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李维武
1930年，王星拱著《科学概论》，作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的武汉大学美丽校园中孕育出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总结性成果，不论是在武汉大学学术史上，还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和价值。在《科学概论》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重新出版的时候，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书中的哲学思想，我们在这里对王星拱的生平与思想及《科学概论》的要点与意义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王星拱：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化学，191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星拱不仅在化学领域学有专长，而且积极参与当时革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尤其在教育生涯和哲学研讨中成就卓著，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
王星拱自青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于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归国后，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积极投身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对陈独秀的进步活动予以了多方的支持和保护。他与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关系密切。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杀害，他因之不得不携家离京南下避难，以后便留在南方，先后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
王星拱曾长期担任大学校长，特别是长期主持武汉大学，成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大学校长和著名教育家。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他与李四光、周鲠生、曾昭安等著名学者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并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从此，他的名字、他的事业与武汉大学联在了一起。在武汉大学发展史上，他是继张之洞、王世杰之后又一个对武汉大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来武大后，先后担任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诸职，并一度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33年，他接替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任职后，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主持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使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出现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奠定了今日武汉大学主体建筑的格局，塑造了武汉大学的标志性景观；另一方面规划了武汉大学的未来发展，积极把武汉大学建设为中国名校，明确提出武汉大学办学的特点在于知识提高与人格培养并重。他说：“本来大学的目的有两层：（一）知识提高；（二）人格培养。各国大学，对于这两个方向之注意，有轻重之不同。武汉大学对于这两点是并重的。”[1]但随后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武汉大学的正常建设和顺利发展。1938年，武汉大学被迫撤离珞珈山新校园，搬迁至四川乐山，在战时环境中继续办学。抗战八年，岁月艰辛，王星拱一直坚守校长岗位，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并发展学校，耗尽心血，功不可没。武汉大学能够在战火中渡过难关，生存发展，成为全国名校，是与这位校长的领导和努力分不开的。1945年，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未能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珞珈山。王星拱虽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却始终是一个正派严谨的学者，公私生活一丝不苟，深受武大师生爱戴，被称为“清官校长”。在几十年后当年武大师生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位校长的人格风范备受推崇和怀念。
王星拱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同曾留学英国的严复、丁文江一样，深受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正是这样，他拥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科学”旗帜，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并参与1923～1924年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与胡适、丁文江一起成为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0年，王星拱著《科学方法论》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作为教科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方法论专著，在中国科学方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全书共分《现象界之复杂》、《或然之理论和他的测算》、《归纳的论理》、《现象的权量》、《错误之免除和减少》、《观察和试验》、《逼近之理论》、《假定之用法》、《知识之类别》、《综合和推较》、《类分》、《例外之应付》、《概括的结论》十三章，对现代经验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从一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对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王星拱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强调并放大科学方法（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作用，坚定地支持丁文江及他所代表的科学派。在文中，他认为科学所得以构造的根据在于两个原理，一是因果之原理（Causality），另一是齐一之原理（Uniformity）。因果之原理是说，宇宙中之各种现象必定有因果关系，没有无因而至的，也没有不生效果的。齐一之原理是说，同因必生同果。这两个原理具有普遍性。“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2]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把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各方面文章汇编成书，亦题名《科学与人生观》，王星拱的这篇文章也收入其中。这样一来，“科学与人生观”一名，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王星拱写的这篇文章，二是指亚东图书馆编的这部文集。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王星拱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后，王星拱又著《科学概论》一书，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进行了系统总结，成为自严复以来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这部《科学概论》，可以说是《科学方法论》的续篇，是王星拱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
