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

科学与哲学

把各种学术下一个确定的界说，往往不是易于做到的事情。要下各种学说之界说，不外以各该学术所研究的范围，或其所使用的方法为标准。然而范围相同的，方法不必同；例如这里有一株玫瑰花，从文学（严格说来应为文艺）方面研究起来，要领会她的颜色如何娇艳，她的香味如何幽馥，她的颜色香味，以及其他可爱的性质，如何构成一个完全的美。从植物学方面研究起来，要考较此花之花图为辐射式，为上下式，或为不称式，其雌蕊之位置为高的，或为低的。方法同，范围也不必同；例如物理学及化学同为用试验方法的科学，但是物理学研究能力之变迁，化学研究物质之变迁。概括起来，把大类动作之产品分为大类的时候，可以用方法为标准；凡用信从的方法者为宗教，凡用领会的方法者为文学，凡用实证的方法者为科学。把大类分成小类的时候，可以用范围为标准，凡研究有机者为生物学，凡研究无机物者为矿物学，凡研究物质者为化学，凡研究能力者为物理学。

但是：哲学和科学的界限，应该从何处去分呢？依各种学术之互相关系而言，哲学介乎宗教文学与科学之间。它所用的方法，也有近于宗教文学的，例如直觉哲学；也有近于科学的，例如实验哲学。所以，若从方法一方面下手，不像文学和科学之界限之明瞭。依各种学术之消长变迁而言，近来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似乎把哲学的领土侵略殆尽了，哲学尚有其本身的范围与否，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有的，其范围究竟是什么，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不同。所以，从范围一方面下手，也不是同矿物学与生物学，或物理学与化学之界限之比较底确定。我们现在把几种说法汇集起来，分门别类而陈述之，各项之下，加以批评，全部之终，加以结论：这似乎是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也是解决任何问题——之正当方法。

（一）哲学与科学之范围不同而其方法亦不同

（1）哲学是研究本体的，科学是研究现象的

这一种主张，质而言之，哲学就是本体论，科学乃是考订各物度数的学术。哲学研究形而上的道，科学研究形而下的器。凡讲神秘哲学的人，其立论大都如此。兹就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大意而言，现象是貌似，本体是实在。现象是无时间性的，本体是有时间性的。现象无时间性，所以是因果的，本体有时间性，所以是自由的。因为现象是因果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论理的方法去研究，因为本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论理的方法去研究，我们只能用直觉的方法去领会。这话怎么讲呢？凡无时间性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今天有一块铜，受热则澎涨，这一块铜，到了明天，还是受热则澎涨，就令到了百年之后还是受热则澎涨。所以我们可以用归纳的论理概括起来，说：凡铜受热则澎涨。至于有时间性的东西，随时把历史加在里边，就同一个雪球在雪地里往前轮转一般（用柏格森自己所爱举的例子），时时刻刻加大。今天有一块铜，受热则澎涨，这一块铜，到了明天，固然也是受热则澎涨，然而这一块铜，从今天到明天，其中原子电子之互相的位置，已经不同了，这一天之中，它同外界的空气、日光……及观察者，发生许多关系了。一块铜的本体，要包括这些历史而成，所以永远不是同的。论理的推论，必定凭藉“同因必生同果”的齐一律；在这个本体界里，既无同之可言，则论理智慧失其作用，于是我们不能不问道于直觉。他并且把许多下等动物之本能之伟大为举例，来帮助他的直觉学说之成立；因为下等动物之本能，和人类的直觉，都是根据于生命之冲动，本来是同样的东西（参观联续和无限）。

