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文化迁移现象与科技学术界的成长

独特的文化迁移现象与科技学术界的成长_中国近代科技思潮

3.独特的文化迁移现象与科技学术界的成长

由于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需要，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向科技领域进军的文化迁移现象，从而推动了科技学术界的产生。而科技学术界的成长又是与科技教育的发展相辅相成的。

向科技领域的文化迁移是20—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其形成与当时欧美文化影响紧密相关。

首先，体现在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其影响上。中国留学生在晚清时期主要是去日本，且以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而随着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大批中国留学生长途跋涉转向欧美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1908年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用以办理留学事业及日后的清华学校。庚款留美学生原则上规定应以8/10学理工及应用科学，2/10修习社会科学。到1930年，国民政府甚至规定每次所遣留学生名额中，理、农、工（包括建筑）、医至少应占总数的70%。有数字统计，1854—1953年一个世纪内中国仅留美学生达21000人。⁽⁶⁸⁾这些学习科技的留学生回国后涉足于教育、科研机构及工业领域，成为中国科技学术界的主力军。我们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所统计的数百名科学家中可以看到，80%以上是留学回国人员，并在国外获得各类学位。⁽⁶⁹⁾

其二，“中基会”的成立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推进。中基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简称，成立于1924年9月，第一届董事会由中美董事15人组成（其中美国董事占1/3）。该会负责接收与保管美国第二次退回的庚款余额，并“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1925年6月中基会就该会之宗旨做了如下宣言：

兹决议美国所退还之赔款，委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者，应用以：（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认验与表证，及科学教育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⁷⁰⁾

中基会的科学事业自始即以自然科学为主，而自然科学事业又以科技教育事业为核心。中基会干事处曾明确规定教育事业的范围即：

科学研究，包括物理、核心、生物、地学、天文气象学。科学应用，包括农、工、医科。

科学教育，包括科学教学、教育科学之研究。⁽⁷¹⁾

中基会在这种宗旨和要求下，做了大量推进科技教育的工作。一是师资培养以改进教学，包括设立科学教席，举办暑期研究会与补习班；二是设立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和编译委员会，编译科学教科书；三是充实实验设备以促进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如在设立科学教席方面，1926—1936年十年间，中基会共设立了161座教席，其中有44位教授，全都有海外留学之经历，尤以留美者为多。这些科学教席为培养中学师资，推动中学科学教育之改良做出了突出贡献。1932年，中基会曾总结说：“在此过去六年中，本会对于接受教席之学校，除各教授六年薪俸不计外，每一教席例得补助设备费一万元，于学校之学科设施，不无相当影响，故六年来，虽值政府教育经费短缺之际，而各教授赖此补助，犹能树立实验设备之基础，照常安心授课指导，并以余力施行研究。……其设备基础及教学精神，将于吾国科学教育之前途，发生永久功效：此吾人所可断言也。”又如教材编译方面，虽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在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学科的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果。再如实验设备方面，中基会于1926年即开始补助地学院校之理科设备，至抗战前共计补助了36所大学院校。⁽⁷²⁾

其三，正是在这种欧美文化的影响下，国内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向科技领域倾斜和转移。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⁷³⁾1931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确定教育设施趋向案》又提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⁷⁴⁾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更直接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据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但到193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工科则为15200人。⁽⁷⁵⁾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大量兴起，也推动着科技教育的发展。笔者统计，近代中国各类科学技术团体多达710个，其中1911年之前仅92个，而民国时期包括解放区33个共达到618个。⁽⁷⁶⁾而对各类研究的资助也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上，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1926—1945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而从其资助的专业分配看，在1928—1945年间资助的文、理、工、农、医等共22个专业中，文科获资助仅41项，而理、工、农、医等获资助达到694项之多。⁽⁷⁷⁾

近代科技的发展，各种关于科学技术包括教育和科研学术机构大量出现，科学技术人员快速增长，汇合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科技学术力量。这一快速成长的科技学术界的出现，不仅是教育后代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承担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的主力军，也是社会现代化变革酝酿的温床，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国内科技教育的实践充分反映了这一文化迁移。就大学而言，20—30年代中国大学理科教育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22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属于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大学理科教育还很落后，虽然新学制颁布后，全国不少单科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以致全国公私立大学从1922年的19所剧增至1928年的74所，但多为名不副实。科学史家李佩珊曾指出，此时理工科教育较好的只有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如山西大学预科的理科各科课程要求较严，大学部正式分为法律、矿冶、工程和科学四个部；天津的北洋大学在师资和设备上也均属前列，工科教育一直有着良好的声誉。而此时教会大学在理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普遍较国立大学好。如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是从这些教会大学开始的。北平燕京大学于1922年就开始授予科学硕士学位。自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后，为保证医学生的科学和文化水平，于20年代初委托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广东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等多所教会学校和私立南开大学等开办医预，为协和医学院选择优秀的医学生创造了条件。为此，洛氏基金会还给以资助，用以提高这些学校有关教师的薪金和补充科学设备，从而促进了这些学校科学教育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到1926年，在16所教会大学中有4000名学生，约占当时大学生总数的1/5，有高级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1/2，而在当时排名前列的国立大学中有高级学位的教师仅1/3。⁽⁷⁸⁾