王星拱作为集化学家、哲学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学者，十分重视大学教育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贯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科学方法论》的《序言》中，他就表达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指出：“自从蔡孑民先生到北京大学之后，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的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材，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试问我国教育之目的，能说不是要造就适应将来世界环境的人材吗？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自然要从各科的教学同时下手；但是我希望这一部小书，在这个大功业之中，也能尽他分内的力量。”[3]在《科学概论》中，他从连续与无限、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力论述起，一直谈到科学与哲学、科学与美术、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指出自然科学不只是面对自然世界的学问，而且是与人文世界相关涉的学问。可以说，他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概论》，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王星拱作为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渊源颇深，在1945年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却承继了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所培育的治校精神，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不赞成国民党控制学校。在他开始任武汉大学校长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范寿康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课堂上介绍唯物辩证法，用唯物史观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教材《哲学通论》、《中国哲学史通论》，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出版。他对学校中的师生言行，甚至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也持较宽容的态度，保护和营救过不少进步师生。1948年春夏时期，随着中国政治局势出现巨大变化，担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与广东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并在国民党最高层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文中称：“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分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巨。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4]高压之下，王星拱被迫提出辞呈，告病还乡。1949年，当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崩溃时，王星拱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等待新中国的诞生，与国民党最终决裂。
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病逝于上海。11月13日，武汉大学师生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的校园中举行追悼大会，深情祭奠这位为武汉大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好校长。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对这位著名的学者兼教育家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一代完人”。
二、王星拱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
王星拱作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哲学家，是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相联系的。
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启始于严复；而至新文化运动及科学与玄学论战，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这个哲学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推胡适、丁文江与王星拱。[5]胡、丁、王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通过对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论争，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否定形而上学，建设科学宇宙论，推动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沿着科学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丁文江在为王星拱《科学概论》所写的《序》中，引了两句话，一句是胡适所说的“哲学是假科学”，另一句是他自己所说的“科学是真哲学”，正可以概括他们的这一思路，看作是他们共同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即“哲学是假科学”；一方面是对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即“科学是真哲学”。这两个方面，一破一立，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具体到胡、丁、王三人中，对于这一纲领的贯彻却是互有区别、各有侧重的。