注重这种方法的人，不但把它应用到本体上去，他们以为对于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试看朋加烈，自叙其伏详函数（Fuschian function）之发明。他起首研究这个问题，深思苦虑，经两星期之久而无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吃多了一点黑加非，睡不着觉，正当辗转反侧的时候，他觉得有许多观念在脑子里驰骋冲触，到了后来，有两个观念联合起来，成了一个系统。第二天清早起来，不过证明结果就完了。又过了若干时日，他跟随矿业学校的人出去旅行，把他所研究的东西都忘了。有一天，他出去游玩，一脚刚踏上车，一个新的理论——他所用以说明伏详函数的变换（transformation）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里边的变换，是相同的——骤然在脑子里发见出来，并且他觉得这个新理论，是一定靠得住的。以后有了闲暇，他果然证明了这个理论之真实。他叙述这两个以及其他的举例的意思，是要表明出来那一种骤然发见的光明，——直觉——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发明新理论。他以为凡是当我们尽心研究一件东西的时候，首先是意识的我（conscious ego）在那里用论理的方法进行，到了意识的我停止工作了，仍有一个非意识的我（non-conscious ego）在那里研究。研究得了结果，于是报告给意识的我，就是一个新解决，或新发明。这个非意识的我，用什么方法去考较，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因为“他”是无意识的。

这样底注重直觉，我恐怕未免太过了。我们研究问题，仍当注重论理的追索，把许多旧有的观念，互相攻击，互相分化，互相错综，互相联络，总有若干观念联合起来，成一个言之成理的理论。首先研究不得结果，以后骤然发见出来，自然也是间有的事情。然而这个骤然发见，仍是根据于当初的研究，并不是无因而至的，而且这样的发明，究竟真实不真实，仍须经过证明，其错误之可能，总比用论理方法直接所得的结果，还要大得多。

（2）哲学是研究知识的，科学是研究事实的

这一种主张，换而言之，就是哲学研究“知”，科学研究“所知”。所以有人说：哲学就是知识论。这是一个普遍的倾向，因为近代哲学家多半拿哲学解释为经验之分析，不像古代哲学家拿哲学解释为物之最后的性质之考订。这或者也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因为本体是须由研究知识间接得来的。康德似乎已有这样的区别。康德的哲学，以纯粹理性之批评为中心，换言之，就是知识论。他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知识之如何发源，如何进化，乃是知识之如何可能，根据于何种条件。前项问题属于心理学，后项问题属于知识论。心理学为科学之一支，知识论即是哲学。心理学与知识论之区别，即是科学与哲学之区别。心理学研究各种精神的即心理的事实，——认识、概念之成立，印像之组合，及情绪之发生，欲望之发展等等，及管理这些事实之关系之定律。知识论研究在何种条件之下，知识方才可以成为知识。心理事实的研究，和生物学一样，须用历史的方法，即发生的方法（genetic method）。知识论里须用超越的方法（transcendental method）。所谓历史的方法，乃是比较各事实之发生的多数原因，而汇集于其同者，归之于一个定律之下。所谓超越的方法，乃是吾心之自然发见的动作。心理学中之材料，乃是个别的，起于后天的经验。知识论中之材料，乃是普通的，根于先天的固有。前项的真实，须诉之于经验之证明。后项的真实，无待于经验之证明；若亦诉之于经验之证明，往往发生冲突或虚伪（例如康德之反论，见联续与无限篇）。但是须认定经验之条件，即建设经验之范畴。此种认定或建设，乃是智慧之机能，俯拾即是，心所同有，永久存在，非由外铄。这样超越的方法，与经验无关，——其无关到什么田地呢？他竟直说：这样超越的自觉之中的观念，若移置于经验的自觉之中，或为明瞭，或为模糊，丝毫不成问题，甚至于或有或无，也丝毫都不成问题。但是我们必定先有此种潜隐的范畴，然后当遇着客观的事实之时，方可分别应付，而成各种辨别的判断。例如在分量的方面，我们先有了单一的范畴，我们才能判断一件东西为普遍的；我们原来有了众多的范畴，我们才能判断一件东西为个别的。在性质的方面，我们原来有了实在的范畴，我们方才能判断一件东西是有；我们原来有了虚无的范畴，我们方才能判断一件东西是无。

