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广大思想家知识者的宣传和启蒙

1.通过广大思想家知识者的宣传和启蒙

中国文化现代化是“外发型”的，“外发型”现代化与西方“内发型”现代化不同。西方“内发型”现代化在产生过程中，其社会内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在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情况下，从社会内部和底层产生出来的实践阶层，成为西方科技文化产生以致文化现代化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股是适应社会内部变更和满足新的时代要求，出现的与实践阶层相对应的以思想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功能与实践阶层相呼应，从思想上鼓吹，从理论上总结。这样，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实践的有形力量与思想的无形力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共同促成了西方从古代农业文明步入近代工业文明，推动了近代科技文化的产生，以致最终实现整体文化的变革。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在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被动地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冲击。而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是有知识的人最先感觉到这种新文明的含义，一般的民众仍处于不知不觉中。也即在封建势力包围下，知识阶层最先觉醒，最先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和洗礼，最先迎接外来文明的挑战，也只有这一支力量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知识阶层要承担双重的历史使命，既要首当其冲，亲自去实践，充当实践者的角色；又要作为最先的觉悟者和有知识的人去启蒙大众，做思想工作。于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知识阶层的作用最大。他们既是科技文化的播火者和主体力量，又是促使科技文化推动整个社会民众文化变迁的行动者。

科技文化通过思想宣传和启蒙影响民众文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通过思想家宣传和介绍西方科技文化，从总体上影响中国文化向现代性转换，包括民众文化也随之变化。这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到戊戌变法的制度性文化变革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伦理的自觉”、深层次的文化启蒙等，都是如此。特别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使西方科技文化突破文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介绍和宣传更具有明晰性和确定性，广大民众更易于接受。另一方面，科技文化通过思想宣传和启蒙对广大民众影响的表现，是思想家知识者在直接倡导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中实现的。广大思想家在寻求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较早地认识到启蒙民众和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最先注意国民性的是戊戌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对中西国民性，包括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的差别，作了深刻的概括，指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而不可复衰、既治而不可复乱为学术文化之极则。”因而改造中国国民性极其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以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天命、言排外、贵自强等，表述了中国传统心理与观念的主要特征。他更在《呵旁观者文》中，认为“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康有为也在1898年6月上光绪书中指出，中国往昔处于“一统之世”，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一贯是静、隔、散、防弊，而西方现今已处于“竞长之世”，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则是动、通、聚、兴利。正是在这种国民性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呼唤具有多种知识、健全的近代国民。严复为此提出近代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包括智、德、力三方面，要求“新民德”“开民智”。梁启超也力主“新民”。

经过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新一代有识之士更认识到世界之竞争，已不再是国家之竞争，而是国民竞争，“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使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力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再加上1900年义和团运动暴露了广大基层社会中许多落后的封建因素，这更使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启蒙民众的重要性。如果说戊戌维新时代，广大变法思想家倡导西学主要是寄希望政府的话，那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由对政府的失望，转而对民众的希望；由于英雄奋斗的孤独，转而向民众寻找同盟。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于是成了“五四”思想运动的主旋律。“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大思想家以学校青年学生为主要阵地，以学校教育、文学艺术、报刊创办等为主要传播媒介，以揭露和批判传统中国国民性，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要手段，使这场自近代开始以来即出现的国民思潮，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在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广大社会民众文化的变化，是在广大思想家宣传西方科技文化，开了时代风气中进行的；也是在广大思想家直接启蒙民众、铸造近代国民的努力中发展的。因此，广大思想家知识者的宣传和启蒙运动，乃是科技文化对民众影响的最主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