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科学观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走向

2.陈独秀和胡适：启蒙科学观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走向

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概念包括两类不同质的文化体系：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前者是相对剔除了人的主观价值倾向的求知运作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与人们的社会利益、主观偏好紧密相连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意识形态。在传统文化中，知识服从于信仰，价值左右着认知，道德上“善”的或政治上“是”的东西必然也是“真”的东西，反之亦然。近代启蒙就是要将知识从信仰中解放出来。

而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是在力量的意义上被接受和敬畏的，他和他的“新青年”伙伴们并非主要因科学在知识层面上的“真”而接受它，而是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摧毁传统儒学。他们认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震慑人心，不能再充当整个民族的价值信仰权威。在这种权威危机下，西学中的科学及其新文化价值系统就被作为一种价值权威、信仰符号被陈独秀提了出来。无论是科学进化论还是实验主义等，本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流派，一为他们引进和接受，就上升为意识形态高度，成为人生观、救国术。

陈独秀这种重信仰系统的“革命”与“解放”的科学观是与其早年的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原本就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曾发起安徽拒俄运动，创办《国民日报》和《安徽俗活报》，参加上海暗杀团，组织反清团体“岳王会”。然而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夺取，他所参与的反袁“二次革命”又告夭折，以致哀叹“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有感于国家政治进步的无望，他立志从事思想文化的更新。写于1914年11月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文中指出：“今吾国之患，非独立之政府。国民之智力，由正面观之，能否建设国于20世纪？”⁽⁷⁸⁾从此，他不再急于参与现实政治，同统治当局比高低，而是暂时放下了革命者的身份，走上了思想启蒙的道路。可见，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走上思想运动道路的。同时，陈独秀的性格刚烈坚强，他们好友章士钊说他如“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坡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碚。”⁽⁷⁹⁾如此之经历与性格使他能在大多数人感到迷惘困惑的文化反常状态下，却能思想明朗，道德激情与顽强毅力融为一体，显现出其非凡的魄力。同时，也正因为有此经历和革命观及其猛冲猛进之性格特点，他在伦理觉悟时，自然更崇尚具有一种怀疑批判力量、具有“很大破坏力”的科学，而他宣扬科学的最大效应正是在这一种革命和解放精神上。

由于陈独秀提倡的科学是一种信仰，一种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对传统的批判更为直接，更震撼人心，更有穿透力。但他只停留在“破”的层面上，因而，当他倡导科学却又缺乏科学的历史基础时；当“科学破产”论冲击“科学万能”论等一系列历史矛盾出现，许多人的科学观开始转向时，陈独秀也曾陷入深深的困惑。

1919年11月27日，北大学生林德杨投河自杀，引起一场社会争论。对此，陈独秀认定是一种由社会思潮所导致的“哲学的自杀”。继而他刻意寻求隐藏在这种社会思潮中的杀人成分。他细心地排列了古代思潮、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在各方面的递变，其中一项就是以“理想万能”为古代思潮；以“科学万能”为近代思潮；以“科学的理想万能”为最近代思潮。他认为这种包括“科学万能”在内的近代思潮“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恶、极危险的人生观。”⁽⁸⁰⁾因此，陈独秀认为林德杨的自杀，不是社会杀了他，而是“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作为“近代思潮”的发动者，陈独秀因此陷入了苦恼和反省之中。此后，他以少有的温和态度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将科学分类，而其中注重的是社会科学，并且突出了他这时开始接受的“研究社会人事”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力图以此改造他此前的科学观，加上他的科学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一面，由此具有向唯物主义观转变的思想基础。所以，此后当陈独秀视界回转，重新开始从事政治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由民主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哲学上，也由原来的科学观过渡到唯物史观。他决定放弃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20年9月2日，陈独秀正式提出“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而为一”，⁽⁸¹⁾引入了苏俄传入的唯物史观，标志着他科学观的变迁和深入。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原本正是为了“国家政治进步”的革命观的需要，因而，他视界回转并将科学观深入而至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一脉相承的革命观和科学观相结合的结果。

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性格都不同，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而且性格温和冷静，他在对待科学这一问题上，努力确立科学理性观念，成为他科学观发展的特点。

胡适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95年，四岁的胡适就入私塾读书，诵读经文，较早地了解了儒家经文的本义。同时，他还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他因读朱子《大学》引了司马光论证地狱的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别烧春磨，亦无所施。”又读到《资治通鉴》中引范镇《神灭论》的话；“神之於质，犹利之於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⁸²⁾这使他很早即成为无神论者。在社会与理性观点上日益成为儒家传统培养起来的反叛者。