固然，本体及事实之研求，必有待于知识，犹之乎房屋之构造，必有待于工人。我们必先将“知”知道了，然后才可以审察“所知”之靠得住靠不住，故知识论必先于本体论。然而当我们用超越的方法研究“知”之时，我们已经承认了我们当“知”之时，甚至于当用超越方法本身之时，有一个自觉之存在。这个自觉之存在，也是一个“所知”，和其他科学的事实一般，仍然有客观的性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超越，根本上仍然脱不了经验的势力。况且当研究知识之时，总要用一些由后天经验得来的观念。排斥实质于世界之理解部分之外，乃是人家讥诮洛克（Locke）的雋语。绝所知而言知，乃是不可能的事情。洛慈（Lotze）对于新康德派曾加一种批评，说：日日磨刀而不切东西，将成劳顿无聊的工作。这样看来，哲学的磨刀，固然是重要的，科学的切东西，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刀的本身，也是一件东西，即磨刀所用的石头，也还是一件东西，世上果有绝对超越的方法吗？

（3）哲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是研究实质的

依这种主张，哲学就是论理学（或直称逻辑）。物之存在，本可以分析为两种东西：一是物质（matter），二是形式（form），或是说：一是原素（element），二是关系（relation）。形式或关系，必定依附物质或原素而表现，但是形式或关系之本身，另外是一个世界。它和客观的对象不同，因为它不能发生直接的感触（例如日是圆的，月是缺的）；它和主观的情绪又不同，因为它不能随我为转移（例如我的喜怒，是我所自感，不是人所共感的）。它是客观的，但是不是实质的。凡是沾滞物质的，都是科学，例如植物学之研究花草，心理学之研究心理现象。凡是脱离物质的，就是哲学，例如数学中之二加二得四，不问还是二人加二人得四人，或者二马加二马得四马；论理学中之“若凡甲皆为乙，今有一物为甲，则此物亦为乙”。只问甲乙之关系如何，不问甲乙所代表的实物。数理哲学及概念论理学皆为哲学；因为数学只管数之较大较小或相等，不管所数的是什么东西；论理学只把思想当思想（即概念）来研究，不管所思想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概念论理学家（如汉密耳敦）及数理哲学家（如罗素）的意思。兹就罗素之立说言之。

哲学研究形式，科学研究实质。形式是普遍的，不随时间空间而不同，实质是个别的，其中总有一些性质，是随时间空间而变迁的。研究实质的方法，既以经验为本源，复以经验为归宿。凡管理实质界一切的定律，须先由经验归纳而成立；既成立了，此定律之真实不真实，仍须随时随地用新经验来证明。经验证明到什么地方，定律就真实到什么地方。若是有一天发见一种经验和原有的定律不符，则此定律即刻失其真实的地位。所以科学的定律，是可以新陈代谢的。至于研究形式的方法却不同，它完全凭藉理性。理性为吾人所固有，不像经验是由于感触得来的。形式的真实，是永久的，它要把过去未来都包在里边。因为我们只能经验过去，不能经验将来，所以我们不能凭藉经验来成立形式的真实。但是，理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形式的真实，要凭藉理性而成立。经验不能证明它，也不能否证它。例如论理学中有一个命辞：“凡鱼皆能游水，今有鳝是鱼，故鳝亦能游水。”大家都认为是真实的。倘若拿一条鳝鱼试验起来，把它放在水里，竟直同石头一般，毫无游水的本能，在实质方面，这个命辞固然失了真实的价值，然而在形式方面，其真实仍然存在。因为，这个实质的命辞，可以简约而成一个形式的命辞：“凡属于某类（鱼）的东西，都具有某种性质（游水），如果有一件东西（鳝），是属于此类的，则这件东西也必定具有某种性质。”其中彼此关系，永远存在于天壤之间。至于某类是否都有某种性质——即凡鱼是否都能游水，今有一件东西是否属于此类，——即鳝是否是鱼，却要让给动物学家去考查，不关哲学家的事。