丁文江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最为坚决和彻底，其主张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鲜明而典型地表现出来。在这次论战中，丁文江激烈地反对玄学派为确立本体论存在的基础所作的努力，指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史，就是一个科学各部门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作为根本哲学，包罗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但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部门相继独立出来，只剩下本体论这块地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出现了新的科学的哲学——科学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与正统派哲学的根据不同。”[6]根据科学的知识论，感觉经验是证明物质是否存在的最根本的根据；离开人的感觉经验，不可能证明物质是否存在。这样一来，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超感觉经验的本体，就成为不可证明其有无的东西了。因此，形而上学终将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与存在价值。丁文江由此而断言：“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7]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哲学活动，是他对于科学方法的大力倡导。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他始终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解释、来宣扬。在他看来，实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加以改造的结果。在以往的经验主义者那里，经验只是依靠瞬息的、原子的、单独的感觉构成的，是被动的、守旧的、盲目的，因而又有理性主义者提倡理性，设置本体，用以综合、组织散漫的感觉经验。而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连贯而有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就是生活，具有文化的意义。根据这种科学方法，胡适对传统本体论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既然经验就是生活，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去为分散的经验找一个统一的理性，设置一个绝对的本体。他强调用这种科学方法来研究宇宙人生问题，通过十个命题，提出了一套包括宇宙论在内的“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8]，主张用这一框架来取代传统的形而上学。总的来说，胡适通过倡导科学方法，对于这个纲领的两个方面都有贡献，但这种贡献又往往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展开。
王星拱在哲学上与胡、丁二人相呼应，但他最有建树的，是在经验论基础上对于科学宇宙论的建设。这是丁文江、胡适所不及之处。丁文江所重视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一面，而很少顾及新的哲学形态建设的一面。胡适虽然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但这仅仅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论纲，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加以详尽地展开。王星拱则于倡导科学方法、参加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对新的哲学形态建设作了潜心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这个体系在《科学概论》一书中具体地详尽地展现了出来。正是有赖于王星拱的《科学概论》，胡、丁、王的共同纲领才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他们对于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才卓有成就。因此，王星拱的《科学概论》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科学概论》的哲学思路
在《科学概论》中，王星拱对自严复以来中国科学主义发展中、特别是对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由此而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由此建构起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他的思考与探讨、阐发与建构，主要是沿着下面的基本思路而展开的：
第一，明确划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自科学与玄学论战始，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成为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论争的焦点，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家确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前提。王星拱在建构科学宇宙论体系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前提，对此作了认真的探讨。他对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经验教训作了较深刻的反思，克服了胡适、丁文江乃至自己倡导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偏激情绪，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不同的学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进而指出，要实现科学与哲学的划界，单凭区分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是不行的，而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为此，他把历史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列为两大类，一类是主张“哲学与科学之范围不同而其方法亦不同”[9]，另一类是认为“哲学与科学之范围相同而其方法不同”[10]。第一类主张又包括三种观点：（一）认为哲学是研究本体的，科学是研究现象的，如柏格森；（二）认为哲学是研究知识的，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如康德；（三）认为哲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是研究实质的，如罗素。第二类主张也包括三种观点：（一）认为哲学在前而科学在后，如古列；（二）认为科学在前而哲学在后，如汤姆森；（三）认为哲学是全部的，科学是局部的，如笛卡儿。王星拱认为，通过这种种理论的考察与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点，从而能大致确定哲学与科学的各自特点，这就是：“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11]根据哲学与科学各自的这些特点，就不难对两者作出明确的区分，说明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从而解决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
