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1.近世学风的变动：实学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性社会思潮，发生在明中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经世致用，注重事功，承认物欲，提倡鉴别考证，重视经验实行。就其思想源流而言，则可追溯至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主干。其学术宗旨是追求宇宙本体和追求个人心性修养的完善，讲究“内圣”而“外王”。然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学派，都讲究儒家的经世传统。于是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就蕴涵着某些实学思想因素。实学思想贯穿在理学观点之中。

程朱学派在本体论上提倡“实理”，反对佛教的“空”和道家的“无”。认为“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¹⁵⁾指出佛、老“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不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气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所谓欲辟释民，而不知正堕其中也”。⁽¹⁶⁾程朱之“实理”即“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人伦日用当然之事”。朱熹曾说《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¹⁷⁾此即实学本体论的“理一分殊”观。在伦理道德上，程朱学派提倡“躬行实践”，认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¹⁸⁾又认为“大抵天下无实行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¹⁹⁾都是把“躬行实践”作为“实学”的重要内容。为维护封建统治，必须加强纲常伦理教育，反对“循名遗实”，“无力行之实”。在经学研究上，提倡“明道致用”。他们依据“内圣外王之道”，反对“溺于文章”，“牵于训诂”，不求实用。程颐由此提出了“治经，实学也”⁽²⁰⁾的命题。他们反复强调经学的经世功能，认为“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强调“读圣贤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同之资，非实学也”。因此，必须“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陆、王学派从心学角度也讲“实学”。陆象山说“平生学问唯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他的实学含义；一是“独信实理”；二是“就身已著实做工夫”；三是“躬行实践”。他阐释“实理”说；“天叙、天命、天讨，皆是实理”，而“五典乃天叙，五礼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行所用乃天讨”。也即封建伦常和典刑。为明此“实理”，他认为必须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明理之目的全在“实行”，所谓“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实行之人，所谓不言而信”。⁽²¹⁾这实是儒家心性之学，也即“为己之实学”。后来，王阳明、王畿等发扬了这种实学思想，进一步用“致良知”来诠释实学。“良知即是天理”，也即天赋道德观念，要“致良知”，必须“实地用功”，“切实用力”“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他们的“实学”也非常具体，“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²²⁾可见，“致良知”即是在“簿书讼狱”“钱谷兵甲”“搬柴运水”“民人社稷”等具体事务中，切切实实地推极“良知”，也即把一切行为和思想都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之中。由此强调修养与践履的统一，主张道德与实功的统一。

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包含有实学内容，但都未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它是用理学或心学观点来反映，并从属于其整个理学思想体系。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的实学，直至明清时期才出现。

明中叶以后，理学末流渐趋“空谈心性”一途，宋明理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及实学思想开始丧失。空谈导致明的衰亡，理学体系由此分化。许多进步思想家开始反思传统，并面对现实，出现了“由虚返实”的历史转变，实学思潮由此兴起。近人丁文江曾说：“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理性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而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²³⁾反映了实学思潮成为独立学派的初始状况。梁启超概括了清代学术思潮的特征，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²⁴⁾

实学思潮一经形成，就在明清之际大放异彩。黄绾、王廷相、朱载堉、吕坤、黄宗羲、朱舜水、陈子龙、方以智、徐光启、李塨等成为这一思潮的重要提倡者。其主要思想内容有：①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认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因而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²⁵⁾揭露“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²⁶⁾②反对轻信，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彼泛然而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²⁷⁾③主张农商皆本，经世致用。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要求“有关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不为空谈，期于致用”。④提倡科学技术，主张实用、实验、实测、实证的科学方法。方以智讲求“质测”“通几”。“质测”即指科学实验、观测和实证；“通几”即指通过“质测”而达到的哲学思想。颜元说：“天文、地理、律历、兵机等类，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验之功，非此理会文学之可坐而获也”。⁽²⁸⁾⑤他们还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这一切都与科学技术在中国的重新崛起，产生了密切联系。

乾隆嘉庆年间，因清政府一方面实行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以巩固清王朝统治；另一方面又笼络人才，实行经籍编纂政策，从而使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明末清初实学走上了以考据为主的、书本研究的实学。“康乾盛世”之后，乾嘉学派日益成熟和壮大，包括以崇古崇汉、所谓“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为特征的吴派；以不盲目崇古、主张有根有据，所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为特征的皖派。这种书本上的考据“实学”与经世致用的实学相比，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它脱离实际，只重书本。但毕竟它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了类比、分析、归纳、演绎等多种方法，尤以归纳法运用最多。同时，一些古代科技著作得到注释和整理，使许多古代科学技术得以重见天日。这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当然，因其过分讲究书本，脱离实际，长期以来对科技发展的消极影响还是主要的。

到19世纪中叶，清王朝进入后期，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内部矛盾和外部困境暴露无遗，农民起义不断，清王朝日趋崩溃。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势力不断加强，瓜分豆剖之危险与日俱增。于是，知识界再度关注现实，欲图寻求“救世治弊”的出路，重建社会秩序。因而，孜孜于繁琐考证、注疏的乾嘉学派受到批判。最早出来批判乾嘉学派的是章学诚，他力图为中国文化开一新方向，认为治学不能不为“经世”服务，批判考据学舍今而学古，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逃避现实，实乃“欺人之术”。他主张：“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²⁹⁾之后，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更以《公羊》学为旗帜，着意发挥今文《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使《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密切结合，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他们有感于清王朝的衰败，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克服内忧外患。从此，实学思潮再次从书本上的实学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这股实学思潮到道光咸丰年间，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达到高峰。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龚自珍以《公羊》义理为旗帜，努力探讨如何摆脱社会危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抨击乾嘉学派为“琐碎饾饤”的无用之物，⁽³⁰⁾认为“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循。其所陈说艰难，算师畴人，则积数十年之功，始立一术。书师则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求之五经、三传、子史之文而毕合，乃宣于楮帛”，⁽³¹⁾无补于生活实际。同时龚自珍还不满于宋学的“空谈性命”，“何施于家邦，何裨于孔编？”⁽³²⁾表现出了超越汉、宋之学而重建中国文化之企图。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下，社会上兴起议政风尚，漕运、盐法、河工、兵饷成为“四大政”，受到重视；重商思想开始抬头；财政、货币、贸易、矿务等时政也多有议论。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面对着一个新世界和新的时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推动了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学习。为挽救危局，各种矿山、工厂的兴办，新海军的建设等，也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此可见，自从明末清初后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内部这股实学新思潮的涌动，为中国带来了某些新的生机，也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新思想的出现，仍只是在封建传统思想体系内部的自我修复。假如不是中国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渗入，中国文化恐怕仍将如龚自珍所期望的那样，超越汉、宋而重建一个新的体系，或许会走入又一个千年轮回。而实际是，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国人开始举步蹒跚，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西学东渐思潮兴起，并与实学思潮互相依托，共同推动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