由此言之，研究科学须用经验，研究哲学须用理性。惟其要用经验，所以要在观察试验上做工夫。惟其要用理性，所以注重纯粹的推论。我们觉得各种形式的真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无敝，然而又不能用“最能证明真实”的经验方法去证明它，所以我们不能不诉之于理性。依大家公认的常则说来，经验是后天的，理性是先天的。但是理性是否能脱离经验而独立，无从试验出来，故理性与生俱来之说，也不过是一种假定。詹姆司说：形式的知识，其本身亦是经验之一种。皮耳孙以为：我们有两个世界，一是感触的世界，二是概念的世界。感触世界里的东西，是个别的，概念世界里的东西，是普遍的。但是概念世界，是由于抽象的作用，建筑在感触世界的上面；那就是说：它没有单独存在之性质。例如我们必定先看见张、王、赵、李、个别的人，然后才有“人”之普遍的概念。人类抽象之本领，也是由于“利用经验”之本能发展而来。离感触而言概念，离物质而言形式，离经验而言理性，那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毕竟是立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科学之范围相同而其方法不同

（1）哲学在前而科学在后

哲学与科学，都以全世界为领土。但是，我们对于世界各部分的知识，有充足的，有不充足的。我们研究一种东西，或为生物，或为矿物，或为社会，或为心理，先有哲学作急先锋，探险于未知之疆域，然后有科学一步一步底切实布置起来；就同欧洲列强攫取殖民地一般，其先有教士、商人或游历家向各处探险，探得之后，然后有军事家去征服，政治家去管理，实业家去发展财源，把它弄成一片可居的土地。所以哲学重在思辨，科学重在证实。因为对于一种新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张本过于薄弱，观察试验，都不易于举行，所以我们只能用比较自由的思辨。思辨所得的结果，当然不如观察试验所得的结果之准确，它带着可辩论的色彩。所以，在科学里边，有时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敌的理论，然而彼此交战，不要多少时候，胜负就决定了，胜负既经决定，于是只有一个理论遗存下来；在哲学里边，却常时有几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论，同时存在。有人竟以可辩论为哲学之特性。这是因为：在科学里边，我们可以用判决的试验（experimentum crucis）取其一而去其余，在哲学里边，常有不能应用判决试验的困难。又因为：在哲学探险时期，我们往往可以虚设一个假定的存体，去解释一个问题，到了科学证实时期，假定的存体，若非万不得已，决不容它存在。这个奥康刀（Occam's razor）之限制，乃是科学中之重要的精神。古列的科学原理里边，是如此立论的。他并且用一种比喻，说：哲学所思辨的，等于日蚀时之模糊的部分，科学所证实的，等于日蚀时之光明的部分，但是模糊的部分以后也要变成光明的。

从学术史上看来，有一些例子，和这种立论，可以互相印证。希腊的德谟克里脱（Democritus）和罗马的卢克里西（Lucrecius）在两千年前，已经想到物质由原子集合而成，各原子大小不同，形式不同，重量不同，原子相碰，则可互相冲动，原子的结合与冲动，完全由于物理的力量，并无神道力量夹杂于其间。他们的原子论，实在是哲学的思辨。一直到了十九世纪，达尔敦才从多数含炭气体之试验，证明原子之存在与其结合，于是规订原子论中之各种定律。物质一元之说，在希腊时代，也已经有人想到，不过他们有以为是原于水的，有以为是原于火的，有以为是原于空气（即风）的，有以为是原于土（即地）的。一百多年前，蒲劳司特（Proust）以为物质由于原质之积合，而各种原质皆由于轻之集合。这都是摸索窥探的思辨。一直到了近来三十年间，由放射化学及光学，方才证明各种原质，都是由于同一的基本物质——电子——集合而成，并且把这些电子之电学的性质，及管理电子行动的定律，都考订明白了。不过近代科学中所说的物质之一元为电子，古代哲学中所说的物质之一元为地水风火之一而已。然而各种论理中之要点，皆为物质一元，虽是隔了一两千年，其立论的纲要，仍然是一致的。