第二，重申哲学发展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王星拱指出，哲学尽管与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不能混同，但近代哲学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科学化、实证化。长期以来，由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不同，使崇尚哲学的人与崇尚科学的人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在崇尚哲学的人看起来，哲学精微，科学浅陋，哲学扼要，科学逐末。在崇尚科学的人看起来，哲学渺茫，科学切实，哲学武断，科学谦虚。”[12]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史上看，就不难发现，科学毕竟比哲学高出一筹。他说：“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于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而且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这不是因为科学势力大了，而使哲学屈伏于其下，是因为哲学在历史上所制造的虚浮无着的辩论，实在是太多了。拘迫过久，则思解放，紊乱过多，亦思秩序，于是我们渐渐觉得要多在耳闻目见的方面做工夫。”[13]这就是说，哲学史与科学史都已表明：正是由于哲学离开了经验，使其理论无法证实，不能定论，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从而造成了哲学老大不前，发展缓慢；也正是由于科学立足于经验，使其理论能以证实，成为定论，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从而使得科学突飞猛进，后来居上。这就要求哲学一反自己的非经验的思辨传统，努力向科学学习，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就是要求哲学回到经验中来，摒弃无定论而常争论的形而上学追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的性格。他说：“假使现在有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自己偶尔高兴，不管事实究竟如何，依随他自己的癖性建筑一个哲学系统起来，其立脚总是不稳固的。惟其因为立脚不能稳固，所以大家对于它也没有久远的信从，则此系统之摧毁，或者比此系统之建筑，还要容易。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二者之方法渐渐底要趋于一致了。”[14]在这里，王星拱强调了哲学对于科学的依赖性，反对离开经验、离开科学方法来讲哲学的发展。他还指出，随着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来哲学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15]。
第三，重新定位哲学的作用。王星拱认为，这种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并不意味着哲学要变成为科学，由衰弱而渐至灭亡。他强调，面对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哲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明确指出：“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16]哲学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在于：哲学是各种科学的合一、综合。他说：“哲学之和一各种科学，与各种科学之和一其范围以内的真理（即各种科学中之假定理论定律等等）一般。各种科学之和一，可谓低级的和一，哲学的和一，可谓高级的和一。后者之自然性，及其合法与重要，与前者相同，不过提高一层罢了。”[17]这种合一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由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界限太严，限制了彼此间的了解；而有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不是一门科学所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再行前进，须有较宽大的眼光即是照注其他专门科学的眼光为之引导，方可底于成功。”[18]（二）由于各门科学仅专注于宇宙人生的某个方面，因而对于宇宙人生的大体往往毫无认识，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培养一种关于整个宇宙人生的价值观：“在行为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实践所有的善，但是我们应该爱慕所有的善；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得着所有的真实，我们也应该培养对于所有的真实之爱慕。”[19]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了哲学的合一、综合作用。因此，王星拱把哲学称之为“科学之科学”。他说：“‘哲学为科学之科学’之一个命辞，实在包含着深切的意义。”[20]在这个基础上，王星拱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的作用作了重新理解。在他看来：“科学致力于事实之分析，哲学致力于原理之综合。只要我们以科学为基础，而综合又不陷入于急遽的弊途，则哲学不会成为幻想的构造。同时，有哲学以总集科学之大成，则科学不至于破碎支离而无所归宿。那么：哲学与科学既可以得着一与多的谐和，而各种科学又可以得着彼与此的谐和，那就是分工合作的好结果了。”[21]这就是说，哲学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继续存在，而应作为“科学之科学”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既吸取了科学方法，有了坚实的基础，又保持了与科学不同的作用和地位，不致完全变成一种科学。这样一来，王星拱就对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作了与胡适、丁文江不尽相同但却更为深刻的理解。他看到了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不是简单地用科学改造哲学，使哲学变成科学方法，而应当保留哲学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权利，肯定哲学有各门具体科学所不可取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对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哲学是假科学”、“科学是真哲学”的基本纲领，无疑是一种合理的修正和完善。正是这样，王星拱从“哲学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出发，建立了一套科学宇宙论体系。
第四，以感觉经验为科学宇宙论的基础。王星拱认为，他所要建构的科学宇宙论的基础仍是感觉经验。他说：“我们不必超过直接感触的范围，去断定不变物质之存在”。[22]这是因为，哲学家一旦试图超出这个范围去认识宇宙的本体，就必然会陷入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的困境，根本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王星拱指出，哲学史上的唯心论者和素朴唯物论者都曾陷入这种困境。他说：“我们逐日所看的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等等东西，乃是哲学家所叫做的物理的对象。这些物理的对象，究竟是否存在，乃是唯心派和唯物派所争论的焦点，就是宇宙之本体之问题。”[23]在唯心派看来，物理的对象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物理的对象乃是性质而非本体。凡是我们器官所能感触的，都是物之性质，不是物之本体；物之本体——物质，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知道的东西，当然不能相信其存在。而感触是不能离我的心或上帝的心而独立的；因此，天下唯有心是实在的，宇宙间唯有心才是本体；倘若没有心，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唯物派看来，物理的对象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宇宙间唯有物质是实在的，宇宙的各种现象都不过是原子的碰击。由于物质是实在的，因而它的各种性质可以为我们的器官所感触，而且人们的感觉是一致的。用一句笑话说：你若不相信物质是实在的，请您拿您的头往墙上碰，一碰就知道物质是不是存在的了。