第二个阶段，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8月，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两年后又颁布了《专科学校规程》。据此，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内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凡成为大学者，必须同时设立三个学院以上，且三个学院中必须有一个学院为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不满三个学院者，只能成为独立学院，不能称大学。这样，大学得到了清理并走上了规范。美国洛氏基金会1933年对中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的调查表明，当时中国有六所大学在教育设施和科学研究方面能够满足4年制的理科教学，即国立的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私立的（教会办的）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有4所大学的工程教学是充实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根据美国学者James Reardon-Anderson对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国化学会主办期刊上登载化学论文数目的分析，排在前4名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其论文总数为149篇，占期刊全部论文232篇的1/2以上。这一对化学论文的统计还表明，中央研究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论文数目比大学少。在1931—1937年的全部论文总数中，国立大学占66%，教会大学占17%，各类研究机构占17%。⁽⁷⁹⁾研究机构的论文数少的原因同他们中多数建立得晚、研究人员少有关。这一时期大学理科教学和研究的情况表明，起主导作用的已经是国立大学。

这时理工科大学学生人数也有大增。1931年的统计表明，理科大学生总数为4407人，工科大学生总数为3267人。当然文、法等学科学生总数还比这些数字大。1933年，教育部鉴于国内文法教育等科人才过剩，而各大学学理工农医者太少的状况，曾经严格规定新生比例。其办法分文法商教育为甲类，理工农医为乙类，甲类各系新生平均数目不能超过乙类各系新生平均数目。专办甲类学科的独立学院，各系新生不得超过50人。如不遵照规定办理的学校将不予以核定。可见当时对科学教育提倡的力度。同年，教育部曾拨款72万元用以扶助私立大学。其中各校理学院及各理科共得31万余元；医工农纺各校及各院科共24万余元；各校文学院及各文科、教育、体育等科系共得10万余元；另5万元为临时救济费。文理之比例为1∶3，若加上其他实科则为1∶5。⁽⁸⁰⁾这一切说明当时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对科学教育的促进。

在大学科学教育的发展中，工程教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值得注意。据顾毓琇的统计，到1935年全国的工程学系达到70处左右（见表7.6），其中土木17处，机械16处，电机14处，化工10处，矿冶5处，纺织3处，建筑测量各1处。

表7.6　1935年中国大学工程教育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顾毓琇《中国工程教育的前途》见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中国科学化问题》1936年版，原载《教育》第25卷第10号，1935年6月8日。

顾毓琇调查认为，这些工程学系中有三分之一是新办的，在新办的各系中，又以土木机械为最多，电机化工次之。这种状况是与当时社会的需求紧密相连的。顾毓琇认为，这些年国内建设突飞猛进，各省市纷纷修公路，陇海路延长，粤汉路兴筑，加以各处兴修水利，如治黄问题、导淮问题、灌溉问题等，在需人，所以土木工程师的销路非常之好，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的土木系都是此时新办的。机械方面以前不太重视，至1922年上海交大始办机械系，北洋工学院1925年始恢复机械系，中山大学等的机械系虽从工专沿传过来，但是学生也不多。直到30年代后航空事业及机械制造事业渐渐重要起来，各学校方始添办机械系，新办的工学院如清华、武汉、山东各大学都已增设，但毕业生还要到1936年才有。电机和物理比较接近，化工同化学关系也最密切，所以一些大学的理学院开始添办电机和化工两科，最明显的就是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顾毓琇说，全国70个工程系，每年平均毕业20人，则每年的候补工程师大约有1000余人。

顾毓琇认为，到3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程教育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讲都有显著进步，其表现有四：一是“因为近年来国内科学的进步，加上许多科学程度好的学生都肯学工，还有现在许多办工学院的大学都有很好的理学院，供给较为完备的科学训练”；二是“实验的设备较好”；三是“教授的程度较好”；四是“实习工作的注重。现在工科学生非做实习不可，不做实习便不能毕业，有许多学校还指定学生于暑假时赴校外实习三四星期。”⁽⁸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推动大学科学教育发展而进行的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在20—30年代有了极其重要的进展。1926年，交通大学在校长凌鸿勋的策划下，“为研究高深学术，促进科学及技术的实验”，⁽⁸²⁾建立了工业研究所，这是我国大学最早正式设立的科学研究所。后利用美国退还庚款设立的清华大学，科研活动后来居上，自1929年开办研究院，首先试办了物理与外国语文两个研究所后，陆续成立了化学、生物等近十个研究所，并公开招收研究生。北京大学也直到1932年正式设立研究院时增设了自然科学研究部，下设数学、物理两个研究所。⁽⁸³⁾此外，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北洋工学院及私立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各种研究所。⁽⁸⁴⁾1936年教育部曾正式公布了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所调查统计情况，见表7.7：