1904年，12岁的胡适带着九年家庭及私塾教育所得的“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来到上海求学。在上海，他学了国文、英文、算学，还学习了物理、化学、博物等，这是他思想精进的基础。特别是他为上海的新文化氛围所吸引，很快接受了赫胥黎和梁启超的思想。他还在澄衷学堂做了命题作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初露思想锋芒，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胡适成了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还读子梁启超、严复等的不少思想著作，由此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⁸³⁾新的知识和思想的熏陶，使胡适逐渐树立独立求知的理性观念。1906年，胡适参加了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先后发表了《地理学》、《真如岛》、《无鬼丛话》、《论家庭教育》、《论毁除神佛》等一系列文章，展露了他科学理性思考的风采。比如连载小说《真如岛》，采用佛教术语“真实如常”之意为题，运用几年以前把他从“羯摩的梦魇专制中”摆脱出来的范镇和司马光的观点，欲图“破除迷信，开通民智”。1908年，他又在文章中写道：“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其中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⁸⁴⁾可见，胡适又确立了纯机械论的因果关系观和怀疑论，这和进化论一起构成了胡适成熟思想之支柱。特别是胡适这时通过“读英文的格致”懂得一些“浅近的科学知识”，他日益迫切地想运用新的科学的观点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解释，显示出他科学理性观念的良好趋向。

1910年9月，胡适到了美国。后经过7年的科学文化浸泡，胡适对科学和理性感受日深，信仰益坚。这更促使他希望摆脱奴隶性，寻求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他认为：“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⁸⁵⁾正因此，他不满足康乃尔大学哲学系被唯心主义学派所占据的局面，而“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杜威哲学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非常真切地满足了胡适思想中对理性的需求，满足了胡适对传统道德伦理发生怀疑，但又无意完全以西方思想体系来取代的反叛者的心。这样，当他回国加入思想启蒙行列时，胡适形成了由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的怀疑论和杜威方法论结合而来的科学理性观，从而开始了社会改造与寻求中国理性的复兴。

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形成的胡适独特的科学理性观，向外要求学习，满足新思想的追求；向内谋求独立求知，从传统奴隶性中解放出来。因而，他重视倡导科学，把科学作为新型的人所必需的修养，告诫青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⁸⁶⁾同时，因胡适具有强烈的科学理性态度，他在文化启蒙中曾一度更多地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求真理。”⁽⁸⁷⁾表现了与陈独秀科学观不同的特色，使启蒙更具有科学及其方法的基础。

胡适在科学启蒙中强调改造社会，而为达到社会改造之目的，又必须从改造人入手。谋求人的改造，是胡适社会改造的核心，也是他整体思想的核心。他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因为“社会是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留下一个再造社会的分子。”⁽⁸⁸⁾

胡适的学术兴趣很广，但他自认为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其中更侧重哲学中的方法论，认为只有方法论才是哲学上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它能教人怎样去进行改变世界的活动，怎样去提高人的智慧和能力，怎样才能避免发生错误，这一切皆围绕“人”的问题。胡适说：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⁸⁹⁾因此，胡适对哲学的理解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文化哲学，他对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渗透了这一方法论基础上的哲学“人学”，其核心内容就是宣扬科学理性观念。

文学革命源起于理性思考，因为新的时代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新的文学来表现，同时目的又是致力于理性再塑，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进而提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而且必须是“活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其中之基本趋向即由独立求真与进化所组成的理性倡扬。也即要求人们从奴隶性中解放出来。他说：“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人；一面教我的学斯铎曼先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企望造就“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⁹⁰⁾的文明世界。这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理性和个性解放基础上的社会和理性改革实践，无疑对当时人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理性倡扬的深入，胡适倾心力探究并实践新思潮的意义。认为新思潮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其意义正是贯穿始终的人的生存态度和思考方法，即“评判的态度”和“历史的观念”。他激励人们打破旧枷锁，用新的思想观念重塑一个理性世界。他相信人有能力、也有自己的准则检验一切，评判一切。正因此，胡适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整理国故”是要用历史进化观念和科学方法，“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⁹¹⁾以达到思想的解放和“再造文明”。这其中显然蕴含着科学理性渗入的人与社会改造的新意义。胡适还指出“考证”也是为再造理性世界，他说；“肯疑问‘佛伦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一种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因此，唯有用考证的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这种评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以及“重估一切价值”和整理国故的实践，成为胡适反传统与新人塑造、理性倡扬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虽然其中经验的、多元的、怀疑的思想倾向兼而有之；虽然其中还带有唯心色彩，但这毕竟是胡适谋求人与社会改造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观念由倡“个人主义人生观”以来的扩展和发散，也是一种理性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