王星拱认为，这两派观点都存在自身的理论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唯心派以心为实在的本体，是强调了观察物理对象的主体性而忽视了被观察的物理对象的客观性。对物理对象的认识，实际上有二观：“其一是由观察点而定的，可以叫做心理观；其一是不由观察点而定的，可以叫做物理观”[24]。心理观是认识的主体性，物理观是认识的客观性。从心理观出发，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宇宙；从物理观出发，则肯定了物理对象可以离我、离心而独立存在。唯物派以物质为实在的本体，是强调了现象背后必有物质存在而忽视了现象并不能表现本质。不仅发生同一现象，不必是同一的物质，甚至我们看见一定的现象，然而客观界里，并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物质。例如，人们在迷惑时见到鬼，就不能说有产生鬼的物质。因此，不论是唯心派还是唯物派，只要当他们超出经验范围去追求本体，不论这个本体是心还是物，都会产生“二律背反”。正是这样，王星拱主张科学宇宙论应当放弃对本体的追求而立足于经验世界。他在对唯心派与唯物派进行批判时，对强调经验的马赫一派的唯实主义（实在论）表示赞同：“唯实派说：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目所见的，耳所闻的，手所摸的——是实在的。即以桌子而论，桌子的本体不是实在的，它的形式，颜色，声音，坚度等等性质，是实在的。这些性质，是直接底由感触得来的，若桌子之本体——康德所谓物中之物——乃是由这些感触得来的张本推论而来。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它是逻辑的构造，不是客观的实质。我们所能直接知道的，只有器官的感触，纵然我们拿头和墙碰一碰，所得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感触——痛而已矣，——仍然不能证实墙之物质之本体。”[25]他认为，唯实派所强调的这些感触经验，从客观方面讲，就是现象。由于唯实派主张本体不是实在的，只有现象才是实在的，因此它又被称为现象论。在这一点上，科学与唯实派是一致的。“科学以现象为宇宙之本体，这就是科学中的宇宙观。”[26]科学对于物理对象的探讨，都是对现象界的探讨，都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的概念原理是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获得的，也能够为经验的观察试验所修正或否证，而不会像离开了经验的哲学本体论那样，总是处于“二律背反”之中。正是这种试验室的态度，使得科学有切实的进步和新异的发明。因此，王星拱主张重新拿起“奥康的剃刀”，剃掉那些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把目光转向现象界的经验认识。
第五，在经验论基础上厘定科学宇宙论诸范畴。王星拱认为，科学宇宙论既以感觉经验为基础，那么科学宇宙论诸范畴都必须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加以厘定。他从经验论出发，首先对科学宇宙论的最基本范畴——“物质”概念进行了厘定。他认为，以往的哲学家都去追求物理对象的本体，结果不知道费了多少脑筋，用了多少笔墨，也无法说明物质是什么。而只有像科学那样，运用经验的观察试验研究物理现象本身，才能获得关于物质的正确认识。在科学家看来，物质就是具有以下性质的实在：（一）占据性；（二）吸力；（三）惰性；（四）可移性；（五）可变性；（六）不灭性。这些性质都是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所证实的。因此，“它们在过去曾经做过开国的元勋，就是到了现在，也还不是退伍的将士”[27]。这种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所确立的物质概念，具有一种确定性。当然，某些科学的物质概念，由于为以后的经验的观察试验所证明其不能成立，也必须加以摒弃。对于“以太”概念，就应如此。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感触过以太是什么东西，而相信它的存在，乃是奥康刀所不允许的。”[28]对于科学宇宙论的其他一些基本范畴，如能力、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生物进化与地球变迁等，王星拱也都按照经验证实原则进行了清理。凡是不能为科学所证明的内容，即淘汰之；凡是能为科学所证明的内容，则吸取之。就拿生物进化来说，自中世纪以后，进化观念就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一些哲学家如康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等都提出了关于进化的学说。“但是这些学说不过是哲学的思辨，不是科学的证明；不过是从生物学范围以外的研究，而延及生物学，不是由生物学范围以内的研究，而构成系统的联贯。有系统的科学的生物进化之理论，实在是查里士达尔文一人苦力创造出来的。自他的《原种》（Origin of Species）出世之后，大家才知道这生物界中许多的种，都是同出于一原。生物进化之理论，到了他的手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丰富的证明。”[29]这种科学的生物进化论包括了三项内容：（一）遗传；（二）分衍；（三）天择。这些内容都不是思辨的猜测，而是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所证实的。科学宇宙论所接纳的生物进化概念，当然只能是这种经过经验科学证明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达尔文的最大的功劳，也就是把生物现象的神秘性打消，而置之于试验科学管辖权之下”[30]。通过这种在经验论基础上对科学宇宙论诸范畴的厘定，王星拱确立了他的科学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四、《科学概论》的哲学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史看，王星拱的这些思考与探讨，特别是他所建构的科学宇宙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王星拱之前，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开启者严复曾率先引入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与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此基础上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其思维框架，建立起以“天演论”为特征的科学宇宙论，从而解构了中国古代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的传统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宇宙论的发展。与严复相比，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也是以经验主义作为基础的，但却没有以某种自然科学理论作为思维框架，而是对有限与无限、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力、生物进化与地球变迁诸科学基础问题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他的这些探讨，既不是纯哲学的角度的探讨，又不是纯科学的角度的探讨，而是用“科学之科学”——哲学对科学之综合的眼光看待宇宙论问题，解释宇宙论问题，从一个新角度开启了对科学宇宙论体系的建构。
第二，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强调以感觉经验为基石，主张立足感觉经验认识现象，反对超感觉经验去追求本体，表现出鲜明的拒斥形而上学倾向。他对历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批判，固然未能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正确评价唯物论与唯心论长期对立与斗争的意义，但确实是抓住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将世界二重化、把本体与现象相对置的要害，指出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尽管坚持本体一元论，但却不能解决世界二重化问题的困境，揭示了哲学的出路在于摒弃传统的本体观念。这些思想比之严复、丁文江、胡适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更为深刻。他批评朴素唯物论者，认为“拿头和墙碰一碰”不能证明物质本体，也是正确的。后来，武汉大学的另一位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也不同意用“搬一块石头来证明物质第一性的搞法”[31]。