表7.7　1936年大学研究所设立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5页。

随着大学的各类科学研究所的纷纷建立，大学的科研气氛渐浓，大学的科学教育发展开始逐步走入发展轨道，科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于1934—1936年间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的专题研究情况进行了调查，大学科研情况可见一斑。（结果见表7.8）

表7.8　1934—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专题研究情况一览表

表7.9　参与以上专题研究的研究人员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第56辑第157页。

此处转引自徐明华《民国时期大学的科学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期。

从表7.9可以看出，当时大学的科学研究已初具规模，1934—1936年两年之中，在研及已经研究完成的科学专题共达到1102项，其中属理工农医类达到743项，占全部研究项目的67%以上；同时，参加研究的科研人员达到1066人，大学的科学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当然，从上表中也可看到还存在许多缺陷，如在所有研究人员中，主任研究员达738人，而合作研究者和助理研究者共计才328人，平均每个主任研究员的合作人数尚不足0.5人，这说明科研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研究生及大学生从事真正科研训练的机会还很少；同时，私立院校人均研究课题和完成的课题均较公立院校为多，说明私立院校特别是教会院校曾经一度在研究方面占取主导地位。当然，也要看到，已完成的课题数私立院校比公立院校多，但在研的课题数公立院校又大大超过私立院校，这又说明公立院校在科学研究方面又有超过私立院校而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科技学术界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上，还体现在基础性的中学理科教育的普遍开展上。

从中学的理科教育看，各地对中学理科教育的提倡从政策到实践都得到加强。教育部对大学文法教育类招生采取了限制措施，以保证加强理工农医类新生招生的比例，这显然推动了中学理科教育的自然加强。同时，30年代，各省教育厅重视各公私立中学的理科教学，增厚理科设备，添置理工专门学校等，也已成普遍现象。如1934年南京市曾拨款5000元辅助市内各私立中学充实理科设备；安徽教育厅协同各中学校长教员用5万元经费到上海购置仪器和机器，分发给各省立中学和职业中学，使之符合教育部颁布的设备标准，还筹设科学馆10所以增进民众及学生的科学知识。江苏教育厅除对原有的专门学校加以扩充整理，各普通中学注重理科教学外，还将三所普通中学改为理工专门学校。其他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采取奖励中学理科会考成绩优秀者，各地还鼓励中学举办科学讲演竞赛等。⁽⁸⁵⁾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学理科教育的开展。

根据新学制，1924年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纲要》。1929年，教育部重新颁布了这一《纲要》，并稍加修改后，于1932年正式颁布，称为《中小学课程正式标准》。此课程标准中关于自然科学五门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的课时数安排：初中阶段三个学年中五门课每周学时总数为60个学时，占每周208个总学时数的近29%；高中阶段三个学年四门课的每周学时总数为55个，占每周197个总学时数的近28%。⁽⁸⁶⁾下面以《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学自然科学课的具体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试验要求。（见表7.10）

表7.10　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物理课程标准情况对照表

资料来源：骆炳贤、何汝鑫编著《中国物理教育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0—30年代制定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特别是中学自然科学的课程标准，是我国第一次制定的自然科学教学大纲，其规定的目的、要求和方法等方面都比较合理，对保证20—30年代的中学自然科学教学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从《中学物理学课程标准》可以看到，20—30年代中国的中学自然科学的教学要求很明确；重视能力的培养和直观教学原则；也重视理解原理和实际应用；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了自然科学学科的特点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当然，由于教学要求相当高，但课时又少，而且在“教材大纲”的附注说明中，又指出这是最低限度，显然，这有些脱离学生实际，这同《标准》对实验的要求一样，是难以达到的。但不管如何，毕竟中学自然科学的较为规范的教育已经开始，这无疑又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不能忽视。为了能适应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对中级技术人才和社会成员对继续教育的要求，根据新学制，20—30年代中国建立起了自成体系的、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替代了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这也反映了当时普遍盛行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潮。蔡元培曾说：实利主义教育，就是要“以人民生计为普遍教育之中坚”。“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实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⁸⁷⁾蔡元培强调实利主义教育为当务之急，并且把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等都归入实利教育的内容。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对科技和应用人才的需要；而这些学科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实现，则又推动了科技教育的普及。