但是哲学之思辨，亦不可过于勇猛，以致与证实的科学，不相衔接。十字军中“童男女无罪必能克敌”之荒谬的见解，佛经中“三千世界”之想入非非的宇宙观，何曾不是思辨的结果？它可有哲学的价值呢？这是所谓纯粹的唯心的构造（mentalsynthesis）。唯心构造的危险，不但是科学哲学所不能容，也是寻常思想中所必须避免的。培根说：人类智慧之前进，不必加翅膀去鼓舞它，但是要坠一个铅铊去滞留它，就是因为要防杜思辨过甚之弊病啊。

（2）科学在前而哲学在后

它俩也是以全世界为领土，但是科学先从局部方面详细考察，把各局部研究所得的结果，聚在一处，于是哲学集其大成，组织一个系统起来，安置于一个普遍的原理之下。这似乎和普通论理学中所讲的归纳的方法，是一样的。然而这个哲学的组织，比普通归纳方法，更为深远一层，更为抽象一点。普通归纳，是从事实而构成定律；哲学组织，是从各科学中之原理、理论、定律、而构成更普遍的系统。例如从水至百度即沸腾，至零度即结冰，水银至三百六十度即沸腾，至零度下三十九度即结冰，炭养二气至零度下八十度即沸腾，至零度下二百余度即结冰几个例子，而构造成一个定律，说：凡物质皆可依温度之高低，而变迁其状态；这是普通的归纳。又如从化学中物质之化分化合，物理学中能力之互相变换，生物学中生物之历代分衍，地质学中球面之海陆递变数种理论，而组织成为“宇宙是进化的是变迁的”一个宇宙观；这是哲学的组织。由此言之，科学在前，故其方法重在分析，哲学在后，故其方法重在综合。分析不离个别的事实，其结果在于事实之描写，发见各种事实之性质及其彼此的关系。综合是到了普遍的原理，其结果在于全部之了解，及全部与局部之关系之了解。据此而言，全部不仅是各局部相加之共总，各局部之所得，加在一道，仍须经过抽引汇归的手续，然后能成一个系统；这才到了解之地步。分析得愈密，则其所得的结果，愈确切而精微。综合分子愈多，则其系统所包含的范围愈广；综合层次愈多，则其系统愈高远而难明。因此：所以有人把哲学叫做科学之科学（scientia scientiarum）。但是论理学也叫做科学之科学；这两个实在有不同的意义。论理学之所以叫做科学之科学，是因为各科学之建设，都必定要用论理的方法。哲学之所以叫做科学之科学，是因为哲学要用科学所得的材料，来构造它的系统。薄耳孙（Paulsen）的哲学引说，和唐姆孙（Thomson）的科学引说里所陈述的，大概也是如此的。

从学术史上看来，也有一些例子，和这种说法相符合。在试验的方面，有物理学证明了热光电磁之互变，有力学证明了潜能力与动能力之互变，又证明了热与动能力之相同，又证明了永行机器之不可能，然后才有热动学中之能力不灭，能力自不平渐趋于平两条普通的原理。有了这个原理，才有能力论中“能力主使一切”之观念。自生物学发明了“机关用之则发展，废之则退缩”种种事实，化石学中发明了许多古有今无的生物，及地质变迁与生物变迁之互相的关系，历史学中考订了一些民族兴衰隆替之理由，然后才有一个普遍的有科学意义的物竞天择之进化论。自化学证明了原子之存在，而“物质之成分是个别的，不是联续的”之说稳固了；自电学与放射化学发明了电子之存在与其行动，而“电为原子所组成”之说（言电之成分亦为个别的）方能成立；自光学研究出来光份之浪长为整数之函数，而量子论（言光亦为个别的非联续的）方能成立；有了这些局部的基础，我们方才有“一切物质能力皆非联续的”之普遍的理论。近代的多元哲学，以为宇宙为无数的多元组合而成，虽然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哲学根据，不是完全根据于这些物理化学的新发明，然而实在是因为有了这些新发明，然后敢于出而问世，毫无怯缩的态度了。