第三，在对传统本体论深入批判的同时，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又孕育了重建哲学本体论的契机。首先，他提出哲学应当是“科学之科学”，这本身就包含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其次，他在思考人生问题时，主张科学与哲学、美术、伦理结合起来，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他说：“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如何使善发生愉乐，如何使恶发生痛苦，这都是实际生活里边所应逐日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怎样呢？有知识以扩其见地，有情绪以砺其力行；科学哲学，是有益于前一层的，美育群育，是有益于后一层的；而又培之以经济的营养，辅之以政法的准绳，凡圆颅方趾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使其从之也轻，故其行之也远，则天下同归于善，自然有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了。”[32]在这里，不仅科学的意义范围受到了限制，而且科学宇宙论本身也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正是这样，丁文江在为《科学概论》所写的《序》中对王星拱提出了批评，认为王星拱“所说的科学范围还嫌狭隘一点。支配人生不外乎情感与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凡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论都不是知识”[33]。这一批评恰从反面说明了王星拱对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基本纲领加以了修正和完善，甚至有了突破。
因此，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中所建立的科学宇宙论，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这一哲学派别合逻辑发展的结果，又是这一哲学派别临近终结的标志。王星拱之后，科学主义思潮由对传统本体论的拒斥转向了对哲学本体论的重建：不是从经验出发拒斥本体，而是在经验基础上确立本体；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本体论，而是吸取其中具有生命力的范畴加以现代意义的改铸。这就产生了金岳霖的“道论”体系。由此来看，王星拱是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科学概论》是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注释】
[1]见王星拱：《武汉大学所应当注重的精神》，载刘双平：《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见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
[3]见王星拱：《序言》，载王星拱：《科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序1。
[4]转引自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页。
[5]关于自严复以来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详见李维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第三章《科学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探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62页。
[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7]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8]关于胡适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框架，详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
[9]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0页。
[10]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0页。
[11]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0页。
[12]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0页。
[13]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0～231页。
[14]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页。
[15]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页。
[16]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页。
[17]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232页。
[18]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3页。
[19]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3页。
[20]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1页。
[21]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4页。
[22]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2页。
[23]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页。
[24]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
[25]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
[26]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66页。
[27]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8页。
[28]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9页。
[29]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0～151页。
[30]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6页。
[31]参见陶德麟：《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32]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92页。
[33]丁文江：《序》，见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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