除了月经之外没有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信的解释是，这种特点促进了联盟；这种生理上的适应把原始家族的成员结合在一起。通常，男女之间频繁的性活动也降低了雄性的侵犯竞争活动。在其他灵长类和哺乳动物中，当雌性进入发情阶段后，雄性的敌对行动就加强了。而在原始人类中，由于发情期的消失而减少了这种潜在的竞争，并确保了狩猎男子的联盟。如果授精只是性的一种生物学功能的话，那就应该以更经济的方法在很短时间之内完成。从动物界的情况来看，那些社会性差的物种就没有什么交配仪式。而那些长期成对的物种中就有着精密的求偶仪式。因此，人类的大部分性快乐都是促进联盟的强化因子。这样，爱和性的确结合在一起了。

　　作者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错误地评价了性的生物学意义。直到20世纪罗马天主教堂还断言性行为的基本作用是丈夫给妻子授精。他们以为上帝在人的本质中安排了不可改变的训令，而教会由此获得了权威，这是荒谬的。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遗传上的精确性，以及伦理学法典的绝对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的进展。在这一事业中，进化社会生物学的作用将倍加重要。它将尝试重建进化机制的历史。精彩语录

　　1、在许多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的前提中包含着同情之心———人类相互救助的心理基础。然而，同情是有选择的，而且往往是为自己服务的。

　　2、当然，人类利他行为的形式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更有文化性而不是遗传性。但关键是所有的人类社会所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潜在情绪还是通过基因进化的。社会生生物学的假说并不能解释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但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很窄的方面（即亲缘选择占重要地位）人类和社会性昆虫更加相像。

　　3、进化组成了两个同时性过程：在一切物种都通过时间而垂直进化的时候，有些物种分离出两个或更多的进化世系。一个物种或一个物种的群体的垂直系统发育惯性和物理学中的惯性差不多，它由群体的基本性质构成，这些性质决定着进化方向的变化范围，同时也决定着进化的速度。

　　4、高级伦理价值的文化进化不能获得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反的方向和力量，并完全取代基因进化。基因是有约束力的。这种约束将是长久的。人类的价值观必须与基因库的影响相一致，否则是不可想像的。由于大脑是进化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行为、指导和驱动行为的最深刻隐秘的精神反应，都是一种迂回而复杂的技术手段，它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是使人类的遗传物质得以维持和发展。伦理价值的最终功能也没有超出这一伟大目标的更合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