但是：哲学集其大成，固然有莫大的功劳，然而过于急速的综合，和过于冒险的思辨，有同样的危险。若是科学分析尚未底于完密之时，而哲学就遽然收拾起来，打一篇报捷的通电，其结果不免于自欺而欺人。达尔文做了十九年的观察试验，然后综合成为他的进化论。还有许多科学家做了一生的工作，仅仅把局部的事实描写下来，竟直未曾做过广大的综合。朋加烈说：古人综合，我们笑他以不同为同，我们综合，又安知后人不是同样底笑我们呢？人类本有好作综合的癖性，我们对于这一层，还应当有相当的防备啊。

（3）哲学是全部的，科学是局部的

哲学立原理以统事实科学就事实以求原理。所以哲学的方法，是先有一定的原理，而后即事实以印证之，如果事实有复杂或有不尽明了的性质，则仅仅选择与此原理相符合的事实来做辅助。科学是以事实为事实而研究的，决不穿凿事实于原理之下，亦不避免冲突的事实，而保持固有的原理。哲学中用作根据的原理，是从信仰或武断、或直觉、或理性的方法规定下来的，既经规定之后，奉守之而不移。科学中除叙述事实之外，也有原理，但是科学中之原理，是根据于观察试验而得来的。若是后来观察试验的新事实，和固有的原理不符，科学很愿意修改，甚至于完全抛弃她的固有的原理。这就是所谓试验室里的态度。必有如此的态度，而后科学才能有切实的进步，才能有新异的发明。马赫（Mach）不甚满意于一班哲学家的态度，其对于科学与哲学之批评，大致是如此的；他并且具体底说明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之不同。试为述之如下：

哲学家总要解决物之真相和我之真相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未曾解决，他总觉得跼蹐不安。他要引导科学家去显露这种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把其他问题——心物相交而发见于感触界的现象——付与实证科学家去研究。但是科学家所贡献的最近的结果，——不是与事实相离甚远的结果——又不足引起哲学家的注意。他们早已知道了，或者他们相信他们早已知道了宇宙之基础的原理。不特如此，他们还要用他们的原理，来批评科学所得的结果，甚至于修改科学所得的结果，以适应他们的需要；或者因为科学所得的结果，和他们的气味不相投，他们也可以抛弃之而丝毫无所顾惜。科学家的思想与工作，与以上所说的大不相同。他们不幸，没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原理作护身符，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理论观念——纵然是有根据的——都当做临时的假定的东西，就是实验哲学里边所谓利于进行的工具。他们当工作之时固然有理想的目的，但是它的实现，是逼近的，是缓进的，往往留之将来，而不妄诩为已有；因为一个问题中各分子之关系常是复杂的，不是立刻可以一目了然的。所以：科学家永远有劳苦的工作而无止境。

这样的诋哲学，或者也不足以折服每个哲学家的心。笃信一个无可怀疑的原理，而使所有的事实迎刃而解，本是哲学家笛卡儿的态度。就是科学家达斐，遇着试验的结果与原理所预测者不同的时候，也是宁可怀疑试验之错误，而不怀疑原理之差谬。足见笃信原理，并不是要不得的劣根性；不过要看此原理之来历如何。如果它是经过严密的方法锻炼出来的，则我们对于它的态度，虽不至于效死弗去，然而也不能弃若弁髦。换言之，如果我们相信一种原理之笃实之程度，要和此原理准确之程度为正比例，也就庶几乎可以无大过矣。

