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的建立

那些将自己联合起来进行科学行动的人将培根引述为他们的领袖，并在他的原则产生的哲学进步中大显身手，这样在1670年伦敦皇家学会学报的奥登堡对罗伯特·波义耳的献词中，他说：“我从此类信息了解，也记起了这位著名的培根爵士最好的和最坏的日子，尽管他在如日中天时写了《学习的进步》和《伟大的复兴》，但他最伟大的名誉首先从基督教世界很多地方最伟大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复兴。”在谈到他的实践才能和公共任职后，他又说：“我们现在仍然有理由在很多地方可以感到奇怪，在没有任何化学方面的伟大技巧，没有数学或力学方面更多的企图，没有后来发明中的光学辅助或其他发动机的情况下，他竟然如此远远地超出仍然活着的哲学家，做出了如此睿智和清楚的教诫，进行了如此之多的观察，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发现，我想我可以超越很多时代的记录来评价他。”在同一卷的序言的结尾，他用了很多赞美之词谈论了遍布整个欧洲的科学进步，毫无疑问地提到了当时为人们所熟识的事实，“现在让嫉妒叫唤吧，它无法阻止积极哲学的双轮，在世界任何已知的部分都不会。在法国，无论巴黎或是卡昂，在意大利，无论是罗马、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波诺尼亚，或帕多瓦，在海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所大学，在马德里或里斯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最好的精神，以及属于它们的广大而遥远的领域，德国的皇庭和王子们，北方的国王和他们的最杰出的人物，甚至在冰冻地区的莫斯科人和俄国人，都充满了行动的热情。这一切都成效显著，并由于知识和美德的真诚热爱者的鼓舞而迅速在各处盛行。”

再一次地，在1672年的序言中，他对同样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我们必须承认，在上一个时代中，当操作性哲学开始重新获得地位，并将双脚踏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哲学之上，新兴的历险和伟大的成功遇到了危险的对立面和强大的障碍。意大利卡莱斯和其他人由于其天体方面的发现而陷入窘迫的境地，在英国，沃尔特·雷利爵士在其鼎盛时期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污蔑，指责他建立了一个无神论流派，因为他纵容化学、实践技艺以及奇怪的力学操作，并设计将其中的最优异者组成学院。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吉尔伯特被认为因其磁学长时间得到过分的赞誉，同样的还有在血液循环方面进行辛苦探索的哈维。但是当我们著名的培根勋爵展示了对真实知识的所有部分进行完美复兴的方法后，以及慷慨善思的培瑞斯基尔斯紧随其后，在所有部分都激励对教导性的古代思想的恢复并崇尚实验论文和新发现后，成功便突如其来地涌现，而且有效的哲学开始闪光，使之变成了照耀全世界的光束。”

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的建立，使我们可以从其著作中引述以上雄辩，成了其时代众多指标之一，显示出国家和个人在此之前对科学培养的重视。英国学会是在君主制得以恢复并对国家预示了稳定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1660年），继而类似的是法国学会（1666年）。这些措施之后是巴黎天文台和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建立（1667年，1675年）；这些都表明了公众对观察天文学的承认，这将是国家在其上投入财富的优势项目，也将成为国家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