（三）总论

从以上各种理论之中，我们看得出一些共同点。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在崇尚哲学的人看起来，哲学精微科学浅陋，哲学扼要，科学逐末。在崇尚科学的人看起来，哲学渺茫，科学切实，哲学武断，科学谦虚。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于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 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而且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这不是因为科学势力大了，而使哲学屈伏于其下，是因为哲学在历史上所制造的虚浮无着的辩论，实在是太多了。拘迫过久，则思解放，紊乱过多，亦思秩序，于是我们渐渐觉得要多在耳闻目见的方面做工夫。假使现在有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自己偶尔高兴，不管事实究竟如何，依随他自己的癖性建筑一个哲学系统起来，其立脚总是不稳固的。惟其因为立脚不能稳固，所以大家对于它也没有久远的信从，则此系统之摧毁，或者比此系统之建筑，还要容易。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二者之方法渐渐底要趋于一致了。

由此言之，哲学与科学之范围，既不能有此疆彼界的区分，而二者之方法，又渐趋于一致，则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那么，只要科学昌明，哲学将由衰弱而渐至于灭亡了。是又不然。“哲学为科学之科学”之一个命辞，实在包含着深切的意义。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它的职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各种科学之和一。哲学之和一各种科学，与各种科学之和一其范围以内的真理（即各种科学中之假定理论定律等等）一般。各种科学之和一，可谓低级的和一，哲学的和一，可谓高级的和一。后者之自然性，及其合法与重要，与前者相同，不过提高一层罢了。如果没有这个高级的会同的和一，——如果各种科学，各自有其最后的目的，而又与其他科学无关——则各种低级的科学，竟直不能成立。若是有哲学来尽这个会同的职务，则各种科学本身之重要或附属之地位，及其间之秩序与谐和之关系，都可以有适宜的处置。此不为彼而牺牲，但是，惟其因为彼此有互相的关系，且为全体之一部，而反得其尊重的价值。

我们若能了解各种科学之性质，而使之分工合作，则彼此皆得不少的互助。有一些问题，不是一种科学所能解决得了的。笛卡儿因为了解代数与几何之性质，而以代数的分析，去研究曲线之性质，于是创设解析几何，为科学开辟一个新途径。放射化学方面镭之研究和电学方面X光线之研究，共同创立物质之电子论。代数与几何是如此，物理与化学是如此，进而至于理化与博物也是如此，再进而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各科专门研究，只能增富各科的知识至一定的程度，若想再行前进，须有较宽大的眼光——即是照注其他专门科学的眼光——为之引导，方可底于成功。

而且：我们的胸襟是天然狭隘的，我们应当防备而更正，不应当固定而增浓。文学家看见商人，鄙视之为市井之狙侩，而商人又以为文学家是住在寒冷不适用的月宫之中，可笑亦复可怜。科学中分界太严，和宗教中分界太严，同为人类之不幸。我们研究一种专门学术，只知道此种学术里边之曲折深邃的处所，我都探寻得无微不至了，而对于宇宙人生的大体却以为毫无价值，而漠不关心，一旦使之应付此种学术以外的问题，往往流于乖僻背谬而不自知。我们尊崇我们自己所专一学术，而看不起其他学术，和一个人专门寻找人家的短处，同为道德的错误。在行为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实践所有的善，但是我们应该爱慕所有的善；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得着所有的真实，我们也应该培养对于所有的真实之爱慕。这一种培养的责任，就是哲学——科学之科学——所应该担负起来的。

总之，科学致力于事实之分析，哲学致力于原理之综合。只要我们以科学为基础，而综合又不陷入于急遽的弊途，则哲学不会成为幻想的构造。同时，有哲学以总集科学之大成，则科学不至于破碎支离而无所归宿。那么：哲学与科学，既可以得着一与多的谐和，而各种科学又可以得着彼与此的谐和，那就是分工合作的好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